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来了 世界都改观了（上）(图)

大瘟疫来了，世界都改变了。（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Stock）

在人类的历史上，疾病不仅能影响个体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大规模的瘟疫通常还能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击响改朝换代、王朝兴衰的节奏，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

东汉大瘟疫：王朝末世

东汉末年，洛阳城外，人迹罕至、杂草丛生，早已没有昔日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大好景致。曹操有《蒿里行》诗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悲哉！叹哉！如此荒凉的景象，除了战乱外，瘟疫是最具杀伤力的祸首。东汉末年，宦官乱政，董卓篡权，吏治腐败，税赋繁多，百姓民不聊生，导致天降各种灾变。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当时人们统称为“伤寒”。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记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到九年间，他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汉都洛阳，半数以上死于瘟疫。曹植描绘：“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疫疠来袭，文人贵族也难逃一劫，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子亦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死去。官方资料记述，自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人口由5650万降为1600余万人。

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和大瘟疫横行，导致民间豪杰揭竿而起，群雄逐鹿，拉开了辞旧迎新、王朝更替的序幕。

明末、清末鼠疫：改朝换代的前奏

鼠疫又叫一号病，是人类的头号天敌。而小小的老鼠能终结一个没落王朝，是统治者们很难想像而又必须接受的历史事实。

人有生老病死，一个王朝自然也有其生发荣衰。崇祯年间的大明朝，已是一位步履蹒跚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君王有心无力、朝臣各怀私心、府役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一切都在背离天道。

万历八年，瘟疫从山西大同起势，十室九病。患者表现为脖颈肿大，民间叫大头瘟，一两天就死人。传染性极强，病、死者无人问津，都怕传染上。

崇祯六年（1633年），鼠疫还是从山西发作，1641年传到北京。当年夏季，有人目睹成群结队的老鼠互相衔咬着对方的尾巴，像敢死军一样游渡河水，进入河北河南境内。整个华北叫老鼠给占领了。这一年也赶上大旱、蝗灾，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六成人命，“道殣相望，葬以藁席”，剩下四成非乞即盗。

京城内，人们的恐慌无以言表，夏秋时，如果谁身上会出现一个隆起的肉块，不到一个时辰就命绝，这种鼠疫叫“疙瘩瘟”。全城死者十之四五。鼠疫很快覆盖到通县、昌平等郊区。

崇祯十六年，据史料记载，“通国奇荒，疫疠大作。”出现了“疙瘩瘟、羊毛瘟”，患者吐出西瓜水一样的血水，然后立即死亡，江浙等地死了数百万人。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55万大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鼠疫已肆虐了一年有余，明朝京城防线上一个衰兵要守三个垛口，唱的几乎就是“空城计”。

同年，清军入关，顺治登基称帝。奇怪的是，北京城的鼠疫像是与大清朝的军队约定好了似的，全身而退，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清兵一个也没有感染上。

世界性的鼠疫流行共有三次，第三次始于云南，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历时几十年，席卷亚欧美全球，导致60多个国家的近千万人死亡。受其波及，中国清末的东北，一场从西伯利亚一路肆虐过来的鼠疫，自然成了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不可承受之重的一部分。

1894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认为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杆菌，只能是鼠传给人，而人与人之间是不会传染的。1911年，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人梅斯尼持相同观点。他们主张灭鼠就能灭瘟。不幸的是，梅斯尼不久便在没有接触任何鼠类动物的情况下死于鼠疫。

这场夺走了东北6万人口的鼠疫后来被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伍连德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控制住了。伍连德坚持认为鼠疫杆菌亦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采取了隔离和火葬尸体的方法有效地控制并消灭了疫情，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防疫学第一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