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5月13日讯】(接上文)【大选启示录】民主的前世今生(上)
没有完美的制度 制度背后的推手
人类走到今天,经历了专制社会,也经历了民主社会。经历过古典民主,也经历过现代民主。当我们深陷于哪一个是好制度哪一个是坏制度的争论时,历史却告诉我们每一个制度都既好又坏:专制制度下,出过唐太宗,路易十四那样的明君圣主,但相应的,也出过桀、纣、尼录之类的暴君。古典民主制度下,阿里斯提德这样的公正之士会被放逐,但相应的,希腊城邦却也借此制度度过了它全盛的200多年。现代民主制度下,以近代美国为例,选出过里根那样的好总统,但相应的,也选出过奥巴马、拜登这种热衷于男女同厕之类奇葩新政的总统。
同一个制度,能够既好又坏,这就说明制度本身并非全部,而在制度之外,还有反过来影响制度的因素,所谓时也,势也。
时者,天时也,也就是客观环境。就是说,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产生、存在的社会环境和需要,也就是应时而生。但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时过境迁,再实用的制度也会过时,再高明的制度也会显露弊端。
势者,人势也,也就是主观因素。就是说,制度是一种工具,工具要通过人去设计,通过人去执行,因此就必然要受到人的学识、智慧、观念等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同一个制度会因执行人的不同,而效果不同。
然而在诸多的可以被归为客观环境的天时条件中,没有什么比社会道德水准更为重大的因素。而在诸多可以归为主观因素的人势条件中,没有什么比个人道德更能够直接对执行制度的人产生影响。
这一点,在人类制度变迁史中不断的被佐证。举个具体例子,比如科举制。最早的科举制很宽松,没有很多森严的规定。后来,为了防止阅卷不公,于是有了相应的糊名制,将考生姓名,籍贯等信息都封上。但是当道德不行时,就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作弊者还可以通过字迹来辨认考生,于是又发明了誊录制,也就是试卷内容由封弥官抄写一份,将抄本交送批阅。但是考生仍可接触到考官,发生请托之事,于是又有锁院制。也就是考官一接到任命后,就进入贡院内,期间杜门谢客,直至放榜才出贡院。由此我们清晰看到,制度的“发展”过程,说到底,其实是一个不断弥补道德空白的过程。
也就是说,真正影响和决定制度的因素是道德。
至此,我们的第三个思考结论就是,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制度。制度可以时过境迁,制度也会因人而异,制度出现问题时,要从影响制度的天时与人势两个方面去考察,所谓审时度势,才得根本之解决。而天时与人势中,道德为最大之因素,制度变迁皆以道德状况为背后之推手。因此,当制度出现问题时,一定要从道德层面上去反思,并寻求根本之解决,而非仅就制度本身去就事论事。
美国民主VS中共专政
美国国父约翰・亚当斯曾说:“美国的宪法只为有道德、有宗教信仰的人而制定”,所以,一旦道德崩溃,美国的制度、法律就将瘫痪失效。今天,亚当斯预言成真,美国的民主制度在一部分不道德者的手中,成了谋取私利的工具。人们失望之际,不禁感叹民主与专制相差几何,也有人将现今美国的乱象与现今中国的乱象作比较。
诚然,我们可以说,无论美国乱象与中国乱象都非只限于制度问题,而与道德下滑有关。但二者又有不同。如果说美国的道德下滑是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而中国的道德下滑,则是人为在推动,从一开始便是刻意造就,有意为之的。而这个推手正是做为执政者本身的中共。中共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与其说中共推行暴政因此败坏了道德,不如说中共为了摧毁道德所以要实行暴政,来得更为准确。所以然者,是因为中共政权的邪恶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先天性的本质上的邪恶,它的存在就是以摧毁道德为目的的,而一切暴政表现只是其摧毁道德之手段。
回顾中共七十年暴政杀人诛心,过程中,但凡能利用的东西,无不拿来为其所用。比如,中共伪政权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它居然也号称“共和”,为此,它还设立了“政协”,谓之“多党合作”。中共又诡称民主,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为此,中共设立了“人大”,俨然代议制民主。最后,中共虽无专制之名却有专制之实,于是,民主,共和,专制各种形式的大杂绘在中共这里实现了“和谐统一”。
正如之前所述,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任何制度到了没有道德的人的手中,都可以被用来作恶。而中共政权的特殊性正在于,它最大程度的发挥利用各种制度负的一面,自始至终不遗余力的作恶,却不是为善。
当需要用暴力革命否定私有制,摧毁原有社会秩序时,中共打出民主旗号,发动草根民主,暴民民主。当需要拉拢各党派各阶层以度过亡党危机时,中共提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俨然要与各党派阶层共和治国。当江山坐稳需要巩固权力时,中共又拿来专制制度中的集权部分,却完全抛开专制时代的执政者也要遵守的道德规范、也应承担的责任义务。在中共眼中,一切只是“利用”而已。
如果说,美国乱象更像一个有机体在其生命进程中由健康到衰亡的过程,而中共则更像一种病毒的存在,其所展现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邪恶过程。这也就是美国乱象与中国乱象根本之区别。一言总之,中国之乱在于中共。
用制度弥补道德 还是用道德弥补制度
那么,我们要如何走出这些乱象呢。每当道德下滑时,原有道德标准下制定的制度就会显得应对乏力,人们称之为不完善。于是人们就会不断的去森严制度,以适应道德下滑后的更为复杂的环境,并称之为制度的“完善”。这种做法说到底是用制度来弥补道德的空白。然而,制度是有形的,道德是无形的。有形必然有限,无形必然无限。以有限入于无限,自然收效甚微,结果就是,制度无论多么森严,还是不断的有漏洞,有空白,有灰色地带不能覆盖,而这些制度不能覆盖之处,正是道德的空白。同时,由于既有的制度不断的在所谓的完善过程中变得更加复杂,于是道德的空白尚未填充,人却已被不断复杂化的制度捆绑得快要窒息,走入作茧自缚的极端。只是这一切变化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做为过程,在过程之中,人们对于制度弥补道德的局限性很难察觉。相反,当人们在短期内,通过完善制度从而使一些问题暂得解决时,甚至还会为此沾沾自喜,从而更加高估了制度的调节作用,却越发忽视了道德的重要。然而,当这个过程越发接近尽头时,人们会发现,制度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小,并且,新定的制度虽然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而其制造出的新问题却远远更多。今天美国的民主乱象正是在社会道德江河日下,而民主制度的调节作用已经走到尽头的展现。
但是出路并非没有,那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不是一味的森严制度来弥补道德空白,而是用提升道德来弥补制度空白,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正道。任何制度在有道德的人手中,就会被用来行善。如果社会道德能够回升到美国国父建国之初,今天这套制度就会变得像建国之初一样有效。至于中国的乱象,亦是要从提升道德入手,只是更多了一步,那就是先要将破坏道德的黑手中共清除。
那么,我们要如何重建道德呢。诚然,重建道德,这听起就像说教一样的枯橾和抽象。制定制度则更为具体,立竿见影,这也就是为什么对道德失去信心的现代执政者们更愿意在制定制度上去花样新出,而鲜有人愿意为提升道德去呼吁奔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等到一个有道德的政府来带领我们才能回归道德——事实上,这正是提升道德与制定制度的不同。制度是外在的,人定的,道德却是内在的,是天定的。每个人心中有道,就可以从自己做起,去走一条回归传统,重建道德之路,这条路是人在做,天在看,有多少努力,必有多少回报。诚然,在人心大坏江河日下的社会重建道德,譬如在滚滚洪流中逆行而上,此间困难可想而知,然而,我们如果能够清楚认识到当道德崩解时,人类除了重建道德已别无出路,那么再大的困难,也无非是要我们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敢称为天下先,但吾从吾道,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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