溯源争议中 认为病毒学家隐瞒的12条理由(图)
武汉病毒所新发传染病研究中心主任石正丽（图片来源：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8月15日讯】（看中国记者成容编译）尽管中国及其在科学机构中的盟友，竭力否定任何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造成Covid-19的想法，但关于这场大流行病起源的说法，已经缓慢地但肯定地发生了转变。而处于病毒溯源争议中心的，是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
美国总统拜登将收到一份他要求美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报告，该报告旨在确定2019年底，在武汉出现的致命冠状病毒的最可能来源。
不过，英国著名调查记者巴雷尔（Ian Birrell），在8月15日发表在《星期日邮报》上的长文称，病毒源谜团的中心，是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因为她到离武汉数千英里的中国南部蝙蝠洞猎取病毒，而被称为“蝙蝠女”。她的团队已经收集了1万多份蝙蝠样本。
她是武汉病毒研究所（WIV）新发传染病中心的主任，这是一个秘密的、最安全的实验室，她在这里监督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
石正丽承认，在第一次得知新型冠状病毒时，她担心会有泄密事件发生，但后来她告诉散布这种“谣言”的人“闭上你们的臭嘴”，同时“用我的生命”保证，这种大流行病与她的实验室或研究没有关系。
一家科学杂志指出，她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回答问题。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前北京官员韩涟潮说：“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一直在严格控制信息。她的言论应该被看作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全球运动，以逃避对这场危机处理不当的责任。”
但是，自大流行病爆发以来，石正丽已经做了少量的公开干预，从采访到科学论文，正如巴雷尔汇集在这份《星期日邮报》的文章所显示的那样，她的否认并不能打消人们对病毒起源的日益关注。
研究员的妻子被“Covid杀害”
今年早些时候，世卫组织调查团负责人、丹麦食品科学家恩巴雷克（Peter Ben Embarek）说，可能存在“人为错误”，而且一名研究人员在蝙蝠洞中收集样本时被感染也是“一个可能的假设”。
恩巴雷克关于“人为错误”可能性的承认意义重大，因为这是在美国国务院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19年秋季因类似Covid的症状而患病，这是在第一批确定的病例的几周之前。
领导美国国务院调查的阿舍（David Asher）称，三名科学家，可能在2019年11月的第二周因病毒而患病，其中一名研究人员的妻子死亡。
石正丽对此类指控作出了强烈回应，她在去年7月告诉《科学》杂志，“到目前为止，我们研究所的所有工作人员和学生没有感染。”两个月前，她再次宣称研究所的所有人未感染病毒。
该研究所在武汉的两个基地有590名工作人员、学生和研究人员，这使得石正丽的说法在统计学上不太可能。一项关于抗体的中国官方研究表明，武汉有487,000人感染了病毒，在一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中，几乎每20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这相当于，该研究所有29个病例。
徒手拾取的蝙蝠样本
根据世卫组织的溯源研究，石正丽给出了“关于她的团队在冠状病毒方面工作的广泛报告”，并坚称“所有实地工作”都是在“完全个人防护设备”下完成的。
这与杂志上的照片、她团队的视频录像，以及她在2018年所做的讲座相矛盾，幻灯片显示，未戴口罩的研究人员在捕捉蝙蝠或徒手取样。石正丽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穿着更简单的保护，这没有问题。大多数蝙蝠传播的疾病不可能直接感染人类。在什么情况下，我们会加强保护？例如，当山洞里有太多的蝙蝠，甚至在你进入时有很多灰尘。”
与中国军队的联系
华盛顿声称，武汉病毒研究所与中国军方合作开展秘密项目和机密研究。石正丽否认了这一说法，她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个民间机构，其工作是“公开和透明的”，关于军事合作的“谣言”是“不正确的”。然而，她和与军方有联系的中国科学家一起发表了关于冠状病毒研究的论文。
一位意大利记者发现，该研究所的监督委员会中有两名高级军事科学家，这加剧了人们对该实验室在疫情爆发前被军队利用的怀疑。而且，这一消息被张贴在并留在受到严格审查的《南华早报》网站上。《南华早报》还称，陈薇在2020年1月初，与军事专家抵达武汉后，“领导”武汉病毒研究所“了解”新病毒的工作。
消失的数据库之谜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亚洲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储存库。然而，它已经关闭了一个包含22,000个病毒序列和样本的重要数据库，确保独立的科学家无法看到它们。
石正丽说，这样做是因为她的研究所的网络服务器“在Covid大流行期间......受到了猛烈的攻击”。
两个月后，英国科学家达萨克（Peter Daszak）--她的朋友、研究伙伴和世卫组织调查小组成员--说，石正丽告诉他们，有“大约3000次黑客尝试”，所以他们删除了数据库。
然而，该数据库是在2019年9月12日被拿下的，在武汉开始出现第一批感染者的几周前，也是在全球关注她的实验室之前。
封存20年的重要研究
当被BBC问及失踪的病毒数据库时，石正丽声称，他们的工作是自由分享的。石正丽说：“我们所有的研究结果都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病毒序列被保存在[美国管理的]GenBank数据库中。这完全是透明的。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
然而，《华盛顿邮报》通过公开记录和准则，发现存在未明确的机密项目，并讨论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在中国国家保密法下的责任。
一些研究被封存长达二十年之久，同时还有与外国人分享信息的协议。该研究所还参与了一个关于病毒病原体的重大研究项目，该项目受到坚持“与秘密有关的科学数据将不会被转移”的规定的限制。
最近，根据信息自由规则获得的曾在中国一个重要的疾病控制中心工作的俄亥俄州病毒学家刘善路（Shan-Lu Liu）的电子邮件显示，他告诉一位科学家伙伴，“武汉实验室有许多蝙蝠样本尚未研究出来，也没有公布结果。”
对缺乏训练有素的专家的安全担忧
石正丽坚持认为，“我们研究所的高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一直在安全和稳定地运行”，尽管她承认，他们的冠状病毒研究并不是在他们的最高安全级别实验室进行的。
去年5月巴雷尔透露，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人承认，在大流行之前的几个月，此类实验室的安全和维护存在严重缺陷。
袁志明在一本杂志上写道，兼职人员填补了熟练工作人员的工作，使得“难以及早发现和减少设施和设备运行中的潜在安全隐患“。他的担忧与美国外交官的担忧不谋而合，他们在访问武汉病毒研究所后警告说，缺乏训练有素的技术人员和明确的协议是对安全操作的威胁。
他们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现第一例的？
石正丽说，她的团队“在2019年12月30日首次收到不明肺炎的样本”，这让她从上海的一个会议上赶回来，以确保没有出现实验室泄漏。她告诉中国国家电视台：“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接触或研究过这种病毒，也不知道它的存在。”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给出了不同的说法。他说，他们于12月27日将一名患有未知新疾病的病人的样本送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它两个中心。他说，在当天晚上10点之前，人们对武汉处理的是一种“源自蝙蝠的、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达成了“高度”一致，“病毒研究所也在电话中告诉我们这些”。
他们是否隐藏了关键的基因组序列？
一名因封锁被困在武汉的中国记者说，他了解到，石正丽的研究所“早在1月2日[2020年]就完成了基因测序和相关测试，但被封口”。
这种数据对测试和疫苗至关重要。其它当地报道显示，在世卫组织于2019年12月31日得到关于这种“未知”新疾病的消息之前，中国的私营公司已经完成了疫苗研究的工作。
石正丽后来承认，他们在2020年1月2日已经“确定”了全基因组序列，但需要确保它的准确性。八天后，该序列由一位勇敢的上海科学家，在未经官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然后他的实验室被关闭以进行“整改”。
大流行病论文中遗漏的“冒烟枪”
去年2月3日，石正丽发表了关于病毒起源的大流行病的最有影响力的论文，该论文认为，Covid-19大流行病几乎可以肯定地追溯到蝙蝠。它是在中国姗姗来迟地承认人际传播的同一天提交给《自然》的。
奇怪的是，他们没有提到这种新病毒最奇怪的方面：“弗林蛋白切位点”（furin cleavage site），这是一个在类似类型的冠状病毒上没有发现的特征，使其能够有效地进入人类细胞。
专家们想知道，尽管石正丽之前在另一篇短文中腼腆地提到了“一个切位点”，但她为什么没有在有影响力的科学期刊上详细介绍这些关键信息。
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指出了其重要性，他说：“当我第一次看到弗林蛋白切位点时......我对妻子说，这就是病毒起源的冒烟枪（确凿证据）。这些特征对自然起源的观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改名隐藏与矿工死亡的联系
《自然》杂志的论文解释了Sars-Cov-2：引起Covid-19的冠状病毒菌株，是如何与石正丽之前在中国南部发现的一种名为RaTG13的蝙蝠病毒96%相同的。这一发现强调了此类疾病是如何在自然界出现的。
然而，与此同时，RaTG13可能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才能在野外发展成Sars-Cov-2，而且似乎太遥远了，无法在实验室中进行操作。
石正丽没有提到该病毒的名字已经从早期论文中的一个提法中改了过来，这掩盖了它与2012年三名矿工的联系，他们在清理中国南部一个废弃的铜矿时死于一种奇怪的呼吸系统疾病。
几个月后，在投诉导致《自然》杂志要求提供“附录”后，石正丽才确认了这一点。该报告披露了在该矿发现的另外八种病毒，尽管当时没有分享它们的细节。
致命的矿井病毒之谜
石正丽的团队调查了三名矿工的死亡情况。她告诉《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洞穴里到处都是覆盖着真菌的蝙蝠粪便，“真菌原来是使矿工患病的病原体”。这句话在世卫组织的报告中被重复。
这些矿工可能死于真菌的继发感染，但他们似乎首先患上了可能由病毒引起的肺炎。《自然》杂志报道说，为寻找他们呼吸道疾病的原因所做的努力，包括对一种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的抗体进行测试，结果是阴性的。
但是，一篇已经从互联网上被消失的关于矿工死亡事件的研究生论文，和中国顶级传染病专家高福（George FGao）都报告发现了抗体。高福说：“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当时在矿上感染力一种新的病毒。”
他们是否让病毒变得更加致命？
关于Covid起源的辩论，将注意力集中在高风险的“功能增益”（GOF）研究上，这种研究使病毒更加强大，更容易感染人类，并在美国被短暂禁止。
石正丽告诉《纽约时报》：“我的实验室从未进行或合作进行增强病毒毒性的GOF实验。”
但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生物学教授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说，2017年，石正丽发表的研究，通过结合不同Sars相关冠状病毒的遗传信息构建新病毒。他说：“每个产生的嵌合病毒都是掷骰子，可能的结果是较低、不变或较高的大流行潜力。所产生的嵌合病毒中有两种能够感染人类细胞。”
这项工作随后在美国的资助下进行了扩展，直到被媒体披露后停止，但研究结果仍未被披露。
埃布赖特认为，根据美国关于功能增益研究的政策，已发表的工作和资助细节都符合“潜在的大流行病原体增强”的定义。
最近，石正丽说：“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不断向一个无辜的科学家泼脏水。”对此，巴雷尔总结说，“如果蝙蝠女清理这些围绕她实验室的谜团，而不是编织一个奇怪的欺骗网，也许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