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两代“中国通”迟到的醒悟（上）(图)
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汉学泰斗费正清对中共一再错判误读，直到晚年才醒悟。（网络图片）
如果说民国时美国对中共的误读帮助中共夺得了政权，那么文革后美国对中共的再次误读则帮助中共实现了经济腾飞，而世界则目睹了《农夫与蛇》的悲剧一再上演。
“这次回来，我们失去了一半的中国！我们最好的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都已经去世了，他们在我们的心中就等于中国的一半。可是，这一半，我们永远地失去了！”1972年5月，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在中方安排的晚宴上说，这是他1946年离开中国后第一次踏上中国。在其间的26年中，他隔岸观火，想像着美国能与心中的中国修好，但是却不知中共到底在中国干了什么，即使两位挚友的离世也未将他唤醒。
此时，文革的狂潮仍席卷中国，批斗与迫害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这位影响美国对华决策的汉学泰斗却错误地以为，与中共修好，就可以重拾那逝去的半个中国。1973年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尼克松先生访华向人们昭示，共产主义已经变好了，或变得中立了，我们完全丢弃了五十年代出现的所有令人惊异的东西。”
直到看到鲍若望根据自己在中国监狱七年的经历而写成的血泪之书《毛泽东的囚徒》后，费正清才深受震动，这让他感到毛骨悚然。作为当时在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通”，费正清却这么晚才知道在中国发生的悲剧，也说明中共的恶行在世界面前隐藏的如此之深。
1973年11月，费正清为此书写了一篇评论，被中共视为敌意行为而记录在案。后来，当他要求到中国去的时候，中国拒绝给他签证。但1975年5月，费正清还在称赞毛泽东“始终是最伟大的解放者”，殊不知毛在三年大跃进及历次运动中造成了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当邓小平带着亲切的笑容访美之后，费正清和他的同事们又兴奋了，认为中国愿意走向民主。直到1989年“六四”的枪声把他们惊醒，美国的中国专家们对中共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费正清终于在1991年临终前两天完成了最后一部著作《新中国史》（China:A New History），有机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纠正了以前对中共的错误认识，承认如果没有日本侵略和毛泽东的革命——“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当时的中国在蒋介石的“南京政府领导下，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而这距他1931年第一次到中国已经60年，而他对美国政府提供的错误信息和判断所造成的影响已经无法挽回。那么，是什么让这位美国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通”看走眼了呢？
1949的错判
1907年出生于美国的费正清，逝世于1991年，一生贯串二十世纪，看到了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东西方阵营的冷战，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兴起，晚年则看到它在东欧的覆灭。他一生结交甚广，对学界和政界影响很大，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费正清原名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为了撰写19世纪中英关系的博士论文，1931年夏赴中国调查进修，开始学习中文，与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等人结为好友，他与妻子费慰梅的中文名字都是梁思成所取。
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费正清被美国政府派驻重庆，担任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并兼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和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
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再度来华，任美国新闻署驻华分署主任。因他早年在中国的经历与人脉，以及曾服务于美国政府，后又执教哈佛大学，被美国朝野认定为“中国通”。
不过，这位公认的“中国通”，在中共谎言下只看到中共希望他看到的。1946年6月，费正清夫妇访问了共产党的边区所在地张家口，费正清看到的是“建立民主制，创建新生活”。中共军队协助农民干活，帮助农民收粮食，组织互助种庄稼，办农村合作社，跟农民交朋友。访问归来，费正清在美国刊物《大西洋月刊》撰文：“一个旁观者感觉到最触目的一件事，是他们从中国农民最迫切的需要——经济改善，这是作为他们立党的基础。”而中共对地主的残杀，中共残酷内斗却是他根本看不到，甚至想像不到的。
在决定中国走向的关键时刻，费正清还在美国散播国民党腐败的言论，打击国民党的信誉，建议美国抛弃蒋介石，主张与中共建立关系符合美国利益，甚至主张让中共政权在联合国获得一个席位。费正清因此成为中共眼中的英雄，同时也遭到国民党的痛骂。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中国专家们都看到有必要以军事遏止共产主义势力，费正清在1951年12月写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谈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同样给中国人民带来可怕的前景，被国家强迫从事大规模奴隶式劳动，压抑、摧残和毁灭人的个性，子女检举父母、邻里彼此监视和告密等。
看到毛泽东政权开展整顿知识份子运动，费正清也感到愤怒和震惊。他在给一个台湾人的信中写道：“现今的共产党政权下所作的控制思想的努力，是我在全部中国历史中所看到的最狡诈的一种。”1952年，他在听证会上作证说，共产党利用权力，使每个人入其彀中，被这个政权控制、孤立和利用。后来，他悲哀地说：“在中国，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改革是怎样付诸东流的，以及这种状况怎样使起义成了唯一的出路。”
1989的惊醒
但是，费正清看中国是相当矛盾的，他分不清中国人民的善良和中共的险恶，把与他熟识的周恩来等人当成聪明有趣的朋友，却看不到他们普通人外表下掩盖的残酷与毒辣。1969年尼克松刚刚当选总统的时候，费正清等人就写信给尼克松，建议美国跟中共进行接触。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费正清撰写的《美国与中国》是尼克松与中国人举行历史性会见之前阅读的两、三本书之一。
但是，费正清与尼克松却不知道，尼克松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景象全部是策划好的，全部是中共营造出来的歌舞升平。当时中国日用品紧缺，要凭票采购，突然货架上琳琅满目，不过大家假装采购后，商店还要把东西收回去。这些发动人民扮演的假戏，外国人怎么可能看透呢？
即使“六四”的枪声惊醒了美国人，但是在国务卿基辛格等亲共人士的作用下，美国对中共采取了不作为的姑息政策，费正清的继任者们仍被中共迷惑，而他们的思想形成已经经过了一个阶段。1955年，费正清与同事创办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得到很多资助，也培养了很多研究汉学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作为学术泰斗，影响了一大批人。
在中国开始崛起的八十年代，美国学界流行“麦当劳必胜”理论，认为“中国人吃的东西（汉堡包）跟我们越来越像，他们就会越来越像我们。”《纽约时报》的左派专栏作家纪思道说：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喝美国“星巴克咖啡”了，当人们的咖啡选择多于领袖选择，政治变革则不可避免。美国商界、学界，包括政界领导人等，普遍都倾向这种“接触理论”，误以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共会逐步迈向政治民主，实现和平演变。事实证明，这一切并未发生，中国人喝咖啡穿西装出国留学，但中共却更独裁。
如果说民国时美国对中共的误读帮助它夺得了政权，那么文革后美国对中共的再次误读则帮助中共实现了经济腾飞。世界就这样目睹了农夫与蛇的悲剧一再上演。
直至1997年，朱镕基赴美前夕，两位前驻中国记者理查德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合写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书中断言：“作为这样一支力量的中国将势必不再是美国的战略友邦，而成为它的长期的敌人。”
在中国威胁论被提出来时，费正清的继任者、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却站出来为中共辩解说，这一结论建立在对事实缺乏分析的基础之上，是一种错误的导向。
恰如中国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所评价：“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
中共是历史上最富阴暗谋略的组织，多次僵而不死，败而不溃，稍有机会便借机还魂。中共示弱，便是诱骗国际社会放松警惕，接纳之，扶助之，而后伺机而动，反啮恩人；中共逞强，是恐吓国际社会，放弃对公义与自由的守护，自动缴械，威吓控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