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某清真寺（图片来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5月1日讯】六 清洗
在Sabit被囚禁的那一年，陈全国在再造新疆。穆斯林遗产的重要象征，包括祭坛、清真寺、墓地都遭受到系统性地摧毁。有专家估计，从2017年开始，大约一万六千座清真寺被夷为平地或者遭受严重损毁，尖塔被推倒，装饰性的图样要么被刮掉要么被新的图案盖上了。一位喀什的官员对自由亚洲电台说，“我们拆了城里大概70%的清真寺，因为还是有很多，根本用不了那么多清真寺。”有的时候，当地官员还会采取一个有点奇怪的策略：做一个原来清真寺的微缩版本。2018年，一个在喀格勒克县（校对注：普通话里的叶城县）的清真寺的大门被一条写着“热爱党、热爱国家”的标语盖住，然后整个清真寺建筑被切割后重建成为一个原有清真寺四分之一大小的替代品。
在公共场合越来越难见到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说这两种语言的人也越来越少。在陈主持镇压的头两年里，近四十万儿童被转移到公立寄宿学校，目的是阻断他们在家中可能遇到的“思想和观念”。新的基础设施得赶紧盖起来，让这些孩子有地方待，其中许多孩子的父母都被“双拘”了。一位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因为孩子太多，他们就像农场的牲口一样被关起来。”Sabit回忆说，被关起来的妈妈们都特别听话：”为了能看见自己的孩子，她们什么都愿意做。”
这些孩子可能标志着一个人口学上的里程碑。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各地对都已放宽，但在新疆却得到格外严格的执行，违反规定者往往会受到拘留的惩罚。学者阿德里安-赞兹（Adrian Zenz）发现了2018年的政府记录显示中国宫内节育器增量的80%用了在新疆地区。在镇压带来方方面面的压力下，该地区当年的出生率下降了三分之一。在维吾尔族占人口比例较大的地区，下降幅度更大。”你正在看到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摧毁力度，”曼彻斯特大学研究过这个问题的历史学家里安-图姆说。政府对这些数字没有异议，但提出这是性别解放的表现。今年一月，中国驻美大使馆的Twitter账号发推祝贺维吾尔族妇女“不再是生育机器”。
奎屯和所有中国城市一样，有很多居民区，每个区由一个叫做居委会的党组织监督。虽然Sabit已经十多年没有在那里住过了，但她户口还放在管她老家那一片的居委会。来营区接她的党员干部是居委会的书记张洪超（校对注：音译）。他人到中年，但还有张娃娃脸，给人一种野心勃勃的小官僚的感觉，就是那种媚上欺下的样子。他经常穿着军队发的迷彩服，对附近的居民进行严密监视。
为了向张先生保证她已被重新教育改造好了，Sabit说起了她对党的感激之情–这些话在无数次重复之后，她可以做到张口就来。他似乎很高兴。”我们看你没有那么多问题。”他说。”你的问题就是你出过国。”然后他劝她：”你就留在这，为国家做点事嘛。以后这十年先别想着出国。”Sabit知道这不是一个她可以选择采取或拒绝听从的“建议”，只要张点点头，张就能把她送回再教育营。她重新考虑了自己的未来。好吧，她想，如果只是永远不能离开，我不会死。“我可以去上海吗？”她问张。
“可以”他说，“等过一阵。”
在Sabit叔叔家中，张和他的助手以及所谓的“亲戚”（干部成员）一起喝茶。Sabit的叔叔后来告诉她，在她被集中营收押期间，叔叔和他的家人被标记为“重点人员”。每周他们都必须在住宅委员会中心参加升旗仪式、上教育课。干部成员也会主动上门来他家吃饭，并敦促示意住家提供酒水给他们，（说明这些干部并不遵守穆斯林禁止饮酒的教规）。一开始这些干部们必须这些“重点人员”家过夜，后来干部们自己意识到可以穿上不同的衣服拍个照来假装他们在这些人家里，就不再来过夜了。
在官员们坐在地垫上喝茶的时候，张和干部负责人解释到Sabit过去是在叫奎屯的地方收押，一位官员说：“我们会密切关注你一段时间，看看你转变的怎么样。”Sabit问他们她能不能去逛街或者见朋友。他们回答说：“你和谁联系自己要想好，但是你能见朋友。”
太阳下山后官员们留下来吃晚饭。他们离开后，Sabit的姨给Sabit妈妈用短信一段语音；直接往哈萨克斯坦打电话似乎太冒险了。然后Sabit就去家里一间传统中亚装饰风格的客房休息，房间里有壁毯，地上有坐垫。灯关上了，她感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和舒适。过去的一年多来，（被关押时）她从来都没办法独处，也从来不能关灯睡觉。黑暗和孤独使她感到安全又陌生。她想冲去找熟睡中的亲戚解释一切倒出一切，但她又觉得自己有点神经质。于是她使用了一个在营地里养成的自己安抚自己的小窍门：她想像自己正同情地听着她内心的独白，就像父母听孩子说话一样。很快，她就快睡着了。
整个奎屯已经成了一个监狱。城市里布满了检查站，维吾尔族人和哈萨克族人必须过扫描仪，但汉族人可以自由通行。”我们将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防控。”Sabit被关押时，陈全国曾这样宣称。”我们将坚决做到无盲点、无缝隙、无空白点”。这种技术部署是为了打造一个数字时代的隔离区。
在新疆，”雪亮工程”监控程序已经接入一个大型计算中心，但筛选大量图像数据非常耗时而且，用国家媒体的话说是，”需要大量的人力”。而随着图片数据越来越多，对处理的需求也在增加：据一位前中国官员说，起初，监控系统只能追踪人群的运动；后来，这项技术可以评估一个人的步态，甚至她的面部表情。在2017年夏天，当局揭晓了“乌鲁木齐云计算中心”，这是世界上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之一。他们宣布，有了这台新机器，曾经需要一个月才能处理的图像数据可以在一秒钟内完成评估。其数千台服务器将整合多种形式的个人数据。国家媒体称新机器为“最强大脑”。
党的下层官员有点跟不上技术的进步。Sabit问张洪超，她是否可以畅通无阻地四处走动。因为他也不确定，所以他建议Sabit和一名党员干部一起去医院去测一下她的身份证试试看。第二天早上，他们一刷卡，刺耳的警报声响了起来。警察在几分钟内就一拥而上将Sabit包围。
实验结束后，她去商场买衣服。几乎是立刻，警察又把她围住了。一名警官解释说，面部识别软件已经将她识别为“焦点人物”。得知她已经被教育改造好了，警员们放她走了。但很快Sabit发现她无论走到哪都会被拦住。最后，警察已经认识她了，劝她别再出门了，因为反反复复处理她的事很烦人。不过，Sabit努力找到了一个方便点的检查站每次从那里过，提前告诉警察一声，他们就不用理会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报警了。
每周有几次，Sabit都要到居委会中心报到并参加升旗仪式和额外的再教育课程。虽然她她讨厌这些活动，但这又是她解脱孤独的唯一方式。除了她叔叔家的人，几乎所有她认识的人–邻居、朋友、亲戚–都对她敬而远之，他们担心和她任何的联系都会让他们也被关进集中营。
她唯一能安全地与之打交道的人就是那些其他曾经也被拘留的人，他们也同样被孤立。Sabit牢房里的那位曾经是党内宣传员的已经被解雇了。有个开杂货店的女人的生意也做不成了，所以就做点没什么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她还发现她以前想嫁的男人已经和另一个女人结婚了。同样的被排斥和脆弱无助的经历让他们在一起抱团取暖。
Sabit获释两周后，几名来自拘留过她的集中营的官员出现在她叔叔的家门口，并解释说他们是靠她的档案找到这里来的，这是私人性质的来访。他们强调说，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成了囚犯，因为他们不能从集中营辞职。有两名官员是哈萨克族人，他们说，他们也活得战战兢兢，一点行差踏错都可能被关进集中营里去。其中有一个人承认说他不得借助酒精来逃避自己的负罪感和噩梦。
感受到这些人的好意，Sabit和其他妇女决定带他们出去吃饭，以示感谢。这群人开始定期聚会，这些官员很快就开始坚持要女人们和他们一起喝酒，还向她们借钱。Sabit通常都会把钱给他们，也不指望他们会还。但这些官员的要求有点变本加厉。有一个人让Sabit给他购买一辆车，当Sabit委婉地拒绝后，他的善意就转变成了对她的威胁。他给Sabit打电话，利用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逐项列举了她前一天去过的地方。Sabit决定，与世隔绝都比和这些人在一起好。
Sabit的居委会成员不断干涉她的生活–试图把她塑造成国家意义上的好公民。他们劝她嫁个汉族丈夫。他们说，这里边有钱拿。为了改变新疆的种族分布现状，国家发起了一场激进的运动，鼓励本地妇女嫁给汉族男子。（西蒙弗雷泽大学研究新疆压迫问题的人类学家Darren Byler最近发现证据表明，维吾尔族家庭中的一些汉族“亲戚“曾胁迫妇女同意这种婚姻）。当Sabit表示不太乐意时，居委会的干部说，穆斯林男人都大男子主义，然后笑着补充说：”汉族的老公可疼老婆了！”
居委会还催促她去上班，但又让她无法正常工作。Sabit找到了一份教英语的工作，但上班的第一天，也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居委会就把她叫去和之前拘留她的集中营里的官员开会。她不能告诉学校她要离开一阵，担心雇主知道她是“焦点人物“后会解雇她。在会议上，她问她是否能先说这样她能赶紧回去上班。其中一位官员以威胁作答：”我一句话就能把你送回去。在这待着！”她这份工作没干下去，觉得也不值当再费力找新的了。
到了2019年1月，Sabit明白，这种关注已经引起了她叔叔所在的整个社区的焦虑了。担心自己牵连到亲戚，她搬进了一家旅馆住。一天晚上，她回家吃饭，和亲戚们拍了一张自拍然后发到社交媒体上。张洪超马上发短信给她，说墙上有一幅绣像，他问她：”画里是谁？”画像是一个穿着传统服饰的大胡子男人：哈萨克族诗人阿拜-库南白乌力。”我担心这会害了我和我叔叔一家。”Sabit回忆说。她把照片删了，然后给张发了一个中文的关于库南白乌力的词条。”你删得可够快的。”他写道。”你吓到我了。”她说。”只是问问。”他说。”别紧张。”
她告诉他，她不再住在叔叔家了，打算再次搬家。她在相邻的一个社区里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出租房，房主是一位哈萨克族老太太。又是一个春节快来了，萨比特和其他曾经的在押人员被迫到居委会中心排练演出。节日临近，张让Sabit和其他妇女在家门口贴春联。Sabit从没参与过这种汉人在红纸上写吉祥话的传统活动。回到公寓后，她把春联挂起来。她为了证明自己听话，就拍照为证发短信给张。”我已经把春联挂起来了，”她写道，”祝你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你也是。”他写道。
当天晚上，有两个人敲开了她的门–一个是警察，一个是当地的居委会书记。”你什么时候搬来的？”一个人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Sabit惊呆了，她告诉他们她已经告诉过张了。但那些人说告诉张不算数，她不能待在这——今晚就得走
男人们把她带到附近的一个派出所，进行进一步的询问。在那里，Sabit碰到了她的哈萨克族房东和她的丈夫。当警察把他们押上一辆装甲车时，房东太太盯着她，又恐惧又带着鄙夷，尖叫着说：”你看看！就是因为你，我们得去学校了！”
Sabit满怀愧疚地问一名干部，他们是不是真地会被关起来。他告诉她，他们只是被带到另一个警察局去问话。不过，Sabit还是很震惊，原来她只要存在，就能引起别人这样的恐惧。”那天我哭了很久，”她回忆说。”我就像一个病毒。”
她不知道该去哪里，就给张打电话。张告诉她，他在居委会有一间宿舍。她当晚就带着一点个人用品搬过去了，并给他发了短信：”今天幸亏有你。”“宿舍你先住着吧。”他告诉她。
她和另外两个哈萨克族妇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其中一个人告诉Sabit，张先生曾指示她们监视她：他想知道她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见了谁，”基本上所有的细节”。
七 逃离
在Sabit获释时，离开中国似乎是不可想象的。后来，她了解到一名哈萨克族被拘留者感染了肺结核，在医院里悲痛欲绝，说自己见不到在哈萨克斯坦的家人了。最后，他被允许离开了。这样的故事让她觉得离开是可能的。获释一个月后，Sabit回到警察局领取护照，被告知有一个新的程序：她必须接受面谈，然后笔录会被送到奎屯的一个法律委员会批准。
Sabit一直等着安排面谈，但几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消息。当她搬进张的宿舍时仍在焦急地等待。有一天，一位来居委会顺道办点事的党政高官告诉她，听说她已经被批准旅行了。Sabit遇到张时，他说：”我听说你能离开了。如果你拿到护照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呢？”"马上就走！”Sabit兴奋地说。他皱了皱眉头。”看来你受的教育不够啊。”他说。”你想再被送去学习吗？”她警觉地说地：”不了！”
不久之后，一位法律委员会的成员给Sabit打电话说，他看过她的档案，认为她可以帮助当地的一家进出口公司。他说，那家公司与乌兹别克斯坦有业务往来，需要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你能在那里工作吗？”他问。Sabit努力理解这个电话的含义。这是否意味着她没有被批准离开？而且，如果她必须去集中营就是因为她去乌兹别克斯坦和其它国家工作过，那么国家为什么要给她介绍这份工作呢？她又觉得自己肯定不能说不去。后来，她联系国安局询问情况，国安局跟她说：”去上班吧。”
Sabit接受了这份工作。每次她要给海外客户打电话，或者给客户写邮件，她都会先请示国安局”我能这样做吗？”每一次这个问题都要转去请示上级。官员们告诉她别再打来了。几周后，Sabit得知她的护照已经准备好了。她赶到警察局，在那里签了一摞文件，包括一份永远不会公开讨论她在集中营的生活的协议，然后她取回了护照。因为害怕去机场了，Sabit买了一张到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夜车车票。她和叔叔告别后就离开了。
天刚蒙蒙亮，她就到了中国最西边的一个小镇，在那里，她要搭大巴车过边境。进了汽车站，她刷了一下身份证，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千万别响！求你了！”
警报没响，她进站了。到边境的车程大约十分钟。Sabit看着窗外时，她的手机响了，是那个公安局的王挺打来的。”如果你看到任何人有宗教或分裂主义思想，你需要报告。”他说。她对间谍活动没有兴趣，但是，她知道他能让她没法离开，所以她喃喃地说：”好。“
在边境，Sabit可以看到哈萨克的草原了：片片白雪点映着疾风劲草。再远处是一片荒凉原始的大山。大家纷纷下车进入中国边防站，每个旅客都被叫去面谈，最后就剩Sabit一个人了。最后，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三个官员，其中一个肩膀上安装着摄像机，对她进行了四十分钟的讯问。然后他们告诉她，她也可以走了。跨入哈萨克境内，她感到一阵轻松。她觉得（哈萨克的）边防卫兵像家人一样。人们自由地讲着哈萨克语。她几乎什么都没带所以过关很顺利。一位表亲来接她，带她去看她妈妈。当她走到他的车前时，忽然起了一阵大风，她深吸了一口清冽的空气。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囚禁，她自由了。
今年是人权法历史上重要的周年庆。一百年前，一位叫拉斐尔・莱姆金（Raphael Lemkin）的波兰辩护律师开始跟进一个案件。在该案件中，一名男子枪杀了奥斯曼帝国的前内政部长，该帝国官员曾负责对帝国境内几乎全部亚美尼亚人口的灭绝任务。这位刺客是一位亚美尼亚人，他的母亲在大屠杀中罹难。他将这位前部长拦截在柏林的家门外，并将其枪杀。在审判期间，他声明自己问心无愧，他说：“我杀了一个人，但我不是杀人犯。”
当莱姆金读到此案时，他被这样一个两难的事情震撼了：持枪者正在受审，但案件的受害者，即精心策划了超过100万人的屠杀的人，却未曾受到法律制裁。怎么会这样呢？后来他写道：“我认为全人类必须有一个法律反对此类谋杀。”1944年，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莱姆金目睹了纳粹的恐怖后，他突然想到现代法律语汇中缺少一个词，于是他便创造了一个：“种族清洗”。
多年来这个法学术语具有特定的法律定义，但莱姆金过去曾对它有更广义的理解。“种族清洗并不一定意味着对一个民族进行立竿见影的摧毁，除非种族清洗是由大屠杀导致的。”他指出，“该术语更着重表达的是一个包含各种举措的协调性方案，它旨在破坏一些民族生存的必要基础。”新疆正在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和启发了莱姆金的案例一样，这也是在国家最高权力的庇护下发生的。
去年12月，国际刑事法院拒绝就新疆的“人民战争”进行裁决，因为在那里采取的行动似乎“仅由中国国民在中国境内实施的”，而中国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多年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官方层面上无视过去正在发生的事情。仅仅美国直到最近才宣布中国在进行种族灭绝。去年，美国政府对陈全国、朱海伦和兵团实施了制裁，并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和西红柿。几周前，欧盟、英国和加拿大采取了类似措施。
考虑到中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似乎只有严厉和协调一致的国际反应才会产生重大影响。兵贵神速，种族灭绝政策施行的时间越久，它能为自己找的理由就会越多；正如奥斯曼内政部长对一位要求他停止屠杀的美国外交官解释的那样：“我们必须完成这些任务。如果我们不这样做，他们将计划复仇。”不难想象，经过多年系统地打压新疆的突厥少数民族之后，中国也将采取类似的态度。包括新建基础设施在内的变化每天都在那片土地上发生，表明对新疆的政策会持续进行下去。
在2019年12月，新疆自治区主席宣布“所有再教育营的学员都毕业了”。而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估测的集中营被关押人数达到了新高。虽然少数人被释放了，但大多数人仍然处于失联状态。有证据指向大部分集中营被关押者已被正式囚禁，或是被归入了强制劳动队伍中。2020年，一名在欧洲的维吾尔女士告诉记者她已经被释放的哥哥再次消失了，她怀疑她的哥哥被抓入了强制劳动中。一些他在抖音上的照片显示他在搬运大量的箱子。“说实话，我害怕我的家人遭遇不测。“她说。
恐惧在已逃离中国的维吾尔社区中蔓延。在最新一份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报告中“中国主导了一个高技术性的、全球性的、综合性的跨国心理战。“其战术囊括数字恐吓和威胁进行引渡起诉。最近，习近平政府执行了一个仍不明细节的行动：报复对习近平政府不利的西方学者。”他们会为他们的无知和敌意付出代价。“外交部说。习近平政府通过对愿意提供有关新疆镇压信息的流亡者亲人的报复以威胁他们闭嘴。
伊尔沙特科克博尔（Ilshat Kokbore），一名在2006年移民美国的维吾尔活动家，告诉我最近有人潜入了他在弗吉尼亚郊区的家。他们直接开始了拍照，查看他的邮箱，直到他们发现科克博尔的邻居正盯着他们看。还有一次，他参加对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抗议的过程中，一名陌生女性靠近他并用普通话威胁他说“如果你被抓了，你知道你会被怎样对待吗？你知道的，中国政府十分强大，所以你可能会死于车祸，或是被下毒。”
这些年来，科克博尔和他的家庭分离，他的两个姐妹，一个表兄弟，一个侄女在集中营中，其他的亲人都失联了。最后一个在他的通讯录上的能联系上的人是他的母亲，“别再打电话了，愿主保佑你“，她的下落之后都是未知数。
Sabit当时和科克博尔的姐妹关押在一起。她觉得这两位女士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了。Sabit回忆，一天，监狱主管在她在场的情况下对科克博尔的姐妹说：“你的问题是你的哥哥，除非你的哥哥死了，否则你永远也别想被释放。”Sabit和我说，在这几个月里，她非常害怕继续反抗，但中国有关集中营的政治宣传让她战胜了她的恐惧，”我想，坏事是你做的。我要诉说在我身上都发生了什么。”
2019年10月，在Sabit重获自由半年后，她开始将她的回忆整理成文章。她发现这能帮助她战胜心理创伤。接受心理医生的帮助也同样有效。就算如此，她仍感觉她已经不是曾经那个自信和目标明确的女性了。她经常被噩梦侵袭。“我梦见我在集中营，各式各样的。”有时她梦到她在牢房里，有时被关在鸡舍里。还有一次梦到她在按摩室做按摩，朝四周看去时发现人们都被监禁了，然后她也是被关着的。“几乎整整一年，我每天晚上都做噩梦。”Sabit告诉我，“许多次，我都哭着醒来，非常非常害怕。那是一种折磨，就算我在安全的地方我仍然觉得自己一次又一次经历（集中营的生活）。”
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噩梦有一段时间没有再来了，但最近它们又回来了，以另一种形态。Sabit现在梦见她在新疆，“当我想要离开时，警察说不行。”她说，“我在边境的机场，他们拦住我，然后我开始问自己，“我为什么来这里？我怎么到了中国的？”（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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