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7月22日讯】（法广RFI）针对欧洲国家的对华政策问题，近期发生的诸如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及伦敦宣布禁用华为等事件，英国末代港督、欧盟委员会前对外关系委员彭定康（Chris Patten)近日接受了来自法国《解放报》、德国《世界报》、西班牙《国家报》和瑞士《新苏黎世报》报等媒体的共同专访。他在受访中表示，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应停止在面对北京时自我低估其力量的作法。
在法国《世界报》的报导中，记者提问称，“您在香港回归中国大陆时，是否曾想象到我们会遇到现在的这种情况，北京对香港强行实施一个国家安全法律，及本应保护当地在半个世纪中能够自治的‘一国两制’的终结。”
对此，彭定康回答说，“1997年，当我们离开香港时，这个拥有高度自治和法治的领土的局势会持续五十年。这就是联合国提交《中英联合声明》的规定。那时，我仍然与英国外交部的中国专家意见不一致，他们告诉我：中国人言而有信。但是事情进展顺利，除了有一两个困难之外，例如在2003年，第一次尝试实施国家安全法时，香港有五十万人上街。”
彭定康说，“但是，自去年以来，中国政府要修订《逃犯条约》以来，这种情况就恶化了。香港成为了强化后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随着全球化、互联网、国家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将失去维持对该国控制权的能力。自习近平上台以来，持不同政见者受到了更严厉的对待，新疆的穆斯林受到了骇人听闻的遭遇”。
彭定康续称，“香港代表了自由民主的所有这些方面，中共认为这是对它霸权的威胁。如果说那里发生的事件对世界其他地区如此重要，那是因为它们表明了对中国无法信任到了何种程度。这些事件还说明了自由民主与专制主义之间的这种冲突在21世纪正在进行。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喜欢中国，而是你是否准备抵制中国共产党的欺凌政策。对于欧洲人和英国人来说，应该只有一个答案。”
记者接着问道，“在香港颁布国安法后，欧盟的反应较弱，一些国家严重依赖中国的投资。欧盟是否应作出更为强硬的反应，尤其是德国？”
彭定康回答说，“作为英国人，即使我强烈支持英国留在欧盟，我也不能给欧洲人上一课。但是欧洲的价值观在匈牙利和波兰正在发生什么？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先生在周一至周五负责谴责欧盟，却在周六到周日接收来自欧盟的支票吗？欧盟共同的外交政策不能仅基于你从中国借款的金额！”他还说，“北京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所作的就是将其借款和债务出口到其他国家。这种债务外交有可能对欧盟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这是她必须正视的根本性问题，即使其有可能引起欧盟内部的巨大紧张局势”。
彭定康说，“如果默克尔认为她不知道生活在自由社会中意味着什么，这则是不敬的。她在一个非自由的社会中长大，她知道一个警察国家与一个自由国家之间的区别。我可以肯定的是，她会听取在中国有着深厚利益的德国企业家们的担忧，但我不认为，说服中国消费者购买德国汽车的唯一方法是无视维吾尔人所遭受的种族灭绝，或对香港的侵略。”
记者提问，“英国退欧与伦敦相对于北京采取的坚定立场有关吗？”
彭定康认为，“要明确的是，如果我们仍然是欧盟的成员国，（在这一情况下）采取明智的路线并与中国建立长期对话，英国将处于更好的位置。（但自脱欧后），我们现在正处于弱势地位。我对我们已采取的坚定的行动感到满意，但我希望我们能明白，如果我们与欧洲的伙伴们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或美国合作的话，我们有更大的机会可以塑造一个更为安全和具有可持续性的世界”。
他说，“我们国家的幻想之一是基于这种例外论的观念：我们的英国人将不同于其他的欧洲人，并会在欧盟以外具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是世界第五或第六大经济体，我们的高等教育，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军事力量仍然是巨大的财富，但单独的我们不能像自己想做的那样多做。（2016年）英国脱欧运动的主要口号和谎言之一就是“夺回控制权”。在当今的疫情大流行世界中，重新获得控制权意味着与他人合作。”
记者追问，“您希望包括英国人在内的欧洲人应采取何种行动来阻止中国的侵略性？
彭定康说，“我希望今年11月（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我们将有一位相信联盟主张的美国总统。因为事实是，没有美国地介入，欧洲很难就重大问题在欧盟建立连贯的战略。如果我们不能共同努力，中国将分而治之针对一个个国家，如对澳大利亚、印度等。”他说，“我们不应该被如此吓倒。如果我们共同行动，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有着更好行为的中国，这也符合我们和他们的利益。我们在面对北京时，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当刘晓波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中共政权的立即反应是威胁挪威：我们不会再从你们那里买任何东西。挪威主要向中国出售三文鱼。你猜怎么了？挪威三文鱼随后到越南的销售量猛增，越南三文鱼到中国的销售量也猛增...”
记者问，“您是否认为面对西方的抵抗，中国官方可以采取一个更为温和的外交政策？”
彭定康回答说，“这是一个难题。我不知道中国当局是否会明白他们的表现（通过疏远众多民主国家）有多糟糕，或者他们是否对人民有足够的政治信誉来扭转这一立场。我们已经看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台湾或印度发生摩擦时，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也许当局自认为必须走这一条路，因为在处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他们的信誉受到损害，及因为他知道中国的实际国民经济状况要比他希望承认的情况差得多？”
记者问，“英国是否应更进一步，就中国领导人对待维吾尔人或香港人的情况，对他们实施针对个人的制裁？”
彭定康说，“我们刚刚实施了我们自己的基于人权的制裁政策。但我更赞成等待和观察中国人将如何使用他们植入香港的安全机制。那里发生的事，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家林培瑞所形容的‘吊灯上的蟒蛇’，人们知道头顶上有着一个可怕的东西，但从不知道它将何时落下，或向你扑来。这是依靠恐惧的统治而不是法治。总的来说，我不是制裁的支持者，但我支持捍卫法治。”
记者最后问道，“您是著名的牛津大学的校监。如果来自中国的学生减少，您是否不担心该机构的收入受到损失？”
彭定康说，“的确，像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为资助高等教育，英国也非常依赖外国学生，尤其是中国的学生。我想（除了外交紧张之外）中国学生的人数会由于疫情和旅行的困难而减少。但是我希望牛津大学将继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必须在两点上保持明确：它必须继续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一切形式的厌华心理。而它也必须非常坚定地捍卫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必须保持学校含义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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