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麻药品的故事(图)
但愿人们远离毒麻药品，以免害人害己。（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1年3月4日讯】毒麻药品即医院使用的镇痛与麻醉药品，常见的有吗啡，杜冷丁，羟考酮，芬太尼等等，主要用于手术中，手术后的镇痛，但在其它病人如癌症镇痛，急性创伤镇痛也有大量应用。大家最常听说的是吗啡，其实杜冷丁和芬太尼的作用更强，听说近年使用芬太尼的人很多。本人曾在北京的医院里工作了16年，其间经历或听闻了许多毒麻药品的故事。
1986年本人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当时的正式名称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但北京人都习惯称北大医院，）读临床骨科博士生，开始了类似于普通外科医生的临床培训及专业理论学习，但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临床工作。大约1987年中的时候到外科急诊室轮转，在急诊室工作了三个月，期间我们有三个年轻的低年资医生轮流值班，外加一个40多岁的老住院医生，做我们的二线领班，好像姓李，人很瘦，脸色也不好，有些苍白，听说还是未婚。但凡我们遇到困难与疑问，我们都去找他，他人很好，对我们这些低年资医生乐意指导与帮助。但是40多岁了还在做住院医生，让我不解，因为照当时的情况，他的年资应在副高（副主任医生或副教授）。私下和年资高一些的医生聊了聊，原来此李医生年青的时候曾是个瘾君子，医院发现后被发配到急诊室了，再也没有回到外科病房上班。外科手术的病人除了普通的麻醉药品，还常常在手术前或术中需要用镇痛药品，记得麻醉大夫最常用的就是杜冷丁和吗啡，或杜异（杜冷丁加异丙嗪，前者是加强镇痛，后者是镇静）或杜芬（杜冷丁与芬太尼，两者都是镇痛，合用的效果更好）。这个李医生的隐很大，经常在手术室偷偷给自己注射。有病人在手术室做手术时，通常护士遵照麻醉医生的指示，提前都把这些镇痛药备好抽到注射器里，但是这个李医生经常趁护士转身不注意的时候就给自己注射了，连衣服都是不脱的，隔着手术的刷手衣，也不用什么消毒，几秒钟就完事。开始的时候护士以为自己的失误，可能不小心把药推出去了，但是多几次以后就被人发现，因此被外科的主任发配到门诊与急诊，不得再回病房上班。其实这个李医生的技术是很高的，北大医院不让他做手术，但是北京第262医院（现为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经常请他去做手术，他甚至能做外科最大的手术，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也称为Whipple手术）。这个手术主要是治疗胰腺癌，胆总管癌的，涉及切除胰腺的头部，靠近小肠第一部分（十二指肠），还涉及十二指肠，胆总管，胆囊，甚至是一部分胃的切除。之后，医生会重新连接剩余的肠，胆管和胰腺。本人在外科转科时曾经跟着刘国礼，孙占琪上过几次手术台，每次手术都需要9-12小时，手术极累，技术要求高，一般的住院医生和主治医生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个职称仅为住院医生的李医生还有人请去做，可见他的水平很高，只可惜是个毒瘾人士，不能在北大医院发挥。我离开急诊室以后不再和他有接触，后来听说他在外科门诊看病人时认识一个日本女子，人也在中年，二人结婚，李医生随这位太太移居日本，也算有个归宿。
1988年的冬天我外科轮转到重症监护室一个月，收治了很多危重病人，也包括刚刚做完大手术的病人。一次我们收治了一个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的病人，叫刘库，是北京武警部队的战士，忘了什么原因，他被北京军区的一辆卡车倒车时挤到树上，多根肋骨骨折引起严重的呼吸困难，我们上了呼吸机，仍然难以维持血氧的浓度，北京军区的人就来求我们，一定要让病人坚持3天，因为按照他们的规定，事故致人三天以内或三天以外死亡的责任不一样，我们医护人员只好尽力维持病人存活。病人口腔里插着到气管的管道，完全不能说话，但开始还有意识，我们说话他能听懂。我们给了他很多次吗啡及杜冷丁止疼，病人两天可能就成瘾了，不断地要吗啡，因为不能说话，就用手指自己的屁股，意思是让注射吗啡，我们分不清是病人真正的疼痛还是已经上瘾，只好不停地打吗啡，可惜的是也就坚持了4-5天，病人就过世了。
那时我住的研究生宿舍是一座靠近北大医院住院二部东门的三层楼，我的隔壁住着两位麻醉科医生，在读博士的范志毅和后来读硕士的胡晓。我们经常闲聊，使用毒麻药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学里学过,这些药品都会让人上瘾，但一般是用了几次以后，第一次用甚至让你难受而不是欣快。我就问“老范，打吗啡，杜冷丁是什么感觉？”别人是麻醉医生么，总会比我知道的多些。有几次，范志毅回答我，“毛主席说，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其实我早想自己试验一下，但害怕万一上瘾呢，只用一次就上瘾的人也是有的，这几次听了范志毅的回答，我就明白他是肯定给自己用过的，而且各种麻醉药品他可能都试过。但这事谁也不会告诉别人，那可是违法与违反医院规定的，我们还只是学生，弄不好甚至会被学校开除，所以有人用了也不会明说。北大医院的毒麻药品管理很松，这些药虽然专门锁起来，但是医生护士谁都知道钥匙在哪。只要医生下医嘱，可以随时给病人用，护士不会有什么疑问，决定权全在医生，只要有记录即可。手术室也一样，因为使用频繁，药柜经常不锁，有一次我悄悄地拿走了2支，没有任何人知道。1989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北大医院组织职工到天津盘山游玩。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悄悄地打开一支杜冷丁安瓿瓶，50毫克一支的，我只想试试玩，无意注射，所以我就喝了下去。我没听说杜冷丁可以口服的，医院用的都是注射。所以我想吸收也好，不吸收也好，反正量不大，我不会有什么问题，最大的可能是没有吸收，我什么也感觉不到。因此喝完我就上床睡觉了，那时我们还住上下铺，妇产科的马利国博士睡在我的下铺，我在上面。我直挺挺的仰卧在上铺床上，盖着被子准备睡觉了。我在想，等我睡着了，我根本就体会不到药物的作用，一觉醒来，药物的效力早该过去了。但是我一晚上也没有睡着，躺到床上我就感觉像腾云驾雾一样，浑身轻飘飘的，十分百分万分的舒服，我睁着眼睛一晚上，一秒钟也未睡，似乎就是躺在云彩上。我一动不动，没有翻身，连一个手指头和脚趾头都没动，也不想动。第二天早晨我带着我的女朋友（我现在的太太，我当时没有告诉她，结婚十余年后她才知道），跟着北大医院的大巴车就出发了。车大约开了1个半小时到达盘山。下了车我和女朋友和医院的大队人马一起进山游玩，那山不高，我们在数个景点转悠了一天，下午又坐车回到北京。我想一夜没有睡着，我的体力肯定差，走一天我会很累的，但是我没有任何疲乏的感觉，我的体力甚至比平常还好。一直到了晚上睡觉我才真正感觉劳累，睡了一觉全部恢复的正常。经过这一次我知道自己对毒麻药很敏感，至少是杜冷丁很敏感，我再也不想试也不敢试了，我怕自己真正上瘾不能自拔。剩下的那只杜冷丁我留存了几年，最后过期扔掉了。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用毒麻药品。
要说北大医院的药品管理还真松，1990年冬天我妈在河南老家走路滑倒摔断了手腕，造成科雷式骨折（尺桡骨远端双骨折），我想到可能需要镇痛药，很容易地从手术室护士那里要了5支。我妈妈没有去看医生，也没有告诉在北京上学的我，过了三个星期，快到我过年回家了我爸才写信告诉我。我一听就很着急，这种骨折对我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件事，非常容易复位与固定，但是过了三个星期实在太长了。我还是想着给妈妈的骨折复位。但是牵拉的过程肯定很疼，可以说更疼，因为已经属于陈旧骨折了，当时骨折端的出血已经硬化。我就对北大医院手术室的护士实话实说，我妈需要杜冷丁，她就给了我5支。到了家，我带我妈去拍X光，发现骨折端已经有少量骨迦了，也就是部分长上了，现在再牵拉复位等于再造成一次骨折。我实在于心不忍，我妈岁数已大，要是刺激造成心脑血管意外事就更大了。我只好作罢，任骨折自由愈合吧。我带回家的5支杜冷丁一支也没用上，我又带回了北京，没有什么用处，过几年我也扔掉了。我妈的手腕在一个畸形的位置愈合了，干活很不方便，一直过了好多年才恢复到正常使用。
1991年夏天我博士毕业，到北京友谊医院骨科上班，其间常常到急诊室值班，也碰到了毒麻药品的问题。北京友谊医院地处宣武区天桥附近（现在宣武区已并入西城区），不像北京东城，西城，海淀，住的都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知识分子，宣武区及友谊医院周围生活的都是北京的中下层阶层的人士，打架斗殴的事很常见，急诊室经常碰到各种各样的刀砍伤病人。对于这些病人我们外科医生就是进行清创缝合，局部打利多卡因麻药，一般不给病人用吗啡，杜冷丁。但是有些毒瘾人士也常到急诊室要求用吗啡杜冷丁，他们常常装着这疼那疼，你给开一些普通的阿司匹林，泰诺等镇痛药，病人不要，指名要吗啡。但是友谊医院的毒麻药管理规定比北大医院严多了，医生不能随便给病人开吗啡杜冷丁的，友谊医院的毒麻药严格上锁，给病人注射完安瓿瓶还要留存计数，防止人拿走。有极个别需要长期用吗啡的门急诊病人，需要自己留存用过的空安瓿瓶，再到医院开药时要把旧安瓿瓶拿来，交给药房，才能取到新药。大约是1992年冬天，一次有个小伙子来急诊室，我正好当班，病人说他有骨肿瘤，小腿疼，需要吗啡止痛，我给拍了X光，发现没有肿瘤，可能是小腿以前曾经骨折过，但是早已愈合了，不可能疼到要吗啡的地步，我就开了一些普通的止疼药把他打发走了。过了不久，这小伙子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空的安瓿瓶，找到了一个护士，说以前的医生就给他开过吗啡，现在他是拿旧安瓿瓶来换。护士准备接过来看上面的标记，是否是吗啡，但是护士的手还没接到，小伙子故意把手松开了，安瓿瓶掉到了地上，摔的粉碎，什么标记也无法看到了，小伙子赖护士没接着，护士明知道是小伙子耍赖，但是没有人证啊。二人僵持了半天，护士只好找我帮忙。我也没看到过程，不知谁对谁错，没办法，给人开一支吧。小伙子拿到吗啡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和护士都知道上了别人的当，小伙子走了后我和护士气得直骂娘。还有一个毒瘾者到急诊室找借口要开吗啡，我没有答应，明显的不够标准，我就把他轰走了。过了一会，此人又回来了，自己拿刀在头上砍了一个口子，要求缝合并使用吗啡止疼，虽然我在伤口周围已打了局部麻药利多卡因，但是病人不让我缝合，非要打了吗啡以后才能缝合，我虽然不情愿，但最后还是让步了，我耗不起时间和精力，给病人打了一支吗啡才顺利缝合，把他打发走了。
听说那时1毛多钱一支的吗啡黑市上能卖500元人民币，这可能是一些人装作病人骗取药物的原因。毒麻药的高利甚至让某些医务人员铤而走险，从医院偷药。尽管友谊医院毒麻药管理很严，还是防不胜防。一次中心手术室一下丢了一整盒，12支，这在医院成了大事，所有的外科部门都调查了，包括普外，麻醉，胸科，脑外科，手术室本身，尤其那天晚上当班的外科医生，成了重点怀疑对象，包括我们骨科的唐海医生，他在那天晚上可能进出过手术室，但是查了一个月，还是没有线索，最后只好不了了之。
毒麻药的上瘾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能让人什么事都干出来的，也毁了很多人的大好前程。近些年芬太尼泛滥，每年致死很多人，这个药以前只在医院用，现在成了毒品市场的抢手货。但愿人们远离这些毒麻药品，以免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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