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何强迫胡耀邦下台？（图片来源：AFP/Getty Images）
1986年底，中国大陆风云骤起。一场学潮引发了中共党内的巨大震荡，党内保守势力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借机发动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霎时间反“自由化”的阴云笼罩全国。这场巨变是怎样发生的？邓小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支持“反自由化”？
分析八十年代前后邓小平的思想脉络可以看到，邓小平从来都主张要有两手，“两手都要硬”。所谓邓小平理论，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句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从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那一刻开始，这一基本思路就已经奠定了。
邓小平认为，四项基本原则是毛泽东的老东西，不是他的新东西。只有改革开放才是他的新东西，是他的旗帜。这里，蕴含着邓小平的两条政治底线：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核心是强调党的领导；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他需要靠改革开放来挽救党，挽救这个国家。文革的教训已经证明，旧有的领导观念、领导方式、领导体制都不能再继续进行下去了，坚持下去，只能再次将中国引向灾难。改革，是邓小平，也是这个党唯一的选择。这也正是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改革的目的，不是为了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制度，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为了改善这个制度，改善党的领导，改善的目的，仍然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此，他一再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自我完善”，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原有制度框架内，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一场改良。正是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形成了邓小平思想的“两个基本点”。
正因为如此，每当邓小平感到改革开放威胁到党的领导地位时，他就会出来大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每当他认为改革开放遇到障碍时，他就要出来大声疾呼“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邓小平一再强调，四项基本原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论任何人背离、反对或是企图改变中共的一党集权的政治体制，邓小平都不会容忍，而不惜使用任何手段进行打压。胡耀邦的领导地位，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时，也会毫不犹豫地把他搞下台，虽然胡耀邦是他们政治上的恩人，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邓小平和老人集团一旦发现胡耀邦所执行的政策会动摇党，他们一定会逼他下台，几年后赵紫阳的被罢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
1986年下半年，邓小平多次重提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国内掀起的政治体制改革研究热潮，加上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的大量的有关政改的宣传，极大地激发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政治热情。他们拥护政治改革，支持发展民主，并且希望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这场改革。1986年是中国的基层选举年（即基层区县人大换届，需选举新一届人大代表），许多学生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并自荐参加竞选。但是选举中的诸多限制，和根本违反普选原则的一些做法，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和愤慨。12月初，学潮因此开始从安徽爆发，很快就漫延到上海、杭州、南京、成都、西安、天津、长沙等大城市。12月底，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终于在北京爆发。学潮中，各地学生提出的口号集中于发展社会民主，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开放言论自由等政治改革方面。其中，也有不少人把矛头直接指向四项基本原则，指向一党专制。
这次学潮初起时的1986年12月8日，胡耀邦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形势做了三点估计：第一，全国当前政治经济形势是好的，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第二，目前在学生当中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不影响全局形势。对出现的问题要做具体分析，其中确实有学校管理不善的问题，也说明民主生活方面有问题。要改革，要改善，但不要大惊小怪；第三，要善于引导，学会引导，不要压，不要一下子顶回去，也不要放任自流，推波助澜。
赵紫阳也在这个会上发了言。他认为学生提出的好意见要采纳。随着形势发展，中国的民主势必扩大，这类事件估计今后还会有。我们不能禁锢，搞得鸦雀无声，像东边邻居（指朝鲜）那样，那很危险。不禁锢，就有提高本领的问题。会上，赵紫阳还介绍了已经开始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的情况。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会上也谈到，民主是世界性潮流。台湾也开放了党禁，取消了戒严法。菲律宾、南朝鲜民主的发展，对国内也会有影响。这就需要我们有相当的本领，我们确实缺乏这个本领。怎样与社会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讲公开性，我们要与社会对话。第一，不要出大乱子；第二，不要希望没有这些事情；第三，要学会与社会对话。（以上参见吴稼祥《中南海日记》第四部分，第十五节）
12月中旬以后，学潮并没有如中央书记处希望的那样，慢慢平息下来，反而有继续蔓延的趋势。12月24日下午，中央三直机关（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党委召开联合会议，通报“学生闹事”的情况。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介绍了学潮发生的过程、规模后说，此次学生闹事的特点，一是借民主自由和反官僚主义作文章；二是出现串联；三是出现少数违反宪法的口号。他特别强调，“今年是第一次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同志。”
在这个会上，胡启立传达了12月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研究学潮问题的意见。他说，书记处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不会发生大的动乱。闹事的，只是少数搞自由化的人，少数“四人帮”的残渣余孽。现在没有动乱的基础，首先中央是团结的。书记处的结论是，不能掉以轻心，要慎重对待。
面对社会上声势越来越大的学潮，主持中央政改办工作的鲍彤和研究人员们都忧心忡忡，担心会不会由此引起局势变化，特别是高层的政治格局的变化，以至影响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
12月26日下午，中央政改办召开全体会议，围绕学潮问题开始了内部讨论。讨论由鲍彤主持，并且一直延续到第二天凌晨。
大家的讨论，紧密集中在鲍彤提出的“围绕学潮，联系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题目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了言。大家的认识基本一致，认为，不应该过分强调学潮中个别坏人的作用，这个问题宣传过多，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一些人对政改的疑问；也不应因学生提问题的方式不对，就抹杀其中合理的成分。改革中存在一些问题没有理顺，基本目标还没有解决，学生着急可以理解，不应该完全归结为坏人捣乱，归结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要把学潮看成是不正常的东西，共产党是搞学生运动起家的，不能怕学生运动。学生大部分是爱国的，应该肯定。但是应该看到他们不了解情况又有急于求成的思想，应该研究学生当中有哪些要求是值得思考的，合理的，坚定我们改革的信心；这么大的一场社会变革，引起一定的社会震荡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抓住民主自由这面旗帜，把它作为一个渐进的过程讲清楚。
政改办这次会议的意见，会后由综合组整理上报给了赵紫阳和中央政改研讨小组。但是，政改方案设计者们的这次努力，注定要劳而无功。
学潮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党内一些元老和“理论家”们对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胡耀邦的不满，他们认为胡耀邦对学生手软。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杨尚昆等七人一起到邓小平家里，分析了学潮的严重性和危险性，一致认为这是胡耀邦的姑息和领导无力的结果。认为胡应对当前的局势负责。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对胡耀邦的不信任，由来已久。赵紫阳在1996年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他认为邓下决心要胡下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坚决；二是胡耀邦对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页）。第一个问题，邓小平认为，几年来，胡耀邦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持纵容态度。如果将来老人们不在，由胡耀邦主持工作，中国自由化肯定要氾滥。他曾经让胡启立和乔石两次传话给胡，批评他对自由化太软弱，对有些人不处理，说，“对自由化采取这样放任软弱的态度，是作为总书记的根本弱点。”“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
第二件事，是胡耀邦1985年5月同香港《百姓》杂志主编陆铿的谈话。邓对这件事看得很重。这次访谈长达两小时。陆铿回去后发表了长达两万字的《胡耀邦访问记》，赞扬胡耀邦，批评保守势力，从而在中央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邓小平对杨尚昆说：“陆铿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从这时起，邓小平对胡耀邦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想把他换下来。（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第283～286页）
当然，坊间还有一种说法，说是胡耀邦下台的直接原因，是他同意十三大后邓小平退休。但赵紫阳认为，胡耀邦下台和是否赞成邓退休没有关系，他在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这不是小平让耀邦下台的根本原因。邓没有这么狭隘，他还是伟大的嘛！”笔者认为，赵紫阳这个话虽有一定道理，但是“邓没有这么狭隘”，未必其他老人们也那么“伟大”。胡耀邦一句同意邓小平退休，几乎得罪了几乎所有的党内元老。因为一旦邓小平退下来了，所有的老人难免都要退下来。老人们刚刚平反和重返工作岗位没有几年，屁股还没坐热呢。从维护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们也不能让邓小平退休。胡耀邦同意邓小平退休，就等于触犯了一批老人们的利益，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
邓小平和老人集团原来考虑到十三大让胡“自然”退下来，平稳过渡。但学潮的出现和发展，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提前解决胡耀邦问题”。
12月30日，邓小平在家中召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等谈话。他态度严厉地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狠。”“这些人之所以这么猖狂，传说是因为党中央里面有个保护层。”这实际上就是不点名地批到了胡耀邦。
邓小平还特别对政治体制改革讲了一大段看法。他说，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民主，不能搞三权分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说的这段话，从表面上看，是对学潮讲的，这些话也都是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在这个时候讲出来，就不能不含有警示的意味。实际上，他也是在给主持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工作的赵紫阳敲警钟。（以上两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4～195页。）
在受到邓小平“反自由化不力”的严厉指责后，胡耀邦“想到学潮将被镇压，一大批知识份子和好干部将受到牵累，他彻夜难眠”（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下卷，第1298页）。经过反复思考，1987年1月2日，胡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了一封信给邓小平，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4日，邓小平在自己家中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罢黜胡耀邦。胡耀邦未被邀请参加。6日，邓小平同胡耀邦谈了话。邓小平建议举行一次“解决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党内生活会议”，对胡的错误进行批评，也要他在这个会议上做出自我批评。
1月10日至15日，由薄一波主持的“生活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邓力群作了长篇发言，集中批评了胡耀邦的所谓“六点错误”，特别是胡“只反左不反右”的问题。胡耀邦违心作了题为《我的检讨》的发言。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决定接受胡耀邦辞去总书职务；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据当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会议公报说，胡耀邦“在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的政治原则上有失误”。
1987年1月，一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随着胡耀邦的中箭落马，迅速席卷全国。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遭遇了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