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的镇压中生存下来（上）(图)
新疆某清真寺（图片来源：David Liu/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1年5月1日讯】一 家
二十多岁的Anar Sabit生活在温哥华，她喜欢告诉她的朋友们，人可以控制自己的命运。她自身的经历已足够证明了这一点。
2014年来加拿大之前，她生活在戈壁滩的边陲小城奎屯，其地理位置楔形嵌入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和蒙古之间。蒙古语“奎屯”意为寒冷，相传成吉思汗军队曾在极寒冬日驻扎于此，被冻的发抖就喊这个词。Sabit的童年时期，这个城市其实是一个落后的殖民哨所，处在当地人称之为东突的争议地区。中国在十八世纪吞并此地，后两次脱离中国，直到毛泽东在上世纪四十年代重新纳入中国版图。北京称之新疆——未驯服的广袤之地。
像Sabit这样成长在亚细亚腹地的小孩，会发现身边到处都是征服的遗迹。新疆地广如阿拉斯加，与八国接壤。原住民是维吾尔，哈萨克和其他突厥民族。但是奎屯等新疆北部地区在萨比出生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几十年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组织上百万的汉族移民，其中很多是革命战士，来这里务农。虽然新疆南部原住民仍占多数，而在奎屯原住民已成为少数。
Sabit从小就接受中共教育，尽管周围建设兵团的汉人们一直像殖民者一般地对待他们，她还是坚信自己是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奎屯的汉人将哈萨克族和维吾尔族人统称为“少数民族”，就好像他们之间的民族差别完全不存在似的。这种境遇，Sabit也习以为常了。她的父母，一位是医生，一位是化学老师，从来不跟她谈起任何遭受种族歧视的经历；他们送她上了普通话教学的汉人学校，并告诉她要在那里好好学习。小学时，Sabit和她的同学们都得给兵团摘番茄。到了中学，他们还要摘棉花，这是Sabit憎恨的工作：你得弯着腰一连干好几个钟头，或者跪在尘土飞扬的地里干很久很久。她母亲只是跟她说，这是锻炼你的性格。
Sabit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2004年高中毕业以后，她去了上海学俄语，希望这能帮助她在更广阔的世界里找到一条好的职业道路。她非常喜欢上海这个轰轰隆隆、步伐飞快的繁华世界。但是，她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如果她告诉朋友她的家乡是哪里，谈话通常会变得十分尴尬。有些以为新疆人都是“野蛮人”的朋友，还会非常惊讶她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就在她大学毕业之前，她和她的朋友们一起申请了华为的职位，而她是所有申请人里唯一没有得到面试机会的——她非常肯定，这不因为别的，就因为她的出身。
Sabit试图默默地抹去这些偏见对自己的影响，她开始隐藏自己的出身。只要情况允许，她会说自己是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她在一家投资公司找到了一份薪水不错的工作。工作本身很吸引人——有很多去俄罗斯、老挝、香港等地出差的机会——她也很喜欢自己的老板和同事们。
当Sabit在上海打拼的时候，她父母都移民去了哈萨克斯坦。他们希望Sabit也一起移民，但她拒绝了，她认为中国是一个更大、更有发展前景的国家。她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希望成为一名模范公民，并且坚信她的未来是跟中国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在她的家乡，政治已经让一切都蒙上了绝望的阴影。
2009年，中国广东省的一座玩具工厂里发生了打斗。在一片混乱中，两个维吾尔族的雇员被一伙汉族人杀害了。紧接着一个月里，几百名维吾尔族人冲上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的街头，挥舞着国旗，高喊着“维吾尔人”，希望能引起中国领导层的注意。警察赶来制止，于是暴乱发生了。几百人要么受伤，要么死掉，还有几百人被捕。超过四十个维吾尔族人在这个过程中失踪不见了。十几个人之后被判死刑。
暴乱发生一年后的某天，Sabit和几位同事打算一起去吉尔吉斯斯坦。当他们准备在乌鲁木齐乘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把她叫到一边，告诉她因为她是新疆人，所以需要特别允许才能继续她的行程。因此，她在民族宗教事务局花了一整天去办理所需的手续，她的同事们已经都走了。
共产党的宣传使她相信这样的手段是必要的。然而，她仍然感觉到了不被当作自己人的深深的不快。在中国，不管走到哪里，她都是个外人。有天她回到上海，望着城市里一座座塔楼公寓，她问自己：“这些都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不久以后，Sabit和一个已经移居到温哥华的朋友聊了聊，就飞过去探望。她立刻被那里的友善和机遇所吸引，任何时候，她只要告诉一个加拿大人她来自新疆，得到的总是善意的好奇。她登记加入了一个可以获得商业类文凭的项目，然后在同年夏天，她又租了一间公寓，有了一个室友。她在温哥华的一间公司入职了，成为一名会计新手。她还找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圈，遇到一个自己爱的人。她的生活在她的计划中徐徐展开，一切还不错。
2017年春天，Sabit的父亲因心脏病突然去世。她的母亲打来电话，但为了不让Sabit惊慌，她只说父亲在医院里，她应该来看他。Sabit当时在度假，立刻放下计划，飞往哈萨克斯坦。在飞机起飞前，她用手机进了家族群聊。里面有人用哈萨克语写道：“愿他的精神在天堂安息”。但是这条消息是用阿拉伯字母（译者注：哈萨克语有多种书写的文字，阿拉伯字母是新疆地区哈萨克族广泛使用的字母）写的，Sabit只认得出“天堂”。她在痛苦的不确定中熬完了这次飞行。她抵达后，另一位亲戚不知道Sabit母亲善意的隐瞒，为她父亲的去世表示了哀悼。Sabit这才意识到父亲已经去世，她失声痛哭。
Sabit发现她的母亲悲伤绝望，因此她决定留下来支持她。她向老板提出休假数月的请求，但老板不能保证她的职位能为她保留这么久，所以她辞职了。她给温哥华的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帮她收拾好东西。
那个夏天，Sabit和她的母亲回到Kuytun奎屯，为父亲办丧。而朋友警告她不要去：因为流传着对新疆原住民的镇压不断升级的传言——比如有哈萨克商人在边境失踪了。但是不到一个月前，Sabit在刚去过那里，安然无恙。她想站在母亲这边。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与家人见面并拜访了祖先的坟墓。她后来回忆说，这次旅行“充满了泪水和悲伤。”
7月15日，Sabit和她的母亲驱车前往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飞往哈萨克斯坦。他们在半夜到达，航站楼几乎空无一人。在海关，边检检查了她母亲的护照，并准许她出境。但是，当Sabit提交文件时，边检停了下来，盯着她，然后将她的护照带到了后台办公室。
“别担心，”Sabit向母亲保证，并解释说拖延很可能不过是官僚作风。几分钟后，边检带着一名维吾尔族官员返回，他让Sabit坐在长凳上。说：“你不能离开。”“你们俩可以自行讨论决定母亲到底是去是留。”
Sabit的母亲情绪激动恳求解释。边检回答：“我们需要问她几个问题。”
“你快点走，”Sabit告诉她的母亲。“我今天坐不了飞机的话，我就明天再飞。”
母女俩的衣服装在同一个箱子里。当他们将彼此的物品分开时，她的母亲开始哭泣，而Sabit安慰了她。然后她看着母亲，泪水从脸颊流下，朝大门走去。母亲离开后，边检走向Sabit，冷冷地解释说，她已经被“边控”了——这意味着她被怀疑。他说：“刚才你的母亲在这里，所以我没有提及。”“你应该知道新疆现在的情况。你最好合作。”
二 “像老鼠一样”
在Sabit决定搬到加拿大的2014年，北京召开了一连串秘密会议谋划新疆的黑暗未来。那之前的一年已成为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当时正在巩固权力。为了扫清终身制的障碍，习整治了一百多万政府人员，处罚范围从审查到死刑都有。对于中国的少数民族，他也绝不手软。
新疆动荡的历史使其成为特殊顾虑的目标。这个地区似乎从未在党的完全掌控之下：它总是外力干涉的目标——俄国沙皇曾经侵占过其一部分——得益于其短暂的独立历史，它也是独立建国思想的聚集地。共产主义理论学家们长时间里辩论独立思想在走向（共产）乌托邦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尚未完全工业化的外围社会里。苏联采取一种放任的政策，让各个民族建立加盟自治共和国。中国则采取了主动同化的政策。
上世纪五十年代，毛意识到党对新疆的控制不够，即开始动员兵团在北疆设立农场，作为对潜在苏联进犯威胁的缓冲。革命群众大批涌入，几十年后汉族已占四成人口。为了同化原住民，党干部们用各种办法去除他们的民族传统：他们的伊斯兰教信仰，学校，甚至语言。政府开始否认维吾尔人身份认同的正当性：维吾尔人是中国人。
七十年代后期，邓小平上台，撤销了很多文革的极端政策。在新疆，清真寺重新开放，也允许使用民族语言，文化开始繁荣。但在这种开放环境下，人们开始表达对殖民现状的不满。遵循当地传统，乃至坚持用“乌鲁木齐时间”（比北京时间晚两小时），这些都成为一种潜在的不满的表达。一些小地方的示威打出了“把汉人赶出新疆”的标语。一小群极端分子谋划一场暴动。
1990年4月，喀什城郊爆发一场当地人和政府之间的暴乱，这很明显由非职业的民间军事组织挑头，后加入了搞不清楚来龙去脉的示威群众。警察和兵团迅速合力镇压了暴乱。此事发生在八九天安门事件仅仅一年之后，统治精英集团对于分裂事件少有忍耐度。一年之后苏联解体，中国共产党认为民族独立主义是造成苏联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之后对于这种事件愈发敏感。
政府以近乎偏执狂的态度搜寻任何一点“分裂主义”的迹象。其中喀什市委书记朱海仑最激进。曾担任朱的翻译和助手工作的Abduweli Ayup回忆说，1998年3月，棉农抗议一项关于禁止他们种植蔬菜的裁决。朱指责他们是分裂主义者，并说：“你们拿清真寺当堡垒！”在另一场合，他嘲笑《古兰经》，对维吾尔族听众说：“你的神就是屎。”朱命令Ayup挨家挨户查询是否有家庭藏匿民族主义或宗教书籍，并告诉他找到了才能回来。Ayup一直工作到天亮，叫醒了人们。但是，他说：“我根本找不到任何书。”
事实证明，新疆的叛乱分子无法招募到多少追随者。当地人喜欢伊斯兰教的苏菲传统，看重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而不是政治。在9月11日袭击发生时，该地区没有恐怖分子暴力可言。但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的行动计划在阿富汗边境进行，为旧的焦虑提供了新的紧急框架。中国当局草拟了一长串事件，声称它们都是圣战的例子，并向美国国务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其中许多事件无法核实，也无法与非政治性暴力区分开。在中国，用刀，斧子甚至是简易爆炸物进行的大规模袭击非常普遍，并且通常与种族动荡无关。官员说，不久前，一名男子走进云南省的一所学校，向五十四个人喷洒氢氧化钠，以“向社会报仇”。同样，一名来自中国东部的截瘫患者在北京的一个国际机场引爆炸弹，显然是对警察殴打的一种报复行为。爆炸被视为一次性事件。一名维吾尔族人对在新疆从来没有这样的情况感到沮丧，他在推特上问：“为什么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恐怖主义？”
2008年奥运会临近时，中国当局更加沉迷于维稳，中国社会学家孙立平指出这是一种可以与朝鲜相比的残酷镇压行为。孙曾在审查习近平博士论文的委员会中任职，他指出，该党是自己的错觉的俘虏：通过高估即将发生的社会破裂的可能性，它已经看不到人民不满的根本原因。孙警告说，这种为了消除“不稳定的幻象”而进行的反思性镇压，将导致镇压和动乱的螺旋式恶化，并可能最终导致一直以来他们所担忧的崩溃。
在新疆，似乎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典型：在新疆，中国领导人似乎总是将民众的不满误认为是叛乱活动的增加。2009年在乌鲁木齐举行的抗议活动（紧随着西藏的类似活动）促使党的理论家呼吁建立一个单一文化的社会，一个单一的“国家竞赛”，从而为“新型超级大国”铺平道路。一位有影响力的国内安全官员指出：“稳定在于解放人、规范人、发展人。”
乌鲁木齐新任党委书记开始奉行这一政策：告诉妇女不要戴面纱，禁止维吾尔族书籍和网站，拆除历史建筑。几年之内，孙立平警告过的下降恶化开始出现。2013年秋天，一名维吾尔族男子在两名家人的陪同下开着SUV冲进天安门广场的一群游客中，可能是因为他们当地的清真寺在一次袭击中被破坏了。他们点燃了装满自制燃烧装置的S.U.V.，最后，该男子和他的家人死亡，并且造成2名行人死亡和38人受伤。
几个月后，在云南省，一小股袭击者身穿黑衣，袭击了一个火车站，残忍地杀害了29名旁观者，并导致140余人受伤。尽管没有组织声明对此事件负责，一组叛乱组织庆祝了这一事件。政府声明这群人是维吾尔分离主义者，并将此事称为“中国的911”。习近平被激怒了。“我们应当团结人民，建起一堵对抗恐怖主义的铜墙铁壁，”他对政治局说道，“让恐怖分子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2014年，习近平去了新疆。在喀什噶尔的一个警察站，他检视着在墙上的武器。“我们同志们手中的武器太原始了，”他在视察中说到，‘这些武器不能用来对付大砍刀、斧头和冷钢武器。“他补充道，我们必须如他们一样残忍，并且不对他们手下留情。”
在他视察的最后一天，两个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攻击了一个在乌鲁木齐的火车站，造成一人死亡以及几十人受伤。在一次北京的高层会议中，习近平表示了对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对。“这就如同吸毒一般，”他说，“你失去了神志，变得疯疯癫癫，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不久后，在新疆的党领导宣布了一场“人民战争”。这场战争针对三大“邪恶势力”———分离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极端主义。该地区的最高官员实践了这个政策，但习近平对此感到不满，并在两年后换上了新的官员——陈全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思想坚定，忠诚度毋庸置疑。
陈全国是一个雄心勃勃且训练有素的人。他曾在军队服役，然后迅速升任政治职务。2011年，当他到任西藏时，僧侣们以自焚对抗达赖喇嘛称之为“文化灭绝”的长期镇压。这场危机当时占据了国际头条新闻。
在一片压迫已经成为常态的地方，陈全国的暴力镇压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相反，他以系统化威权策略而著称，并且时刻准备针对整个人群的日常生活。
当时绝大多数的自焚事件发生在自治区的东部，因此陈收紧了他的司法管辖区的边界，限制了藏人从其外部进入。在拉萨，他使得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购买汽油。他建造了数百个城市警察站，称为“便利站”，这些警察站以紧密的形式布置，这是压倒性的武力展示。他派出两万多名共产党干部到乡村寺庙去进行宣传和监视。一些当地人说，名为“红臂章巡逻队”的志愿团体成员闯入房屋去没收达赖喇嘛的照片，因为中国当局将西藏的动荡归咎于达赖喇嘛。拘留因此有所增加。2012年，当大量藏人前往印度接受达赖喇嘛的祝福时，陈将他们送进了“再教育机构”。
尽管自焚事件继续在邻近地区发生，但在接下来的四年中，西藏仅记录了一次自焚事件。他宣布：“我们严格遵守法律，严厉打击非法组织和关键人物”。他有能力被提拔。官方媒体指出，2016年3月，就在他被任命去新疆之前，来自他所辖地区的代表来到北京的全国人大，戴著有习近平形象的徽章，“这是一种表达谢意的自发行为”。党认为陈的策略是成功的。
陈顶着一头稀薄而漆黑发亮，梳得严丝合缝的头发进疆，随行的是从西藏带来的一队安保。他没搬进党委书记的住所，而是住进了一个由政府控制、解放军安保的宾馆。宾馆紧邻多个警察机构，陈还有一条从住处到该地数字安全中心的高速数据专线。
习曾把改革比作吃饭，把肉挑完了，那剩下的就会难以下咽。陈向其表明他来就是“啃硬骨头的”。他把自己的一段讲话标题取为：“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核心下，坚持贯彻党中央的新疆治疆战略”。
陈的前任就曾从他那里学得西藏策略，在新疆部署了二十多万党员干部。陈到任后加码到一百万，并督促这些人一家一家地“用感情贴近群众”。在一个名为“民族团结一家亲”的运动之下，各地党员干部上门到少数民族居民家中自我介绍，宣布“我们是你的新亲戚”。这些干部们不请自来，登门吃饭，有时候还按上级要求过夜。惊吓之下的住户们只能强装笑容，礼貌地接待他们，回答他们的各种询问，甚至把自己的床让出来。
在时任新疆代理党书记朱海仑的协助下，陈招募了数万“协警”来实施大规模抓捕和镇压任何动乱。他开始建造数千个“应急指挥中心”，谋求对城市生活实施“网格化”管理（译注原文iron grid，铁网，应该是指中国官媒的网格化管理）。他把人划为三类：可信、一般、不可信，并抓捕任何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忠诚的人。
到任半年后的2017年初，陈发出指示应对长期、复杂、“极为严酷”的运动。他要求下属“把严打作为首要任务”，其必要性在于“先发制人，消灭于萌芽”，目的是根除新疆分裂问题。对于任何不愿意热情参与实施计划的“两面派”官员，他宣布零容忍。
之后习召陈到北京开会，几天之后，在乌鲁木齐举行的大型集会上，陈检阅了上万全副武装的钢盔部队，直升机盘旋上空，多个装甲车组成的方队驶过，陈在集会上宣布“粉碎和消灭敌人的进攻”，誓言要“把恐怖分子的尸体埋葬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陈的指挥特色之一是突击检查，有时候随机传召警察来检验他们的反应时间。他指示“应抓就抓”，到2017年4月已有大批民众被捕。一个泄露给在荷兰的维吾尔运动分子的官方文件显示，仅仅在6月19日的那一周内，四个南疆地级地区就抓捕了一万六千余人，另有五千五百人因为调查人员找不到他们，以“暂时无法收押”记录在案。
即使收押人数不断增加，当局仍在力推更多抓捕。一位公安局长回忆一个党员同志的话是这样说的：“庄稼里的草没办法一根根拔，你得喷除草剂全杀了”。到了六月，朱海仑起草了一个公文，里面写“坚持应抓就抓”，并强调，“只要他们现身了就抓”。
在乌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一位官员递给Sabit一张拘留证，那是逮捕她的的行政命令，上面的日期是6月20日。Sabit被带到一个小审讯室。她的手机和证件被没收，机场官员通知她即将接受“录像调查”。
她被带到电脑前；通过视频链接，另一名官员开始用维吾尔语盘问她，但她并不懂维吾尔语(陈先生招募来很多少数民族的人，用来镇压少数民族)。
Sabit询问：”你能用普通话吗？”电脑那段的官员改为用笨拙的普通话，询问她的移民记录和护照，为什么她曾经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领事馆更新过护照？Sabit回答说，她是去探亲的，旅行的时候护照页数用完了。大约一小时后，一名士兵把她带到外面等候。她本以为会被放行。她的回答很诚实，而且很容易进行核查。但她却被叫回了房间，由两名士兵看守。
最初维吾尔机场的边防检查官员对她进行检查时，Sabit问自己做错了什么？对方恼怒地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现在我们要等奎屯公安局的人把你带走。”Sabit问那是什么时候？他态度十分恶劣地回答：”这要看他们什么时候动身。”
扩音器里传来通知，说她的航班延误了，她想象着母亲在飞机上忧心忡忡的样子。她坐着的时候，看守她的警卫和她聊天。她们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女性，从“内陆”（新疆人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称呼）入伍。她们说，她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人需要离开中国，尤其是去哈萨克斯坦。”真是个落后的国家，”一个人说。Sabit决定，这时候最好“聪明”一点，不要反驳。
大约6个小时后，奎屯公安局的几名黑衣青年男子赶到。当Sabit被移交给他们看管时，机场的官员告诉她，如果没有问题，局里可以撤销边防，然后她就可以离开了。Sabit点了点头，心想也许他是个善良的人，能看出她是无辜的。
外面晨曦将至。公安局的人把Sabit引到一辆汽车的后座上，在那里她的两边各坐一名警卫，并准备好了手铐。这些人开了一夜的车，看起来很疲惫，但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她。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名情报人员对她进行了盘问，司机以狂躁的速度向奎屯方向疾驰，将车速飙到每小时110英里以上。
到了公安局，Sabit被带进地下室，地下室里面有几间拘留室。他们在一间狭窄的拘留室前停下，让她进去。这个场景令她崩溃了，她开始哭泣。”求求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关进去？”她哀求道，”我不是一个坏人。求你了，让我在办公室里等着吧。”
“我们就因为你跑了五百公里。”情报人员说，”别再给我们添麻烦了！”她进入牢房，注意到墙壁上有泡沫填充物–她怀疑是为了防止自杀。两张软垫凳子，每张凳子下面都有一根装在墙上的管子，是用来装手铐的。Sabit吓得坐都不敢坐。
牢房外一名助理警察告诉她，”你可以休息一下”。她缓慢地坐下。这名警察姓韩，来自邻近新疆的一个贫困省份，那里是新兵的来源地。他告诉Sabit，调查人员会在当天上午九点到达。他拿着她的档案，留意到她的档案很薄，说这是个好兆头。
Sabit在脑子里盘算，试图不要责怪自己之前无视返回中国的警告。她后来在一份未发表的证词中写道：”我的焦虑就像蚂蚁吞噬猎物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着我。”(这篇报道参考了她的书面证词、包括她保存的文本在内的原始文件，以及长篇的采访)。她盼着能尽快向更高级别的官员解释自己的情况，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被冤枉了。
几小时后，一男一女两名警官把Sabit带到一间审讯室，里面有一张“老虎椅”，这是一种用来铐住坐着的人的金属装置。Sabit吓得退后一步。男警官见状，命令为她拿来一把普通的椅子。”在这里，我们尊重人权，”他说，”你要做的就是配合，诚实地回答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放你走。”
惊恐中Sabit感到胃部一阵刺痛。警官叫她吃早餐。她吃不下饭，询问能不能用洗手间。
“来吧。”女警官说。此前，Sabit被允许使用她拘留室附近的一个厕所——一个地面上的肮脏的坑，几个监控摄像头对着它。”我们能不能不去那个有监控摄像头的厕所？”她问。警官把她领到另一层楼的厕所。当他们回来时，Sabit瞥见自己对面的一间审讯室。在那里，她看到一个身穿橙色背心和黑色长裤的年轻维吾尔族男子，他的手腕和脚踝被锁在一张老虎椅上。他的脸很脏，没有刮胡子。他的眼睛失焦，他的头耷拉着。穿着黑衣的警官对他大喊大叫。Sabit被带了过去，回到她的房间接受询问。
任何接受过审讯的人都知道，审讯就意味着重复。审讯者一遍又一遍地问你同样的问题，试图从里面找出前后矛盾的蛛丝马迹，来给你定罪。
Sabit的审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审讯者只是不断重复询问着她在机场就被问过的问题。审讯过程中，隔壁关押那个维吾尔族男人的房间不断传来拷打和电击的声音。那个男人的惨叫声不绝于耳，她根本无法集中精神。主审讯官跟他的同伙说：“让他们先停一停，太影响我们这边工作了。”刑讯这才消停下来，但也只是暂时的罢了。
她的审讯官离开了，有人给她送来午饭，但她还是什么都吃不下。一个她很礼貌地称之为“大哥”的维吾尔族官员进来了，给了她一点热水和胃药。
三个小时以后，主审讯官回来了。“你去过太多敏感国家了”，他说，“我们需要对你进行一次新的审讯”。Sabit问到底是她去过的哪些国家有问题，审讯官回答说：比如美国、泰国、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俄国。
“除了美国，我去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出公差啊！”她说。“这一点我的同事可以作证。”
第二次审讯结束时，天已经黑了。“大哥”回来了。Sabit绝望地问他：“我能走了吗？”“大哥”摇摇头，跟她说：“把热水杯子留着喝水吧，记得吃点东西。”
把她从机场带来公安局的情报人员把她的行李也从机场带来了。
“我能回家了吗？”Sabit问他。
“你到时候就知道了。”他回答。他押着她走出审讯室。另一个人男人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但这个情报人员摇了摇头。“她的名字上了黑名单，”他说，“谁也救不了她。”
三 雪亮工程
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天网计划”，开始在全国范围安装监控摄像头。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推出了该计划的升级版——雪亮工程。预想中这项工程会建成一个5亿摄像头组成的监控系统，以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在北京，几乎没有任何角落可以躲过监控的观察。这些摄像头最终还搭配了人脸识别软件，令当局对个人的侵犯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北京天坛公园的厕所中，人脸扫描被用以限制用户一次获取超过七十公分的厕纸。
习近平在新疆造“墙”的努力中，高科技是至关重要的。来自IPVM（一个研究视频监控的组织）的研究者发现有证据表明中国公安部于2017年要求监控摄像头中的人脸识别软件须要能够识别维吾尔人的脸。几家牵头的中国厂商迅速着手开发这一技术——在华为的一项测试报告中，其中的一个系统被称为“维吾尔族警报“。尽管基于种族的监视系统精度未知，在新疆以外已经有至少十几个立法机构进行了部署。
新疆本身则成了数字监控的试验场。2013年，新疆官员已经开始在居民家外张贴二维码，以供安保人员扫描获取居民信息。在陈全国来到新疆后，所有汽车都装上了政府配发的GPS追踪器。所有新手机号码都需要登记，手机会被例行检查；当局可以获取照片、位置数据等任何信息。政府还会安装WiFi“嗅探器”以调取电脑和其他设备中的身份信息。陈全国还发起了“全民体检”的运动，假借医疗的伪装收集血型、指纹、声纹、虹膜等生物特征数据。所有12岁至65岁的新疆居民都被要求提供DNA样本给当局。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些形形色色的监控工具，集中管控是最好的方法–而这一开始就是“新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2015年，中共国安机构开始构建“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校对按：原文为Integrated Joint Operations Platform，简称IJOP）。此平台可供各路信息交汇。一位参与建设的资深工程师记录道：“在一次恐怖袭击出现后，对袭击起因的调查至关重要，但预防未来可能出现的恐怖袭击更加重要。”IJOP平台投入使用以后，朱海伦曾经确认道，这个平台会被用来铲除潜在危险。Zhu Hailun分发的备忘录中提到：“由IJOP识别出的潜在危险人物和相关线索是对社会稳定的重大威胁，其中不容易查证的人物和线索是藏在隐患中的隐患、藏在危害中的危害。“
使用IJOP程式并被监督上传信息的国安人员有好几万人。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曾对IJOP进行过数位鉴识，鉴识结果揭示，能触发IJOP做出潜在危险评估的“人员类型”共有36种。符合这些类型的行为包括：不使用手机，出入使用后门而非正门，或者用电量”反常“，连蓄须风格“不正常”都可能被盯上。社交太少会被怀疑，但被视为社会关系“复杂”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而且，IJOP还采取连坐机制：当一个人对国家的忠心遭到怀疑，他/她的家人也难脱清干系。此外，IJOP的系统设计中，还有“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元素。由于系统自身的数据短缺而不能被确认成分的人员，也会被算作潜在危险。在评估有境外行踪的人时，这一元素就体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如果此人的目的地被视为”敏感地区“，那就更是如此。2017年6月，朱批准了一份快报，这份快报强调，任何一个出过国的新疆人都可以被推定有罪：”如果一个人从事恐怖活动的嫌疑不能被洗清，那就应该派出边境管制人员对此人实施抓捕。“
在公安机关，Sabit被迫进入一辆有着在机场接她的情报官员的车。她仔细看向窗外，她童年记忆中的奎屯似乎变得无法认出，模糊的天际线显得冷酷而无味。他们乘车一路向西，朝她长大的街区走去。她回忆说：“我希望，或者说我有那么一点幻想，他是把我带到我原来住的地方。”相反，他们到达了北京西路新建的派出所。在大厅里，Sabit注意到一个老人坐在椅子上，这是一位和她父亲在同一所学校教书的邻居，而她从小就认识邻居的女儿。“你好，叔叔。”她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你认出我来了吗？”他默默地对她示意不要说话。
Sabit的眼泪涌了上来。她后来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看到我刚刚去世的父亲一样，我害怕得要命，又特别难过。”Sabit被命令跟随一名怀孕的警察。她们一起走路时，警察用哈萨克语低声说道：“他们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无论如何都不要抵抗，不然有你好受的。”在一个私人房间里，这名警察命令Sabit脱掉她的袍子，对她进行搜身，并且没收了她的珠宝和鞋带。回到大厅，另一位警官记下了她的个人信息。这个男人看起来好像是维吾尔族或者哈萨克族的，所以Sabit鼓起勇气问：“我因为什么来这里？”解释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人带你来的。你去过很多国家，所以问题可能很大。”他示意那位仍然坐在椅子上的老教授：“他去过哈萨克斯坦四十多次。我们已经把他拘留留在这里十天了。我估计你也得在这里待一阵了。”
Sabit一阵发冷。她在老人身边找了个位置坐下了。“孩子，我怎么能不认出你呢？”他用哈萨克语小声说道。“你和我的女儿一起长大的，你就跟我的孩子一样。”说完，他又提保佑她的父亲：“愿他的灵魂在天堂安息。”然后，他警告她要小心——不要批评共产党，也不要说她在旅行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的好话。他说：“你得坚强。一切都会过去的。你在这里就别怕，有大叔陪着你。”
被拘留的人员通常睡在审讯室里，男人睡一侧，女人睡另一侧。那天晚上，一些警官在大厅里放了一张军用床垫，然后命令Sabit和另一个年轻女子一起睡在上面。那女人穿着一件红色连衣裙。Sabit回忆说：“她非常瘦弱，特别平静地看着我，眼睛里什么都没有。从外表看，我觉得她是维吾尔族。”
当她们被迫挤在一起时，穿红色连衣裙的女子解释说，她是一名学生，因为使用名为Zapya的APP下载音乐而被捕。预计使用IJOP的官员会记录数十种“可疑”的APP，尽管很多当地人不知道它们是哪些。该名女子告诉Sabit，还有两名维吾尔男子也因为用Zapya所以被关在这里，一个是她的同学，另一个是一名屠夫。那个时候是七月，天也热，蚊子也多。Sabit一整宿都没睡着，净轰蚊子了。大厅里的灯光亮了一夜，警务人员的对讲机不断发出信号音和断续的嗡嗡声，同时警察还在忙着处理吸毒的，喝醉了的，乱穿马路者和其他小偷小摸。警察对谁都很严厉。有一次，一个拷在老虎椅上的老人喊着说：“毛泽东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二天，Sabit被车押往医院检查身体，包括抽血和留尿。她还做了心电图、超声波，拍了X光胸片。回到警察局以后，警官又给她拍照、留指纹，并留了她的DNA样本。她做了虹膜扫描，又被逼着对着麦克风讲话，以获取她的声纹。这是另一样要上传到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的数据。那天晚上，萨比特和维吾尔族妇女睡在审讯室里。事实证明这比主大厅还差。蚊子一样不停地绕着她飞，对讲机的声音仍然听得见，唯一的区别是Sabit现在和另外两个女人被一起关进了一个小小的铁牢房里。房间很热，还不通风，不过即使她已经汗流浃背，她还是把自己裹在毛巾里躲蚊子。她还犯了胃痉挛。
在另一间牢房里，老教授和两名维吾尔男人被关在一起。晚上，教授睡在地板上的床垫上，年轻人被铐在墙上，这样他们就不能靠着。在接下来的几天里，Sabit注意到这两个年轻男人只有吃饭和上厕所时不用戴手铐，而且他们没洗过澡。仿佛一场飓风，陈全国发起的庞大的拘禁方案逮住了Sabit。新疆大约有2500万人口——不到全中国人口的2%——但根据政府公布的官方数据，截止2017年，全国五分之一的逮捕行动与新疆有关系。
在警察局里，Sabit注意到大量的维吾尔人被带来这里并上传他们的信息。许多人是在进奎屯时被检查站拦住的，还有一些被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标记为“不可信”。在这些人里，大多是上了岁数的，或者是女性，或者是小孩。至于青壮年男性，他们好像都已经被关起来了。白天Sabit可以到警局大厅里活动，但是只要一有亲戚来探望，她就会被迅速赶回牢房里。有时她看到一些认识的人，就觉得被他们看见她被拘留很丢脸。但随即她意识到，他们以为她只是也来处理一些琐事。有一次，一位老朋友也来了，要办理一些去哈萨克斯坦探望父母的文件。这位女性朋友听说Sabit被拘留了，想过去离她近点，但那位老教授示意她离远点，别过来。走之前，她向Sabit示意，会给她母亲带口信。Sabit安静地看着她，拼命忍住泪水。
在她被捕的第19天以后，那位照顾过她的大哥走进了警局。Sabit记得这个人对她还算友善，于是涌起一点点希望。她叫住他，问他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她才可以离开。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周围的人，然后说：“你们都会被送到学校去。”Sabit从警局里大家私下的传话中已经得知，“学校”就是指政治再教育营。她吓了一大跳，“得待多久？”他说要半年。
第二天晚上，三个身着灰夹克的神情严厉的男人来到了警局。从警局的人对他们的毕恭毕敬的样子看，Sabit觉得他们大概是什么高级官员。后来证实，其中一位是公安局的国安大队队长王挺（音译）。Sabit，教授还有一个年轻维吾尔男子都被叫去和他们见面。王挺主要就哈萨克斯坦签证的事审问Sabit。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官员叹着气说，“你啊，我们把你一放，你就不知上哪去了。”尽管如此，警察局副局长还是告诉Sabit，第二天她就可以离开了。
陈全国将他的镇压描述为给新疆社会带来良好秩序，然而，对于处于这个系统中的人民来说，随意变动的规则和随时随地的各种强制行为让情况看起来更像是无政府状态。一个警员告诉Sabit，在离开之前她必须签署一份悔过书，并且保证下不为例。Sabit说，她根本就不知道她的罪行是什么。“那你为什么来这啊？”他问道。“因为我出国了。”她回答道。“那就写你不会再犯这种错误就行了。”他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警察又补说，“你随便写什么错都行。”Sabit在警局的等候厅里发现了一本中共的宣传杂志，然后她抄下其中一些政治宣传的话语。
第二天早晨，Sabit走出了警局并打了个电话给母亲，母亲一听到她的声音就泣不成声。Sabit想要立刻飞到母亲身边，但警察扣留了她的护照；他们说，在归还护照之前，她必须取得国安局的许可。在国安局的办公室里，Sabit找到了王挺，跟他说她想去见她母亲。王挺回答说这需要先请示上级。一周后Sabit回到这个办公室，王挺对她说，她的边境管制将会在三个月后自动解除，到时护照也会归还给她。Sabit感到很困惑：在机场拦住她的官员告诉她，她必须采取积极措施才可以消除边境管制。然而，当时她想要进一步询问时，王挺却挥挥手让她离开了。
Sabit耐心地等待了三个月，甚至特地等多了一天——以防万一。然后又去王挺的办公室找他，后者让一个警员把护照还给Sabit。Sabit顿时感到松了一口气，马上订了一个飞往哈萨克斯坦的航班。然而，在机场里，还是当初那个官员拦住了她。她的边境管制并没有被解除，“我没跟你说吗？”那个官员问道。几个小时后，Sabit又再去找王挺，这次王看她的样子有点不耐烦了。他坚持说，她的边境管制已被解除了，可能只是系统需要点时间更新。他让她再等多一周。Sabit请求他给她出示一份书面证明表明她无罪，于是王让人写了一份。这份材料写着她因为在领事馆里续签护照所以被调查，但目前已洗脱嫌疑。材料上还写着“我们没有发现她或她的家人从事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活动，她已被允许出国。”第二天，Sabit拿着这份证明，又冒险订了一个航班。结果再一次地，她又被拦下来了。不管是没法遵守规则还是根本没有一个完整有效的规则去遵守，她反正是走不成了。
中文有个说法是“鬼打墙”，意思是指一个看不见的迷宫，周围到处漂着鬼魂，专门迷惑和捕获在外奔忙的人。在Sabit的情况里，鬼魂就是国家，她决心无论如何要找到一条路冲出去。王挺的一个同事告诉她，撤销她的边境管制的申请已经上报，正等待批准。申请要到两百五十里外的县城所在地古勒贾，再走一百五十里到乌鲁木齐。她急于保证自己的手续正在办理，她决定跟着这条线去督促办事的工作人员。她到火车站时看到站里到处都是即将召开的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传品。那是一个政治敏感时期。
在古勒贾，Sabit得知自己来晚了，她的申请书已经发往乌鲁木齐了。离下一班去乌鲁木齐的车还有好几个小时，于是她去看望住在附近的姨妈，她身体不好。当他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她的电话响了。电话是奎屯派出所的副所长打来的，他在电话里大吼”你在哪儿呢？”Sabit如实相告。”几天前你还在奎屯，你怎么突然就走了？”他让她发来一张火车票的照片，作为她在古勒贾的证明。然后，他命令她立即回去签署文件，”你今晚就坐火车回来。”
副局长好像莫名其妙格外关注她的案子。在火车上，她收到了他的短信，让她确认自己已经在路上了。当她到达奎屯时，已过午夜，停车场空无一人。在车站外的灯光下，她看到一辆警车在等她，里面有两个警察。一个是汉族人，另一个是哈萨克族人。他们默默地开着车，直到Sabit问为什么要让她这么急着回去。哈萨克族警官用口型告诉她：去学校。因为这位警官跟她说过哈萨克语，Sabit觉得她问问他。她难以置信地问道：”副局长不是说我是要签署文件的吗?”她让他不要逗她了，他却摇摇头说：”我没有开玩笑。”在派出所，Sabit的东西被没收了，她被送回了牢房里。第二天，又给她做了体检。很明显，这是要把她送去接受政治再教育之前进行的一些工作，但她就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这是一种常见的反应，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称之为“缓刑妄想症”。弗兰克尔很清楚这种错觉的控制力。在大屠杀期间，他被带往奥斯维辛；他后来写道，即使在火车开进集中营那一刻，他还相信“最后应该不至于那么糟”。（待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