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可以说的“六四”
导言
1989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一场学生为了反贪腐、争取民主而引发的一场民间运动，称为“六四事件”，民间支持学生的一方称“六四事件”为“八九民主运动”，简称“八九民运”，又叫“六四屠城”；欧美国家以“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天安门广场示威”)或“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天安门广场屠杀”)来命名这次事件。中共政权初期称之为“反社会主义暴乱”、或者是“反革命动乱”，后来改称为“八九政治风波”。事缘由于学生悼念胡耀邦逝世，加上学生和人民不满中共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而引发出一场争取自由、民主和反贪腐的运动，最后导致中共政权派解放军前去“天安门广场”用武力镇压而结束，对中国、两岸三地以至世界的政治都有深远的影响。
为了使听众能清楚了解89民运的真实情况，我试图一一纪述从1989年4月15日至7月18日那三个月期间所发生的事，好让各位听众朋友对“六四事件”有一个概括的认识，然后由各位自己客观去分析事件。
以下有关“六四事件”的资料是我综合了可靠的网际网络资訉、传媒报导和本人对“六四事件”的认识撮写而成，以供各位听众朋友参考。
“八九民运”
1989年4月
1989年4月15日凌晨，当时曾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胡耀邦心脏病发在北京去世，北京很多大学师生张贴大字报去悼念胡耀邦。所谓“大字报”，就是公开张贴在墙壁上，以大字体书写的壁报，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盛行于中国大陆，是一种发报消息和表达个人意见的途径。
4月16日，各大学的“大字报”的内容由悼念胡耀邦转为辩论时局，要求澄清胡耀邦于1987年被迫辞职事件。
4月17日，大约有500位“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学生云集“天安门广场”，在“人民大会堂”东门举行悼念胡耀邦逝世活动，至晚上，“天安门广场”已聚集了上千名其他高等院校的大学生和前去增援的市民。至深夜，数千名“北京大学”的学生从“北京大学”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沿途呼喊：“打倒贪污”、“打倒官僚”、“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口号。
4月18日，大约有3000名大学生和市民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人大常委”接见。“人大常委”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的组织。学生向“人大常委”提交请愿信，提出下列七点要求，内容包括：一，正面评价胡耀邦的政绩和肯定他提出的民主、自由等观点；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那两次运动中蒙冤的知识份子平反；三，要求公布共产党高官、中共国家领导人等和他们的家属的收入和资产，遏止贪腐；四，解除报禁，允许民间办报，实行言论自由；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份子的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制定的有关限制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七，要求党政领导人就政府的失误向全国人民交待，以民主形式改选领导。
4月19日，数千名大学生深夜聚集在“中南海”的“新华门”外，要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与学生对话，学生其后冲击“新华门”，并与公安发生冲突，学生被殴打，有学生和记者受伤。“国务院”全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也是中共最高的国家行政机关。
4月20日，“北京大学”校园出现了“大字报”，批评公安殴打学生，又指责官方的新闻媒体歪曲报导。上海、南京、武汉、天津、合肥等大城市都有游行支持学生。
4月22日，中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追悼会，拒绝让学生参加。20万名学生和市民在“天安门广场”上开追悼会。
4月23日，“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赴北韩访问。北京学生宣布无限期罢课。“中共党总书记”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亦是最高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党专政下的最高领导职权，“中国共产党”认为党高于国家，因此，“中共党总书记”位居“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上。
4月24日，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因刊载悼念胡耀邦的文章而遭“上海市委”勒令停刋。“上海市委”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市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执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共产党上海市代表大会”的指示和领导上海市的工作。
4月25日，北京“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报导宣读了一篇名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将正在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学生和市民举行的静坐定性为“动乱”。中共内部权斗开始表面化，官员看风驶𢃇，各自捞取政治本钱。
4月26日，这篇名为《必须旗帜(粤音“刺”)鲜明地反对动乱》的文章又以“社论”的形式再在《人民日报》发表，称为《四‧二六社论》。
4月27日上午八时，约二十万名学生从“北京大学”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抗议《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有超过一百万的北京市民沿路支持。“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表示同意与学生对话，要求学生先返回院校，并委讬中共官方组织“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简称“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生联合会”(简称“市学联”)与学生对话。“全国学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高等学校学生会”、“研究生会”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这些组织都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目的是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和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同学联系的桥梁。
4月28日，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自发成立“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北高联”)，由吾尔开希出任主席，“北高联”是一个统领该次静坐行动的学生组织。
4月29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何东昌等人与“北高联”的学生代表举行座谈会，会议是由“全国学联”和“市学联”召集。袁木在会上转达了李鹏的讲话，表示《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并非针对学生运动，学生代表不满一直以来的诉求得不到回应而中途退席。
4月30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镕、“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和16间高等院校共29位学生代表举行座谈会。大部分“北高联”的学生代表都未有被邀请出席该次座谈会，包括吾尔开希等中坚份子。“北高联”认为是中共政府有意去分化学生，于是发表声明不承认该次的座谈会。《人民日报》150名记者不满《世界经济导报》被禁，要求与该报高层对话。
1989年5月
5月1日，“北高联”发表《告香港同胞书》，呼吁香港人支援。
5月3日，学生代表向“国务院”及“人大”递交信件，希望与政府对话，并提出12点要求，要求政府中午12点前答复，否则会于5月4日发起游行，但是，要求被“国务院”拒绝，袁木称“北高联”为非法组织，并指学生背后有“黑手”和“外国势力”参与。“北高联”的全名是“北京市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由吾尔开希出任主席，“北高联”是一个统领该次静坐行动的学生组织。中共内部权斗走向两极化，一派是以赵紫阳为首的“温和派”，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主张推进民主政治、惩处贪腐，学生运动需要冷静处理；另一派是以李鹏为首的“强硬派”，认为这次学生运动是一场“动乱”，需要镇压。
5月4日，“北高联”发起大规模游行，主题为纪念“五四运动”。“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大会”上表示要爱护青年，强调国家稳定的同时亦同意学生要求推进民主政治、惩处贪腐、与及发展科学和教育的诉求，并提出要与学生和人民广泛对话；同日，赵紫阳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简称“亚银”)代表团的时候表示：处理学生运动要冷静、理智和克制，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中共党总书记”全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亦是最高负责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党专政下的最高领导职权，“中国共产党”认为党高于国家，因此，“中共党总书记”位居“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之上。“北高联”于游行结束后宣布第二天全面复课，由“北高联”的学生代表继续与政府交涉。
5月5日，“北高联”学生开会后，认为政府仍缺乏诚意，于是推翻原先全面复课的决定，宣布继续罢课。
5月9日，代表30多间北京传媒机构超过1000名新闻记者和编辑向“全国记者协会”请愿，要求与“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胡启立对话，商议《世界经济导报》停刋事件，又认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新闻报导与当时的“民主运动”实情有偏差，希望当局能改革新闻体制、扩大新闻自由、实行编辑责任制。学生亦有到场声援。胡启立作出了正面的回应。
5月11日，“北高联”决定于5月15日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时举行大游行。戈尔巴乔夫(又译作“戈巴卓夫”)于1985年当选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进行民主改革，1991年12月25日随着“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15个加盟共和国随即独立，他的职位被架空后宣布辞职，“苏联共产党”亦正式解体。戈尔巴乔夫199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至今仍健在。
5月13日，“国务院”通知学生会于5月15日与学生对话。赵紫阳于“北京市工人座谈会”上透露政府正积极研究学生和人民的诉求，并会在6月中召开的“人大常委”提出讨论，要求学生保持理智和冷静。
5月14日，学生不满与政府的对话未能安排电视直播，宣布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无限期绝食。“香港专上学生联会”代表携带14万港元上北京支援民运学生。
5月15日，“北京市公安局”下令“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于第二天凌晨3时离开，上午八时开始实施戒严。凌晨2时，“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北京市委员会书记”李锡铭、“北京市市长”陈希同一起前往规劝绝食学生，但是无功而还。政府下午又派出“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李铁映和“中共中央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跟学生对话，在是否撤回“四．廿六”社论和电视直播对话的问题上亦未能达成协议。“北京公安局”宣布第二日会封锁广场，以迎接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到访。
5月16日，“统战部”部长阎明复以个人名义到广场恳请学生停止绝食，学生仍然不肯离开。60万名学生、教师和知识份子到广场声援绝食学生，逼使迎接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改在机场举行，赵紫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透露邓小平仍是中共重要事件的最终决策人。20名香港大专院校的学生在“香港新华社”门外绝食，声援在北京请愿的学生。
5月17日凌晨，赵紫阳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发表书面讲话，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呼吁同学停止绝食，并声言不会秋后算账，因绝食不支送院的学生有约2000人。一百多万北京市民发起游行，往“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标语直指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邓小平和“国务院总理”李鹏须为事件负责。各省二十多个大城市都有市民上街游行，声援北京绝食的学生。严家其、包遵信等知识份子亦发表宣言，支持学生运动。
5月18日凌晨，中共高层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和芮杏文等领导人分别前往各医院探望绝食入院的学生，并肯定学生的爱国热情。下午，李鹏、阎明复、李铁映等与吾尔开希等学生代表会面，对话无实质进展。百多万北京市民再游行往“天安门广场”支援学生，要求李鹏下台及邓小平交出权力。“深圳大学”的共产党党员亦要求邓小平引退。
5月19日凌晨4时，赵紫阳、李鹏前往“天安门广场”探望学生，赵紫阳含泪对学生说“我来迟了！”，并劝喻学生停止绝食，晚上九时，学生停止绝食。
5月20日，李鹏发表讲话，将学运定性为“动乱”，宣布北京市当日上午10时起实行戒严，学生闻讯后再绝食。“北京市市长”陈希同颁布戒严令，禁止一切游行、集会、罢工、罢课和采访等活动，引发近百万市民聚集“天安门广场”保护学生。“国家主席”杨尚昆宣布派解放军入“北京城”，但是被成千上万的北京市民围堵在“北京城”外。此时，中共内部权斗走向白热化。
5月21日，学生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回应学生的诉求。严家其、金观涛等学者发表《保卫宪法宣言》，要求撤销“戒严令”。香港一百万市民上街支持民运，创下香港历史记录，引发起香港市民关心政治，“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成立，目的是支援中国内地的爱国民主运动。
5月22日，态度“较温和”的吾尔开希下令学生撤向“建国门”附近的“使馆区”，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但是遭学生群起反对，吾尔开希的主席职务遭罢免，改为“集体领导”。正在加拿大访问的“人大委员长”万里首次肯定这次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晚上，由“丰台”入城的解放军与市民发生冲突，双方以棍捧、砖头互殴。
5月23日，学生选出柴玲为“广场总指挥”。解放军奉召入城，被民众阻挡在北京市郊之后被迫后撤。近百万名市民违反“北京戒严令”冒雨上街游行。“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被三名外地人弄污。当天，万里突然缩短行程回国。
5月24日，一百多万北京市民又再次发起游行至“天安门广场”支援民运人士。香港乐队成员黄耀光将由l20位香港歌星录制的《为自由》歌曲录音带送到“天安门广场”交给学生代表。晚上，再有十万名香港市民在香港发起游行支持民运人士。
5月25日，万里回中国后以健康为理由暂居上海。
5月26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表决支持李鹏及杨尚昆的“五．二零”讲话。大批各大城市的市民上街游行支持学生，要求李鹏下台。“广场总指挥”柴玲宣布要坚守广场，但是物资严重短缺，柴玲呼吁各界捐助。
5月27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代表带同60万元捐款到“天安门广场”慰问和支援学生。“支联会”主办的“民主歌声献中华”音乐会，有约30万市民参加，筹得超过1300万港元捐款支持民运学生。“人大委员长”万里发表书面讲话，称许学生的爱国情操，但是，他与李先念支持李鹏及杨尚昆的立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和宣布北京市实行戒严。学生重新研究是否撤离广场，柴玲和吾尔开希都认为应撤离广场。晚上7时，在广场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王丹宣布学生会在5月30日撤离广场，并发表十点联合声明，指出今次运动是一场自发的学生和全民“爱国民主运动”，并肯定赵紫阳对民运的态度、要推行民主改革，要求罢免李鹏。
5月28日举行“全球华人民主大游行”，香港有近一百五万人上街，世界各地华人都有响应，在当地举行游行支持学生运动。
5月29日，“广场总指挥部”在会议后宣布学生决定在“天安门广场”逗留至6月20日，因为“北高联”与“中国高校香港校友会联合会”(简称“高校联”)意见分歧，大部分外地学生和“强硬”的北京学生坚持6月20日“人大常委会”会议之后才撤离广场，导致“较温和”的“广场总指挥”柴玲及其他四名常委集体辞职。“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副秘书长奚小英将“学联”筹到的100万、“四五行动”筹到的50万、“民主政制促进联委会”(简称“民促会”)筹到的18万，合共港币170万送到北京，因在广场上的学生财政混乱，他们将一半捐款购买营幕等必需品交给学生。
5月30日，学生将学生塑造的“民主女神像”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中共政府将“首都工人自治联合会”(简称“工自联”)定性为非法组织，“北京市公安局”拘捕三名工人领袖，控以在北京“煽动和组织反革命暴乱罪”，并于6月14日发出通缉令，近1000名工人及学生往“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放人。
5月31日，在广场静坐的学生陆续减少，大部分学生已撤离，余下不足一万名外地学生与小数“激进”的北京学生。五千多名学生与工人游行往“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释放三名被捕的“工自联”工人领袖。“香港支联会”又筹得超过2000万港元来支援民运人士，“支联会”代表岑建勋抵达北京，与学生组织和“中国红十字会”商讨后，希望部分款项用作因绝食引致器官受损而需长期治疗的学生的医疗费用，广场学生选出封从德全权负责财务工作，柴玲和王丹负责监察，防止学生滥用捐款。
1989年6月
6月1日，学生向政府提出四项要求，包括解除“戒严令”、撤回军队、保证不秋后算赈和取消新闻封锁。“较温和”的“外地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总指挥连胜德向学生发出大撤退命令，但遭罢免，改由“较激进”的张建接任总指挥，并声明坚持到底。
6月2日，歌星侯德健、“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晓波、“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和《北京师范大学周报》前主编高新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72小时绝食抗议“戒严令”和要求政府正视学生诉求，广场又再聚集了十多万名市民，“香港支联会”代表团团长李卓人携带港币180万元捐款往北京支援学生运动。晚上，有报导指一辆军用吉普车在“复兴门”外撞倒四名市民，其中三人丧生。
6月3日至6月4日，解放军执行清场行动。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前研究室主任吴仁华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血腥清场内幕》一书中，讲出清场行动是从6月3日中午开始至6月4日上午10时，军队主要是在6月3日晚上10时至6月4日凌晨1时30分向人群开枪，发生在“长安街”的“木樨(粤音“西”)地”、“复兴门”“立交桥”、“西单路”口，以及“天安门城楼”附近和“天安门广场”北端，“第38团陆军”不理会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和市民血肉之躯，将“西长安街”杀成了一条血路；其次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虎坊桥”、“天桥”、“珠市口”、“前门”一带，“空军第15空降军”几乎每人一支冲锋枪，一路开枪一路前进，坦克追碾正在撤离的人群，军队还扫射运送伤者的救护车。部队对阻拦队伍和未撤离的市民使用冲锋枪扫射、坦克碾压、致命毒气弹攻击等等，学生和市民用肉身、砖石、木棍来阻挡，当然伤亡惨重。事实上，亦有不少军队不忍心去执行杀戮式的清场行动，之后，执行杀人命令的军队被中共中央封为“正义之师”，违反者被逮捕、撤职或被军事法庭判监。吴仁华在《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一书中报导“六四”后，邓小平、李鹏、江泽民亲自向屠杀中有功的军人颁授“共和国卫士”铜章。
据报导，非官方人士估计死近三千人，袁木说只有三百多人死亡。在清场行动失去了儿子的母亲丁子霖女士，在中共的迫害下仍然联络死难者家属，成立“天安门母亲运动”，搜集到155位死难者的名字。在网际网络与“六四”清场有关的47张相片中，我共数到遇难死者125人。
一百万香港市民，包括“新华社香港分社”在内的中资机构员工，参加“黑色大静坐”和游行，抗议解放军屠杀市民和学生，他们手纒黑纱，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在当地举行大规模示威集会，抗议中国政府屠杀学生。留俄的中国学生头缠以俄文写上：“政府应有人性”的布带。
6月5日，戒严部队仍留驻北京城，“六四事件”令各国震惊，纷纷谴责中共政府以军队暴力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很多国家自北京撤侨。香港“支联会”代表李卓人在机场被公安拘留。
6月6日，“中国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在“中南海”对“六四事件”开记者会，指出“天安门广场”在清场中没有一个学生及群众被解放军用枪打死或被坦克或军车碾死。最后一批香港记者撤离北京，外国记者仍然留在北京采访。
6月8日，李鹏探望及赞扬戒严部队。北京市政府宣布“高自联”和“工自联”为非法组织，开始通缉有关人士。
6月9日，自5月16日接见戈尔巴乔夫之后，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接见军人，讲话中指“六四事件”是“反社会主义暴乱”。“支联会”李卓人签署“悔过书”后获准返港。
6月11日，香港居民、“上海复旦大学”学生姚勇战因参与学运在上海被捕。官方宣布通缉方励之夫妇，他们当时已逃进了“美国大使馆”。首批“中国驻外使官”变节；三藩市两名“中国领使馆”官员宣布不支持北京政权，寻求美国庇护。
6月13日，“中共公安部”发出通缉令，通缉包括吾尔开希、柴玲、王丹等2l名学运领袖。
6月14日，《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被“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高狄接替；总编辑谭文瑞由军人邵华泽取代。
6月20日，中共不顾多国首脑的呼吁，在上海处决三名被指焚毁火车的男子。
6月23日，中共召开“第十三届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审议赵紫阳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中的所谓错误路线。
6月24日，“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议决撒销赵紫阳党内一切职务，由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任“党总书记”。胡启立、芮杏文和阎明复解职，宋平、李瑞环、李鹏、乔石和姚依林等出任“政治局常委”，丁关根出任“书记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议决一系列整党措施，此举令所有同情学运的官员一律下马，所有主张强硬对待学运的官员一律升迁担当要职。
6月29日，江泽民宣布将“六四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动乱”。“全国人大常委会”免除赵紫阳仅余的“国家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吾尔开希、柴玲、严家其、刘燕等民运人士在香港民运人士的协助下逃离中国。流亡海外的吾尔开希和柴玲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当权者暴力镇压学生。
1989年7月
7月3日，王丹潜回北京，与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黄德北会面时被追捕后失踪。
7月4日，吾尔开希和严家其逃离大陆，在法国巴黎发表《国殇月宣言》，谴责中共屠城暴行。黄德北被捕，中共考虑对台台关系后于7月11日释放黄德北回台湾。
7月18日，严家其、吾尔开希、万润南、苏绍智和刘宾雁五人在巴黎倡议成立“民主中国阵线”，团结海内外华人，以和平、非暴力手段推翻中共专政。
小结
各位读者：有关“六四事件”的纪实就写到这里了，各位对“六四事件”应该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就请各位自己客观去分析事件罢！
愿各位真正能够做到“四海一心、拥抱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