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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 带“原罪”下乡 知青的悲惨路(图)

2021-08-15 11:00 作者:罗丹 桌面版 正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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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在农村
知青在农村积极劳动,却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生命得不到保障。(网络图片)

导读:老人以为,死可以为自己一生的苦难、为儿子蒙受的冤屈解脱。她想不到的是,她的苦难也许解脱了,儿子的头上又加了一笔:母亲畏罪自杀。家门贴上了封条,知青徐某无家可归,又不敢回乡,只有四处流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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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的话

1978年的10月10日,云南农场一名女知青因为难产不幸猝死,引发云南知青的愤怒。下乡十年,平均年龄30岁,依然集体住在最初简陋的茅棚里,没有任何医疗设施,知青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他们联名上诉,自发组织请愿团一批接一批地向北挺进。

1978年12月28日,请愿团百名知青代表北上请愿,因为重重受阻,代表们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羊角凹集体卧轨,他们手挽着手、沉默坚决地坚持了三天三夜……

早在云南的上海知青返城风潮前11年零4个月,1967年8月17日的深夜,湖南长沙的六千知青开始了惊动全国的知青大逃亡。上海知青所有经历过的请愿、游行、绝食、卧轨,长沙知青早他们十几年就一一做过了。这和湖南的上山下乡运动要早全国四年有关,和湖南1964年的“彻底贯彻阶级路线”有关。

1964年9月,长沙市六千初、高中毕业生下放到了湖南偏僻小县江永和零陵等地,其中“黑五类子弟”占百分之八十五,这个比例在我们白水知青中还可上升到百分之九十五,且不乏学业优秀者。从数字来看,湖南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显然有失公允,使得六千少年下乡的动机中或多或少的带有“原罪”。

在最初的两年里,这些从16岁至20岁的年青人干得有声有色,他们积极劳动,办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有知青为病重的农民献血,有热心的家长捐款给生产队建发电站;他们写诗、写剧本,抒发自己的理想情怀、颂扬村里的好人好事,自编自导自演,很受当地农民的欢迎。不少人写下了豪言壮语:“誓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农村干革命……”

江永知青的表现很快影响到了省内外,一位中央首长说:希望省省有江永。

著名导演谢铁郦拍摄知青专题片《在广阔的天地里》,其中有一个大场景就是在江永、在我们白水公社拍摄的。他指着一座山头上的圳景塔说:“你们知识青年下农村不就是干革命吗?看,那就是延安塔,冲啊!”

临时组织起来的知青有千多人,导演一声令下,大家就向着“延安塔”跑去……

带有“原罪”的单纯少年,他们特别看重“革命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

1965年新年刚过,江永四个长沙知青的不幸死亡,在知青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一是高泽源林场的男知青汪,因公去广西灌阳招募民工和定打挖山锄头,回场路上在突来的风雪中迷路冻死;二是大远公社两名刚满十七岁的女知青在一场大火中丧生,另一名跳窗的留住了性命,却失去了美丽的容貌和健康的体魄;三是瓦屋下的男知青陈,身体虚弱又不甘落后,在坚持犁完一丘田后咳血不止,因为得不到及时的救护,几个小时之后就停止了呼吸。

他们的死必然地引发出一些问题:知青下放的生产队多是贫困队,本身不具备接收知青的能力,农民只能将老队屋、猪牛栏屋稍加改造让知青住进去,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可言(在大火中烧死的两名女知青就是住在猪栏屋搭建的阁楼上,楼下储备着饲料、稻草等易燃物);部分知青身体瘦弱承受不了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患病得不到医治,意外死亡的情况仍不断发生。

1966年后,随着知青的年龄增长,不满情绪悄然滋生。而这时,有人别有用心地在知青中挑起了一场自觉革命,写大字报,互相批判,互相伤害。这场自觉革命的结果实质上成了日后大逃亡的前奏。知青出身之“黑”被一一披露,令当地农民十分惊愕。

1967年8月13日,与江永毗邻的道县,由派性武斗疯狂演变为对“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集体屠杀。“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成立,他们的宣言是:“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画大红勾的杀人布告赫然在目。杀人手段之残酷,不忍再述。

8月29日,湖南省驻军解放军陆军47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坚决制止湖南道县的反革命BaoLuan”,9月初的几天里还只能动用军用飞机在道县的上空往下投“禁止杀人、杀人犯法”的宣传单。9月27日,47军和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联合发出紧急通告,直到10月17日,历时66天的杀人事件才彻底平息。

“BaoLuan”影响到周边十个地区,与道县相邻的江永县首当其冲,一个夜晚的速度,整个江永县就已经笼罩在血腥之中,“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未能幸免,一条白水河成了污血河。

知青中的“黑五类子弟”不少人上了黑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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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之死

8月17日,长沙知青王伯明和一知友在饭店吃早餐时,四个端着鸟铳的农民冲了进来,“谁是王伯明?”王伯明回答:“我就是。”

“地主崽子王伯明!”呯!呯!呯!一连串的铁砂弹在王伯明的脸上、身体里炸响,顿时鲜血喷溅,全身乌黑,当即死亡。年仅22岁。

王伯明的死决非偶然。

王伯明何许人也?长沙市第三中学62届高中毕业生,中学生歌舞团乐队指挥、“红云诗社”主笔,连考三届大学,因出身问题未被录取,1964年下乡。在江永县成立知青农艺队时,因出众的才华,成了农艺队的一员。

王伯明和大多数知青一样,是带着“原罪”下乡的。父亲本人只是普通的会计人员,他的罪恶是在解放前夕为岳父,也就是王伯明的外公买了一张去台湾的车票并将他送上了火车。因此事被判刑坐牢几年,逢运动都是斗争靶子,被反复投入狱中,由反革命演变成历史反革命,加之“右派”头衔,最终失去工作瘫痪在家,对他的斗争才算结束。

下乡后,王伯明对农村生活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的一首小诗《吹烟》,写得抒情浪漫:不是虚浮,是向上的表现/虽无云的色彩,也想打扮蓝天/狂风吹不断我的躯体/我啊,和火热的生活息息相连。另一首长诗《新农民之歌》,写得激情澎湃:扶着犁,扬起鞭/赶着我的小黄牛朝前走/紧紧地追赶春天……这些诗句朗朗上口,在知青中影响很大。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无疑有些“左”,而对于1964年下乡的知青来说则颇具代表性。因为出身,他们的心灵深处或多或少的存在着一种“自虐”。

挑担子只挑得起100斤重的拼着命也要挑上150斤、200斤,以折磨自己、以肉体的疼痛求得罪恶的洗涤、灵魂的升华;日记中经常写些勉励自己的话,写学习心得,对个人的思想行为严格地上纲上线乃至批判。因着一份真诚,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因着父辈的阴影,有着超出年龄的被扭曲的成熟。

王伯明在1965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要加强文学、艺术修养,在这方面为人民做出贡献来。要快,你的时间不多了!一年之后,将有大的变动发生。”

文革一开始,偏僻小县江永沸腾了。红卫兵旗帜到处飘扬,派性组织针锋相对。

自觉革命之后,同一批下乡的知青被划分了等级,有人评为劳模,有人已经内定要抓进看守所,有人已经关进了看守所。胆大的直接向省委写信申诉,并提出了江永知青安置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

1966年秋,以零陵(今永州)地委书记宁生为团长的调查团来到江永,对知青的安置工作进行考察。持正反观点的人有过几场大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王伯明就知青问题发表了个人观点。他以事实为依据深入阐述,令持反观点的人瞠目结舌。他的锐利的目光,标准宏亮的普通话,给到会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967年新年零点,江永县保守派以逮捕造反派头头为名,王伯明和十几名知青被捕入狱。

可以说,王伯明是带有“原罪”下乡的知青中最早觉悟的人之一,他成了第一个被枪杀的目标,不是偶然、不是意外,而是有策划的必然。

(未完待续)

責任编辑: 辰君 来源:《知青笔记》 --版权所有,任何形式转载需看中国授权许可。 严禁建立镜像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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