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摄于2020年3月4日的照片显示，一名插入口罩的男子穿过武汉市的一条街道推着坐轮椅的人。（图片来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国2020年3月9日讯】中共病毒重创中国，现已蔓延成全球流行病，危及整个世界。在人们防治中共病毒之际，也在追究病毒到底怎么来的？源头在哪里？
最早被质疑的武汉海鲜市场（野生动物传染）、后被外国专家质疑的军方背景的武汉P4病毒实验室、武汉市疾控中心实验室等，都可能是病毒源头。这与2003年的萨斯有相似之处，该病毒传染初始也被说成是源自野生动物，后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文章承认萨斯病毒是因官方实验室泄露导致。
病毒蔓延责任在中共当局
无论最后确定是哪种情况，责任则是确定无疑的，它是人为制度的恶果：如果是野生市场，那就是管理问题。中国早就制定野生动物管理法规，为什么武汉政府不检查、不制止、不取缔“野生动物市场”？如是病毒研究所“泄露”，之前已有萨斯“杀死”全球七百多人，为什么再次发生“外泄”？这不更是中共管理的问题吗？
更严重的是，既然很早（2019年12月初）就发现了疫情，中共当局却一直隐瞒，甚至把最早发出警告的八位吹哨人医生当作造谣者追究。直到1月23日武汉封城，这中间足足耽误了近两个月。武汉市长说，这期间有500万人离开武汉，成为传染源，蔓延到中国各省，波及世界多国。
谁下令隐瞒？现已确定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中共官媒说习在1月7日主持过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疫情。武汉市长说他们对疫情已上报，但没得到上级批准不能公开。这个“上级”清清楚楚就是习近平。因中国自2003年萨斯之后就建立了疫情直接上报中央的制度。习近平在第一时间就知道疫情，却有意隐瞒。甚至在武汉封城之际习近平还做指示，要把政治稳定、社会稳定，即维稳，作为主要考虑。在如此紧急的疫情爆发之际，他想到的不是人命关天，而首先是自己权力的稳定、共产党统治的稳固。此举典型地展示了共产政权的核心：专制统治高于一切，人命在独裁统治面前不过是一个数字。
在仅中国官方承认就有八万多病毒感染者、二千人多死亡（实际数字肯定远大于此）、疫情完全没有控制住的情况下，习近平政权仍然一次再次坚拒美国一流专家进入救援。多少本可以挽救的生命就因此丧失！从隐瞒疫情近两个月，到拒绝美国专家救援，习近平手上的人命已难以计数，他已经犯下了应送纽伦堡审判的反人类罪！习近平把毛死后共产党的集体领导制改成了独尊他自己，独揽大权，而且永不退休，所以这次疫情的最大责任者、最大罪魁就是习近平。
这场疫情再次清晰地展示出党天下制度的严重危害。从病毒源头（管理制度问题），到隐瞒疫情（党国利益超过保护百姓生命）都证实，极权制度不仅没有能力避免灾祸，而是制造灾难、人祸不断。
疫情成了中国丑陋的大展示
除制度层面一览无余的弊端之外，武汉疫情也暴露出各阶层中国人劣行、劣迹。首先是恶警、国保，还有那些带上红袖章的所谓疫情防控人员（很多原只是普通的街道闲杂人员等），他们强制人们隔离时粗暴、辱骂，甚至大打出手，像纳粹盖世太保一样野蛮凶残；那种对普通民众的施暴、毫无人道，令人发指。
而民间自发的隔离行为中，也暴露出很多人的极端自私、毫无公德，甚至毫无做人的基本概念。在不少城镇乡村，居民自发地封路、建墙、拆道；对外来的武汉人围堵、歧视、甚至殴打，视他们为“瘟神”。人性、人道、人心，不见了；怜悯、同情、慈悲，没有了。疫情成了中国丑陋的大展示。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专制靠愚民维持。这种劣质中国人的背后，是共产党独尊的文化，文化塑造人。而力挺这种文化的是政治制度。在中国已形成三者恶性循环：专制制度，落后文化，劣质人。独裁制度独尊党文化，这种劣质文化则塑造了皇民/暴民/刁民（就是没有公民），而这种劣质人，就默认着、支持着邪恶的制度。
怎样打破制度、文化、人这三个扼死中国的链条？不少知识分子一直在思考。早在民国初期、刚结束帝制的中国，梁启超到美国考察，就发现中国人的素质问题。他在旧金山看到那里的华人勾心斗角、一盘散沙，也不参政问政。他痛心疾首地总结：如果中国人的素质不改变，不塑造出新人的话，什么制度（民主）到了中国都没用。他看到了人的问题，提出“新民说”。后来毛泽东想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可能就从他崇拜的梁公那里得到灵感。
文学家和思想家鲁迅则看到了文化问题。他在代表作《狂人日记》中写道，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吃人，线装书的字缝中写着两个字：吃人。吃掉人的尊严、人的个性、人的自由灵魂。所以鲁迅一辈子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未来），痛批封建礼教吃人的旧文化。
梁启超看到人的问题，鲁迅看到文化问题，同时代的另一文化人胡适则不仅疾呼改造传统文化，更提出“全盘西化”，要学习西方，全盘民主化、自由化，引入西方宪政制度。
三个恶性链条，要先打破制度
今天的中国疫情更凸显制度、文化、人这三位一体扼杀生命、泯灭人性的链条。怎么解决这个恶性循环？当然，根本在于文化，只有新的文化、人性的文化，才可能塑造出看重生命、尊严、自由价值的新人。但要有这种文化，前提是结束党天下，因为极权制度是党文化的保护伞。制度不改变，党文化的独尊地位不可能撼动，而文化土壤不改变，就不会有新人。所以改变制度不仅是当务之急，更是一切改变的前提。
另外从时效和速度来看，改变文化、塑造新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文化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兼收并蓄、百花齐放、相互竞争，最后优胜劣败，包括保存中国文化中好的部分，改变泯灭人性、限制个体权利的部分。文化不能像法国大革命、中国文革那样，通过政治权力（甚至暴力）来翻天覆地，而只能是一个渐进、选择、融会贯通的过程，它需要时间。
而制度则不同，专制统治，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终结。像有70多年历史的苏共政权，俄罗斯人民起来抗争后，三天就垮了。原东欧国家的共产政权几乎都是这种模式被终结。党天下被铲除，才能为西方宪政制度和文化的进入提供条件。所以，无论是时间性还是前提性，结束共产制度都必须、只能是第一优先、首要目标。
中国疫情再次对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对中共独裁政权仍抱幻想的人，重锤猛砸、当头棒喝：病毒的源头不是野生海鲜市场，主因也不是病毒实验室，而是中南海，是制度导致的恶果！只有结束党天下，从制度层面根本改变，建立宪政民主，确保新闻和言论自由，才不会再有劣质管理导致萨斯、中共病毒等外泄、蔓延，才可能不再产生隐瞒疫情的独裁者习近平，中国人才可能活得有自由、有健康、有尊严。
这场疫情大灾难，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专制中国，首先取决于中国人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觉醒。没有觉醒，就没有推翻专制的勇敢。灾难只有成为契机、带来转机，生命的丧失才不会是白流的血。
——原载台湾《看》杂志2020年3月号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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