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表示，造成中国大陆复工难的根本原因在于户籍制度。（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4月12日讯】（看中国记者赵晓彤综合报导）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北京当局采取的“封城封路”措施，导致上亿农民工无法返程复工，从而令中国制造停摆，全球供应链断供。近日，有学者撰文表示，造成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中国的城乡问题，即农民工的户籍问题。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发文表示，农民是受此次疫情打击最大的群体，而导致这个群体受冲击的实质就是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农民工无法在打工城市落户的问题。
农民工关乎中国制造和民生的根基
刘守英在文章中指出，以这次疫情冲击的中心湖北省的农民为例，湖北的农民就业去处主要在珠三角，长三角。中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的就业机会主要也是在沿海城市和各省的省会。农民的就业、收入和生活所在的地方，与他作为归宿的乡村完全是隔离的。在通常年份，农民一年里的大部分时间都外讨生活，黄历新年回去家乡过几天，年复一年地雁南飞。
各地因为防疫而“封城、封路”，这个措施的结果就是把农民就业的机会都堵住了，把劳动力都堵在了原来流入地区之外。
而不仅仅是制造业，服务业、旅馆业、餐饮业，包括农村为城市服务的产业，都是直接跟农民就业相关的。而这次疫情直接对农民高密度就业的产业造成最大的冲击。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19年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 2018年中国农民工人数约为2.9亿人。按产业分类，在第一产业的农业领域就业的仅占0.4%；在第二产业就业的占49.1%，其中制造业占27.9%，建筑业占18.6%；在第三产业就业的占50.5%。
疫情下 户籍制度是造成复工难的根本原因
从农民工就业分布的产业可以看出，乡村为城市提供了低成本的劳动力，一方面满足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的发展，也满足城市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发展。
“但是农民进城打工，最后农村留下来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儿童的问题，第二是老年人的问题，”刘守英还指出，“这种候鸟式的发展模式，将农民在城市的权利忽略。不给他们应有的城市权利和公共服务。”
疫情让农民工们更加明显的看到自己付出的代价了。
如果他们都能够顺利在城市，沿海地区落户，他的就业和他的居住、生活之所是统一的，那么企业就不因为复工难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而农民也不会被隔绝在没有工作机会的地方。
他建议，这次疫情的最大教训是，一定要认真反思疫情冲击暴露出的已有体制问题。
学者：“要取消户籍制度”
近几年，中国发改委每年都会出台一个类似的“城镇化重点任务”文件。但农民工的落户并未改善，学者表示，改革政策并不能真正的解决农民工“候鸟式”的打工模式。
2019年4月，中国发改委发布《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今年4月9日，中国发展改革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包括针对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等非户籍人口在城市便捷落户。
但根据2018年统计的中国城市人口数量排名，在排名的339个城市中，人口在300万以下的城市有159个，而在这159个城市中，除了珠海等几个少数城市外，大部分城市并不是农民工打工聚集的工业带，或沿海城市及珠三角、长三角对农民工需求最大的区域。
多年前，经济学家许小年曾建议要取消户籍制度，而不是改革户籍制度。
经济学家马光远也曾指出，中国城镇化的症结就在于户籍制度。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里工作、生活，但却又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无法真正实现农民的市民化。这实际上维持了以前城乡二元结构下的等级区分，从而人为的制造社会割裂。
《九评共产党》一书也指出，户籍制度是极不公正的制度，强行划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一个国家无端制造出两个分裂和对立。农民的子女只能在做农民，农村户口持有者成为中国社会的二等公民。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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