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防疫靠体制优势？学者：让很多人牺牲了(图)
工作人员2020年10月12日在山东省烟台市给民众进行COVID-19冠状病毒检测。(图片来源: 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10月22日讯】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最近刊文指出，“抗疫斗争彰显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然而倾全国之力，以牺牲人权和公民隐私为代价使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否佐证了专制集权的优越性？
当其它国家还在新冠疫情中挣扎之际，中国经济从三个月的全国封锁停摆中恢复了增长。中国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9%，成为今年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大型经济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8日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发表讲话，“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然而，专家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中国公益人士、“新冠肺炎索赔法律顾问团”的合作伙伴杨占青告诉本台，从目前来看中国体制发挥了作用，但人民为抗击疫情付出的代价过大。
“中国有一些专政的措施或者违背法律的集权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防疫，但代价是很多人不必要的牺牲。”
杨占青认为，单从疫情来说，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有利于控制疫情，但年初武汉的仓促封城扩大了武汉市民不必要的牺牲。他认为，在武汉生活、医疗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封锁，有利于防止疫情的扩散，但武汉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使本该避免死亡的重症感染者不能及时接受充足的医疗救治。
今年四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对武汉新冠肺炎的确诊和死亡病例资料进行了修正。截止到4月16日，武汉死亡病例激增至3869例，粗病亡率达到7.6%。有舆论质疑，因疫情早期检测能力不足、检测标准不统一，被定为普通肺炎而死亡的案例未列入统计之中。
杨占青表示，虽然中国广泛利用生活路径追踪等大资料监控技术进行防疫的成果显著，但大规模数位监控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中共统治。在疫情结束后，监控系统不会取消，只会被加强并成为常态。
“人们长久来看付出非常大的代价，人们更生活在恐惧中，说任何异议、不满的话，政府以非常低的成本就能知道，对其他人这种无形的恐惧扩散，更没有人去反抗，这个社会只能更倒退。”
美国民间人权组织“人道中国”创办人周锋锁表示，中共当局以集权手段在疫情初期压制吹哨人李文亮等人对社会的警示，并拒绝世卫组织专家组进驻中国进行调查，从而导致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正是体现了威权体制的劣势。
“体制优势是中共一贯鼓吹自己的说法。如果没有中共专制压制新闻自由，这个事情在中国可能很早地被发现和治理，就不会发生世界性的灾难。”
周锋锁认为，相比之下，2016年流行的埃博拉病毒死亡率更高，但未能发展成全球性疫情正是因为国际社会的积极合作。
周锋锁指出，成功控制疫情的台湾模式更值得借鉴。他认为，疫情期间台湾人民在医疗、福利、人权自由等方面的权利得到了最大保障，相比之下中国的抗疫模式则是不惜一切代价取得的。
“台湾完全凭着民主体制，不侵犯人权自由而做到防疫成功，这个成就就比中国大陆好很多。”
受2003年非典危机启发，台湾近些年建立防控体系并逐步增强应对流行病的能力。今年年初，在北京公开承认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之前，台湾政府在社交媒体上获得李文亮的爆料之后，第一时间加强出入境管制，并对大陆入境的旅客进行重点筛查。截至目前，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全球新冠肺炎资料即时统计系统，台湾仅确诊544例，而死亡病例只有7例。
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资料显示，中国每十万人新冠死亡人数为0.34，自由之家每年发布的全球各国自由度指数报告中，中国只有10分。而台湾每十万人新冠死亡人数仅为0.03，自由度指数远超中国，达93分。另外，新西兰、韩国都具有很高的自由度指数，同时新冠死亡率也很低。自由之家认为，独裁不是对抗新冠疫情的必要条件。
周锋锁表示，中国是在利用新冠疫情对内进一步加强社会管控，巩固专制政权，对外则是对国际社会进行选择性误导，并大力推广数位监控技术，为其寻求合法化。
原标题：中国防疫成功靠体制优势？ 学者：牺牲人权自由代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