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记者编辑的低素质及其乱象(图)


(图片来源:Pixabay)

一,党报记者、编辑的素质要求

毛泽东说过:共产党打江山保江山,主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还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

中国大陆现在为了维护统治,对党报记者编辑和其他党媒记者编辑的素质要求,应该是空前的,还成了国务院网络信息办公室,正部级单位,专门进行网络审查。

毛泽东本人虽然只是湖南师范学校毕业,中专,但是现在中国的大学都升级了,实际水平降低了,毛泽东的学历应该在大专上下——许多方面很无知,很多方面也比较强。他在北京图书馆做过馆员,读了不少书。晚年,床上放的也是每天必读的书是《二十四史》,最喜欢看古代帝王怎么样整死人的权术和阴谋。他早年也办过报纸,如《湘江评论》。1935年遵义会议掌权之后,还经常为党报党媒写文章,写社论,1949年解放军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之后,他为新华社写了社论《将革命进行到底》,还作了一首七律古体诗,庆祝。所以毛泽东实际上是一个党报记者。

上世纪90年代我在《中国青年报》体育部当记者编辑,与同事只恒文几次讨论什么是体育记者的素质,当时新华社体育部著名记者曲北林也撰文探讨过此问题。他认为合格的体育记者的素质应该包括三方面:1,政治过硬,具备政治、法律常识。2,受过比较专业的训练,对体育比较内行。3,具有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新华社另一个很著名的体育记者徐济成对此也持赞同的态度,徐济成早年是济南军区篮球队队员(专业队,该队1995年还参加了CBA职业联赛,后来因为军队缩编而解散)。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成为记者。

政治过硬,懂专业,文字表达能力强,这三条实际上也应该是所有党报记者和编辑的素质要求。

二 大部分记者编辑素质很低,产生种种乱象

这三条要素看似不高,其实很高,而且它不是虚的,考试的时候做几道题就能达到的,是每天工作都要面临的,无论什么新闻、什么文章都要涉及这些问题。

比如政治过硬。90年代初,群工部没有解散的时候,我是该部的记者编辑,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要无偿霸占星海钢琴行的资产包括它在王府井附近的门市部,那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寸土寸金。星海琴行是集体所有制,中国大陆的宪法明确集体所有制的财产不受侵犯。但是北京市一轻局偏要把这家集体企业划归全民所有制的北京星海钢琴厂。明明白白的土匪行为。琴行的人找我们告状,当时群工部只剩下一半,那一半由副主任刘宪子带领去办《生活导刊》了。剩下的副主任经常不上班,只剩下我一个记者编辑。其余就是分稿组的工人。我自己就去采访,回来写了一个报道发表了,二版头条,3000字。大意就是宪法大还是北京市第一轻工业局的文件大,用宪法保护这个集体所有制企业。虽然最后企业还是被吞并了,一轻局的人还到报社领导那里告了我一状,但是因为我用共产党的宪法说事儿,所以无论是北京市有关方面包括市委宣传部还是报社领导都只能是暗中恨我,无法在政治法律上挑我的毛病。

但是很多人做不到这一点。2000年悉尼奥运会,我那时已经被打成“待岗职工”,在子报《青年体育报》当校对,我在北师大中文系夜大的同学,打击迫害我的毕熙东是该子报主编,去悉尼采访。他不去赛场,只是住在妹妹家里写评论,那天忽然想到1993年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未果,肯定是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捣鬼,就写了一文,大骂萨马兰奇是黑社会大鳄,反对中国人民举办奥运会。稿子一式两份传回国内,大报一份,子报一份,大报没敢发,只恒文这时是子报“编辑部主任”,在家代理主编职务,不敢不发。发表之后,国家体育总局就看到了,要求我们大报的主管机关团中央写检查,团中央又要求《中国青年报》写检查,就怕萨马兰奇看见了生气,真不帮中国申办奥运会了。幸好萨马兰奇后来没较真儿。

2001年,毕熙东主编招的北京体育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刘华平写了一篇报道,《邸安和看重四国赛》。这四国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应该是“四强赛”,四个男排球队的比赛。刘华平虽然是中共党员,但是没有这方面素质。编辑卢学周毕业于国际关系学院,这是国家安全部下属的大学,但卢学周的专业是非部属分配的专业,所以对这种事情也没在意。毕熙东前些天刚当众指着我鼻子教训我“不许改大标题”。所以我校对的时候,也没管这种差错。此文是二版头条,标题是核桃那么大的字。附近的国际展览馆正在举办体育用品展览,我们子报搞广告的人送到展会上一些报纸,免费,看到报纸的台商欢呼雀跃:“中国承认我们是一个国家啦!”竞争对手举报到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领导,副总编辑陈小川和毕熙东只好跑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去做检查。

2003年,非典期间,毕熙东住院治疗痔疮,听别人说地坛传染病医院的医疗垃圾不苫盖,就用卡车拉走,满天飞。而且那时候地坛传染病医院就设在居民区。毕熙东授意卢学周写一篇文章。我看了赶紧汇报给只恒文,他也看大样,但是不会看,我指出来这个问题,他才懂问题很严重,就删改了,出版后没有遭到停刊之类的处理。反之,那个时期《工人日报》的子报《新报》刊登了一个讽刺全国人大和政协的顺口溜,就被立即停刊了,一点商量都没有。

文字表达能力就更复杂了。

中国的大学出了问题。传统的中文系保留了国学,古汉语教学的课时很多,现代汉语语法的教学也很扎实,至少我学习的北京师范大学是如此。可是中共1955年进行院系调整,分为理工科院校和文科大学,理工科院校不再开设文化方面的课程,导致这些院校的毕业生实际还是高中文化。文科大学中,中文系受排挤,新闻系和经济管理成为热门的显学。特别是我们那样的单位,新闻系毕业的最吃香。实际上他们学习汉语、学习写作、学习语法,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很少。主要就是研究怎么样写共产党喜欢的新闻。这就本末倒置了。中文系的学习也应该文史哲不分家,大量阅读大量写作,才会熟能生巧。30年代,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郁达夫就说:中国现在的大学就是不让学生好好学习、好好读书。比如历史系,记记老师的讲义,看看老师指定的几个历史书的章节,考考试,就算弄懂了历史,其实连历史的皮毛还没沾到边呢。

现在中国大陆的情况就更严重了,完全是应试教育,读原著非常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应试教育了,学生一切以考试为导向,不考的东西不看不学,不了解社会,导致知识面越来越狭窄,常识越来越少。我们报科学部一个姓陈的硕士研究生女记者甚至以为春天收获麦子,其实气温低,麦子等粮食作物就不会成熟。所以英国农业不行,美国加州、德州等高温地区是小麦的高产区,世界粮仓!现在大陆最风靡的歌曲《小苹果》也这样唱:“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 ”。以为是秋天收获麦子,其实是夏天。歌词作者肯定也是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没有常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是最著名的,我们报社很多记者编辑都毕业于这里。那年云南大学毕业的高级记者叶研写了一篇万字的冰点特稿——《全世界人民都在学汉语》,开头有一句:“汉字是象形字,好看不好学。”错了。汉字有4种造字方法: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形声字。火、水、人、刀,是象形字。本是指事字,木加一横,指出树干是本。刃是刀加一点,指出那个部分是切割东西的刃,也是指事字。三个人,就是众,三棵树就是森,都是会意字,都表示多。共产党的共,是两只手分一个东西,就是要夺取对方的产权,(不给就杀你),所以这个字是最狠的,从造字的角度看,水平很高,非常传神非常到位!叶研的研,是把石头打开,弄碎,成粉末,所以是研磨,研墨。这是象形字吗?高级记者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回事。90%的汉字都是形声字,偏旁表示意思,另一边表示读音。主管我们检查组的副总编辑唐为忠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也是我邻居,我在家属宿舍楼前面跟已故的他说起此事,他说:“汉字就是象形字,我们大学就是这么教的!”您说,我还有什么话说 ?

那年新华社军事分社少将军衔的记者贾勇为我们报纸写了一篇军事特稿,宣扬中国的裁军政策。重点提出:“止戈为武。”意思是武装力量的武,本意就是停止武力,来实现和平。这就把这个字看成了会意字。其实这是一个象形字。古代武士操练,双手举着盾牌和戈——一种很长很大的武器,挡住了全身,只露着下面的脚——止。止是象形字,画的是一只脚。制止是后人增加的意思。所以北京城原来有“宣武门”。就是要在首都进行阅兵,消息传到蛮夷之地,那些小国就怂了。就不闹事了,所以,中国要搞70周年大阅兵。所以美国等发达国家绝对不派嘉宾出席——不让你们戏弄。少将记者就能整出这样的笑话,但是能看懂的人也不多了,因为中国的教育现在完全沦丧了!

三,专业知识缺失既有教育体制问题也有报社机制问题、认识问题

因为是应试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甚至从幼儿园开始,所以中国的学生、知识分子,学历越来越高,知识越来越少。专业知识当然也越来越少。远不能适应工作。别说学生,就是连大学教师都有知识欠缺的问题。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张鸣,那两年经常给我们报纸写评论,其中一篇叫《县治乃国之命脉》,意思是县级政权很重要,它们稳固了,国家就稳固了。道理没错,问题是县治这俩字,指的是县衙门所在的地方。不是指县级政权。此文还有一句话出现了4个“有”字,我当时作为“核查”删了一两个,现在此文在新浪博客还是这样拗口,还是这样牛逼:

“有清一代的制度,有诸多不敢恭维之处,但唯有对县治的重视,颇有可观之处。”

他还写过一篇文章,说文革中毛泽东推出上山下乡政策,根本目的还是想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这也是胡说八道。毛泽东是拿青年人当兵炮灰,搞全民皆兵,上山下乡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还管你们就业?也太把毛泽东当成人道主义者了。

我核查此文时向主管副总编辑提出这是错误的,但是未予理睬。我们报评论员马少华调到了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当老师,我打电话请他转告张鸣这个观点是错误的,马少华骂了我一顿。其实张鸣可能是学术权威,马少华不敢去说,反而觉得我这个当过待岗职工的好欺负。

报社的机制也是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定编定岗”。比如体育部就给6个人,两个人当夜班编辑,主任半脱产。还剩下3个半记者,管着28个左右的奥运会大项目(因为每届奥运会主办城市有权力增加或者取消一两个),还有很多非奥运会项目比如中国式摔跤、中国其他的民间体育项目,还有近年来兴起的职业摔跤、格斗、自由搏击,空手道。根本管不过来,无法搞懂。我自己当了好几年体育记者,因为参加过少年体校中长跑训练,平时爱打篮球,对田径和篮球熟悉,对其他的比如花样游泳,花样滑冰、体操完全不懂。别的体育记者也一样,所以这种机制就是外行的、闹笑话的机制。

也有培养、选拔记者的问题。体育部主任毕熙东以为大学毕业后研究几年就能懂专业了。其实如果上学期间不参加体育活动,一辈子就搞不懂体育了。体育不是研究的,是实践的。不参加体育活动不可能真正懂体育。因为毕熙东本人没参加过任何体育活动更别说少年体校、专业队的训练,所以他这样说。

我们报教育科学部也是6个人。管着从幼儿园到博士研究生所有形式的教育,还管着普通科技到航天飞机、无人机、心脏病手术所有的科学技术。主任也是半脱产,再去掉两个版面编辑,还剩下3个半记者,您说怎么专业?就是每天24小时学习业务,也不可能搞懂专业问题。

所以定编定岗这种政策机制就是走空壳报纸、非专业的路子,所以要是某方面很精通的读者看了报纸某些专业的报道非常外行,不用笑话。外行是常态,内行报道是偶然,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 作者郭军简介:《中国青年报》记者、编辑,1985年进报社,2017年退休,33年新闻编辑、记者生涯。2017年来美国,目前在洛杉矶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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