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香港与中共百年的恩怨(图)
2021年七一，警察在铜锣湾严阵以待，阻止市民集会、示威，期间有市民被逮捕。（图片来源：李天正/看中国）
【看中国2021年7月5日讯】中共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前夕，对香港《苹果日报》采取致命手段，冻结《苹果日报》的营运资金；这显示中共的“勿忘初心”就是扼杀新闻与言论自由。中联办主任骆惠宁宣称禁止“结束一党专政”的口号，也显示中共的初心就是建立压迫人民，包括香港人的一党专政政权。他们的画皮已经被彻底撕下！
事实已很明确，共产流氓所洗刷的所谓“百年耻辱”，实际上是将英国人把香港从小渔村建造成功的“东方之珠”加以摧毁。中共建党一百年期间，或者香港处在“百年耻辱”期间，香港对中共与中国起着的是负面效应，还是积极作用？这是很有趣的问题，当然，不同的立场角度，会有一些不同的答案。
中共在香港的百年史
在这里，我要推荐2012年出版的由香港资深媒体人江关生所著的《中共在香港》（1921～2012）一书，全书近一千页，虽然主要讲中共在香港的情况，然而涉及了许多中共党史中的重要议题，也显示香港在中共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这点，在过去中共党史的著作中，基本上是空白的一页，恐怕也是他们所不敢触及的题材。这一页由香港人搜集到许多罕见的资料出版，中共以后要篡改或消灭这段历史就很困难了。
1955年我从印尼回到中国，就是在香港维多利亚港，转驳船在尖沙咀登岸再转广九铁路到罗湖进入深圳“祖国的大门”，那时绝对难以想到21年后我会移居香港成为香港人，并且也居住了21年。所以我对香港与中共的关系也很感兴趣。对此以前是模糊的认识，看了这本书以后，更加了解到许多事实，还知道许多过去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加深自己的亲身感受。
毛泽东与周恩来对香港有一个“长期利用”的政策，虽然这是1949年前后制定的政策（1949年“解放”广东时没有同时解放香港），那时因为他们已经尝到了1949年前利用香港的甜头；1949年后这个甜头更足。只有习近平这种蠢蛋，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且缺乏自信才会如此恶待香港。而这在邓小平决定收回香港时，已经种下恶果了。不论习近平还是邓小平，都没有读过什么书，不必讲人文修养，视野就是短浅，尤其习近平，因为没有经历过大时代的磨练。
香港与中共的关系，简单来说，1949年以前，香港是中共颠覆国民政府的重要基地，1949年后，香港是中共的对外窗口。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百年，香港基本上是中国人民的避难所（去掉日本人三年零八个月的统治与习近平的统治）。
1949年前的香港：中共颠覆国民政府的基地
我这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出身的人，过去在学习党史时，谈到中共1921年建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以1922年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始，然后是武汉的二七罢工，接着就是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实际上，中共建党后，香港只有10位名不见经传的党员，而且在社会上毫无影响力。香港的重要工会，与政党有关的，就是国民党孙中山，即使到了省港大罢工，主要也是与国民党有关的工会在领导，罢工工人离开香港到广州，也是孙中山的临时政府在接待与安排宿食。中共只是参与而已。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之一的苏兆征原先是同盟会成员，是香港海员工会领导人，到1925年才被中共挖角在北京或上海入党。中共因为缺乏产业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所以他被很快提拔，但也劳累过度1929年就病逝。
1927年南昌暴动后，红军不断打败仗南撤，到潮汕再被打散，周恩来得疟疾昏迷，由聂荣臻（后来十大元帅之一）护送到了香港，病愈才回上海。聂荣臻在香港多年，成为上海、广东、广西与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之间的重要交通站，甚至某些军事行动也是在香港策划的。1929年，李强（后来担任中国外贸部长）在中央苏区装好中共第一部电台，一个多月后就到香港来装，大概香港的设备零件比较好买，所以功率比较强。中共到了陕北后与各地电台的联络，有时就通过香港转接。
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中共派已故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儿子廖承志与潘汉年到香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潘汉年原来领导上海的左派文化界，来往于港沪之间，他的间谍工作发展到联合日本打击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军情系统。1955年中共开展肃反，毛泽东担心潘汉年把这段历史也坦白出来，所以把他逮捕关到死。潘汉年的太太就是香港有钱人家的小姐。日本占领香港后，香港的左翼文化人数百人可以平安离开香港到“大后方”从事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就是得到日本人的默契放走的，包括夏衍、郭沫若、茅盾等人。
1949年中共建国前夕，大批国统区“民主党派”要人，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为主，聚集在香港从事颠覆国民政府的活动，除了策划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包括北平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湖南省长程潜、云南王龙云等。他们还参与筹备中共的政协会议，并从香港分批北上到解放区。香港还有达德学院，除了培养青年革命者，还接待从南洋回国投身革命的侨生，我的一些学长、老师，还有现在在洛杉矶的冯国将，都是经过达德学院北上的。当然从香港北上的民主人士，后来许多成为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者，因为他们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了。
1949年后的香港：中共对外的窗口
1950年韩战爆发，联合国对中国进行禁运，中国亟需的物品，例如志愿军需要的大量药品也从香港走私进口，造就了霍英东这位“爱国商人”。中国也需要外汇买进口物品，所以中国的外贸也利用香港这个口岸，有了华润这个老牌国营企业。香港所需要的许多农副产品从中国进口，还有一些工艺品、中草药以及劣质轻工业品也在国货公司销售，喊出“爱祖国，用国货”的口号。香港为中国提供三分之一的外汇，高干的医疗用品、江青等权贵需要的奢侈品，乃至外国电影等，也依靠香港进口。
即使改革开放，香港也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桥梁，港商本身也为中国提供资金、人才、技术、管理等等。有一度中国还想学习香港的公务员制度，学习香港的廉政公署，然而一党专政的体制，怎么学得了这些？中国学习香港的一些经济运作制度，包括资本市场，尤其是深圳特区学习香港最快，可惜中国只有经济特区而没有政治特区，导致中国不但在政治上无法进步，九七后也导致香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崩解。连经济金融也要实现“中国化”了。
百年香港成为共谍中心
不论是1949年以前还是以后，香港作为国际都市，也就必然成为间谍中心。除了前述的潘汉年之外，一些左翼文化人从香港到南洋从事地下工作，例如巴人、郁达夫、司马文森、杜埃等，也是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做的。这就涉及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了。1985年公布的金无怠案件，这个混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中国高级特务，就是利用香港交接情报与金钱。1961年香港政府破获的中共间谍曾昭科，是华人在香港警界的最高职务者，曾送到英国培训。
香港也是中共训练间谍的场所。因为香港对中国的忌惮，即使曾昭科，也只是驱逐出境而已。1967年因为涉及炸弹暴力的暴动才有判刑。因此在香港做中共间谍最为安全。而香港当局对中共的了解远不如国民党，所以中共间谍在香港被破获的很少。与中国民运及台湾有关的中共间谍，香港更是一个活动中心。而庞大的中共地下党员就是“准间谍”，因为他们掩盖自己的面目暗地里为中共工作，估计目前有40万人左右。隐藏好的，为周围民众信任的，就是间谍的好材料可以加以培养。
百年香港成为中国人的避难所
对中国人民来说，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长期的战乱，香港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避难所。尤其1949年后，香港人文绉绉的所谓“避秦”，使香港成为多次流亡高潮的避难地：
1949年中共解放全国，逃来香港最多的是上海工商业者、广东被斗争的地主、国民党中的反蒋将领。其中上海工商业者，尤其是纺织业者对香港经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船王包玉刚，香港兴业查济民、还有唐翔千、安子介等等都是，苏浙同乡会就是香港有名的社团。广东出来的多为逃亡地主，他们到了香港还不放心，逃到更远的美国。
1961到1962年，因为大饥荒导致大逃亡，高峰时每天有几千人从海路与陆路逃到香港。
1966年文革以后，天下大乱，后来又要学生插队落户，于是又掀起逃亡潮。
1970年代初期，毛泽东要联美反苏，为了表示中国的“开放”，开始放侨生出国，但是绝大部分侨生只能滞留香港，无法回到他们原来的侨居地。我也是其中之一。我到香港后看到报导，当时香港人口中，有一半是原来的香港人，有一半已经是大陆非法或合法出来的。香港人的反共意识就是这样奠定的。
1978年改革开放后，移居香港的条件放宽，不是侨生，国内人士在香港、台湾、外国有直系亲属的，都可以申请。中国也趁机放出一些权贵或与国安部有关系的人出来，掺入香港各界。
九七以后，所谓港人家属要团聚的可以出来，更多的可能是权贵、民营企业家与贿赂者。接着是中共党内斗争的失败者。尤其到了习近平时候，更多政敌逃出来，不但被绑架回去（肖建华），还连累铜锣湾书店。到后来干脆要修例“送中”使绑架合法化，引发惊天动地的反送中运动。现在习近平不但封死中国人逃亡香港，而且以《香港国安法》逼得香港人要逃亡其他国家。跟随的是大量资金逃出香港，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严重动摇。香港真的要“百年”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