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才是反右“阳谋”的真正头号帮凶(图)
邓小平、周恩来、毛泽东在天安门。（网络图片）
世人往往都把五七年那场“反右”浩劫算在毛泽东一个人的帐上，有人甚至臆测刘少奇和周恩来是毛的帮凶。殊不知“阳谋”的真正帮凶是邓小平和彭真。他们分别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总书记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身份，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说是帮凶便宜了他们，邓彭两人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了这场浩劫，紧跟毛的“战略部署”，亦步亦趋。邓小平和彭真两人是仅次于元凶毛泽东的“阳谋”第二号和第三号刽子手。
毛邓关系始于江西苏区毛受王明路线批判，邓受牵连。中共建国初期，邓小平主政西南。毛对他的评价是“人才难得，独立性强。”一九五二年八月毛将邓及其全家自成都用专机调来北京，出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和财经委副主任，一九五四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组织部长。五四年九月任中央军委委员（毛邓无军衔）。五五年四月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反右前 邓已深得毛的信任
邓小平在反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的新税制风波、“高饶反党集团”事件等党内斗争中，紧跟毛泽东，成为毛的重要亲信。毛在一九五六年七中全会上少见的为邓小平评功摆好，赞扬邓“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顾全大局，处理问题比较公正”等等。
接着在一九五六年九月的中共八大，邓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中央总书记，主持书记处工作。在毛的策划下，书记处控制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是一元化的权力中心。邓小平做了五件深得毛欢心的大事：一、毛不担任国家主席；二、邓代表中央起草中央文件，仅邓一人可代表毛批文，将刘、周晾在一边；三、助毛推出“纸老虎”理论；四、国务院的重大决策归书记处；五、党指挥枪，军队归书记处领导。叶剑英在一九五七年说：“除毛泽东外，邓小平虽然没有元帅军衔，但他是帅中之帅，是元帅的领班。”邓在短短的三年里坐上直升飞机，连跳三级，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取代刘少奇的接班人。毛的算盘并没有明确表露过。只有一次例外，那是在反右运动后期。
一九五七年底毛泽东访苏期间，向赫鲁晓夫通报自己将不担任国家主席。赫鲁晓夫问有人接班吗？毛评论了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和朱德。说刘的长处是原则性强，短处是不够灵活。周是个老好人，喜欢和稀泥。朱年事太高，不能指望他办大事。唯有邓小平，“既有原则，又灵活。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欣赏之意溢于言表。反右运动是邓小平仕途的里程碑。在一九五九年四月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自诩为“大跃进”的“统帅”，邓小平是“副统帅”，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邓的接班人地位似已被毛确认。毛认为邓在思想上最忠诚，在政治上最可靠，在行动上最得力，跟得最紧。
主持书记处 全权指挥反右
邓小平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即引蛇出洞）阶段，反击右派（即定罪）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引蛇出洞”阶段从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六月八日毛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份子猖狂进攻为止。五月二日经邓授意和批准，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撰写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五月四日书记处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书记处成为反右运动的前敌指挥部，邓小平就是总指挥。
在北京，自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在毛、邓、彭部署下举行了四十多次座谈会，二百多人发言，整理见报。邓小平主持书记处昼夜研究，用简报方式向毛泽东汇报。五月中旬，根据各地大鸣大放的情况，毛泽东觉得应当收网了，亲自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起初题目叫作“走向反面”，拟在《人民日报》用“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排出清样后，邓看了觉得过于露骨，建议毛在右上角批上“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字样。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局研究室”，仅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毛欣然接受。充分证明邓的忠诚护主，并得到毛的赏识。
其实在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前，邓主持的书记处已下发了《关于报导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以“引蛇出洞”的精神，清楚表明“秋后算帐”的决心。毛在一份“情况汇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也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是不是还要再上井岗山？”
据刘少奇年谱和周恩来年谱介绍，毛在五月十四日以前没有召开过中共政治局或常委会议。没有刘、周参与此事的记录。可以断定“引蛇出洞”的决策邓是完全知情并参与，由书记处大力执行，成为毛反右的主要工具。
六月六日，书记处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六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邓小平作《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六月十七日邓小平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以总书记身份作了主题报告，对全国的反右运动做了说明和部署；九月二十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整风运动报告》。在反右运动的全过程，邓小平几乎每天定期向毛泽东汇报运动进展情况，全面指挥和部署各阶段具体政策的核实和发布。反右的各项政策均由邓小平统筹安排下达。
其中，最好的证明是周恩来在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科学界反右派斗争的文件稿上的批示：“送小平同志审阅后，刘、朱、陈、彭、康、陆定一核阅”。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位高于邓，他制订的文件，必须先送邓审阅，再给刘、朱等阅，可见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只居毛一人之下。
反右扩大化 邓有直接责任
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准许学生回乡工作》和《在反击右派份子的斗争中对人物应有具体分析》的指示。六月二十六日再发出《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指示》。七月七日书记处批转《吉林省委关于高等学校反右斗争的情况》的报告，八月一日书记处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份子》的指示，九月二日书记处又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份子》问题的指示。
邓小平领导下的反右指挥部隔三差五地频密发出反右加温和扩大的指示，唯独没有作出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政策，直到反右高潮过去，才放了一个右派处理的“马后炮”，结果，划右派的数量由起初的几千人，扩大到五十五万人，加上内控使用、开除党籍的中右份子，达一百二十万人。当时知识份子总共不过五百万人。很明显，反右扩大化的直接责任，邓小平是立了“大功”的。邓充分发挥组织才能和强硬作风，忠实执行了毛的极左路线。
邓小平对毛的“阳谋”心领神会，狼狈为奸，可谓发挥得淋漓尽致。反右运动是邓毛的一次十分成功的合作。
邓小平对中共党内的老革命、老干部一样心狠手辣，无情无义。将沙文汉、潘复生、欧百川、王汉、杨思一、陈沂、丁玲、江丰、冯雪峰、艾青、秦兆阳这些省部级高干定为右派份子，都是经过邓小平批准，毛泽东点头的。陈沂被打成右派后，陈毅听闻，感到惊奇和激愤，给总政主任谭政大将打电话。谭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啪一声搁下电话。陈毅说“好家伙，人家是那样一位重要的领导，我是元帅也奈他何！”原来陈沂的右派也是邓小平批准的，谭政才敢顶撞陈毅。
邓小平在中共三中全会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大力批判所谓的“温情主义”时说，“现在还有一些同志，在反对党内右派份子斗争中，表现了较严重的温情主义，特别是对一些应该划为右派的老党员更加惋惜、心软、下不了手，这种情结必须加以克服。”到一九五八年的“反右补课”中，邓还一再指出“姑息养奸，养痈遗患”的右倾保守的危害性。
脑袋僵化 死不认错又作贼心虚
二十年后，当胡耀邦提出给当年的右派平反时，邓小平仍然顽固不化，说“不！”他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思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这个时期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些思潮是不行的。”一九八○年一月六日他又说“另外我想提醒一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简单地说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它过份扩大化了。”
邓女儿毛毛（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也回忆道“父亲始终认为，不能说整个运动是错误的。”邓小平对反右的“保留态度”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他“刚愎自用，不敢承担错误责任”。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同毛泽东是专制帝王的一丘之貉，将人民群众的善意批评看作是对自己统治权力的挑战和进攻。所以抵死不认错，没有丝毫负咎感。
邓在文革中是受害者，因此他敢于打破禁区，反两个“凡是”，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文革受害者平反。然而反右运动他是领导者，同毛泽东一同策划了“阳谋”，具体执行了残酷迫害知识份子的政策。因此当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右派虽然都划错了，仅剩下九十六名时，他依旧坚持“反右是必要的”，花岗石脑袋进入棺材。这是独裁者本质的狭隘。
邓小平反右运动的错误立场是同他在以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镇压六四学运及只搞经改不搞政改的“跛脚改革”一脉相承的。宗凤鸣记述的《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一书中，赵紫阳在谈到邓小平的两个观点时说“经我和邓小平打了八年交道，摸清了他的性格，那就是他认定了问题不会改变，因此对六四他不可能改变，他的悲剧也成了定局。”六四如此，反右也如此。
可是邓小平毕竟作贼心虚。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一卷出版时，抽掉了他的杰作五七年反右指导性文献《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以及一系列的有关文章和文件。如果这是正确的，何必抽掉！这又足以反映邓奸诈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