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毛周围的女人数量更多了。（网络图片）
火车上的窃听事件
1961年2月，毛泽东乘坐他的“专列”去杭州、长沙、武汉和广州等地视察。毛喜欢直接与省市地方接触，痛恨繁琐梗阻的中央官僚机构。他的专列上照例没有他的夫人江青，簇拥在毛周围的是他喜欢的那些漂亮女人。火车到达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来拜见，当时毛还在卧室，没起床。毛出来与张谈话后，李志绥和毛的那些漂亮女人以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出到站台上散步聊天。其中一位管理无线电的小伙子，凑到与毛一块从卧室中出来的那个女人面前，半调侃地说；“我听到了你今天的谈话。”那个女人惊讶地说，“你什么意思？”这个技术员说，“我听到你告诉主席，‘快点儿，把你的衣服穿上！’”那个女人闻言变色，迅速跑回车厢告诉毛，卧室中有窃听器。毛闻言暴怒，立即召见罗瑞卿和当时负责保卫的杨尚昆等，要他们彻查。
此事不查自招。罗、杨坦承他们在毛卧室中安了窃听设备。但此事是中共中央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层决定的。这种窃听设备早在毛1959年1月视察天津、南京、上海那次就已安装。窃听毛的谈话，实际上是想保留毛的伟大指示。对毛泽东的每次谈话，一般旁边都有人记录下来，作为中共党史的重要材料保存。毛对这一点并不高兴。毛说，有时我只是随便讲讲，不能作为政策和文件。除了想给中共党史保留完整的资料，窃听毛谈话的另一个动机是，刘少奇、邓小平们总是感到跟不上毛主席的想法，尤其是当毛一出京城，他们更直觉到，主席一定又有了什么新想法。他们急于想了解，以便紧跟伟大领袖。窃听之举，毛的所有工作人员都知道，但作为党的纪律，他们谁也不能告诉毛，包括李志绥在内。
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发怒后，很多人被解除了职务。后来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此事也是原始导因之一。窃听事件发生后，毛认为男人都不可信，而女人则比较可靠。尤其是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他认为可以信赖。从此，毛周围的女人数量增多，年龄下降。英国广播公司（BBC）最近为纪念毛泽东百年推出特别节目，名为《一对多》，即反映毛的这种生活：一个男人对付多个女人。
毛泽东除了多次到很多省市视察外，作为诗人，他还有着“浪漫的”情怀，曾数次回到他的家乡韶山探视，并给他的双亲扫墓祭奠。这一点，倒与当今中共伟大领袖邓小平有很大不同。据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刚刚出版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邓小平至今不知道他的生身母亲的名字叫什么。今年89岁的邓小平自离开家乡后，从来没有回去家乡一次祭奠双亲，虽然那里还有他的亲人。五十年代初，邓已到了距家乡广安只有60公里的重庆，也没回去一顾。
毛回到家乡韶山，都是住在专为他修建的别墅“滴水洞”中。他访亲问友，自得其乐。一位叫汤瑞仁的当地农妇，只因有缘与毛照了一张合影，立即身价高升，当了韶山村妇女队长，不用出工，每天拿最高工分。而当地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只因亲自为毛彻夜站岗警卫，给毛留下忠厚忠诚的深刻印象，日后才被毛选为接班人，毛临终为华写了条幅“你办事，我放心”。
但毛在外视察的日子也不都是很快乐，他的住处经常“闹鬼”。1966年初在江西南昌，毛患了重感冒，病得没力气握手。正在江西参加“四清运动”的李志绥被紧急召去给毛看病。李给毛用药治疗后，毛告诉李志绥，这个房间有问题，被放过毒，所以他才会得病。他说要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李志绥劝他不要这样想，房间绝不会有毒，但毛还是马上搬离了。
后来毛到了武汉。一天晚上，毛夜半惊醒，说房顶阁楼上有声音，有“阶级敌人”潜伏其中。毛的警卫队紧急出动，折腾搜索了半天，最后发现是两只野猫在阁楼上做窝，因毛的别墅长期没人住过。保卫人员把打死的两只野猫拿给毛看，毛仍不相信，决定立即离开，去了杭州。
据李志绥回忆，毛泽东的这种“怀疑症”很早就有。1958年初，毛去四川开成都会议时，四川省委书记李清泉特意为毛修建了高级别墅，并模仿中南海那样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但毛泽东一次也没有用过那个游泳池。毛几次与李志绥说，这个游泳池与北京的不一样，好像有特异味道。最后他告诉李，他怀疑这个池子已被放了毒。毛从不在中南海以外的室内游泳池游泳，认为都不可靠。他喜欢到大江、大河里游，因为大自然比较安全。于是当时中国到处贴满了“毛主席畅游长江”的照片。
1966年夏天，毛泽东畅游长江后返回北京，在中南海他感到住不下去，心情非常烦闷。最后决定搬到北京郊外的玉泉山别墅。在那住了不久，毛感到房间有毒，又搬回到钓鱼台。在钓鱼台住了一段，毛又是觉得房间有异常味道，又搬回人民大会堂118房间，在118住了几个月，于1966年底又搬回了中南海，直到去世。
女作家石文安曾专程到毛泽东住过的无锡别墅考查过，发现房间里确实有一种异常味道。她的结论是，因为毛的别墅长期无人居住，再加上南方湿度较大，因而散发一种异味。令她吃惊的是，无锡别墅的卫生间，大到可供十几人开鸡尾酒会。
高干就医先要毛批准
1957年秋，江青被发现患了癌症，被送去苏联治疗。对癌症，毛泽东也像对性事、刷牙和男女阴阳互补一样，有自己独到而固执的看法。他认为癌症是不能治的，治也没用。只有乳房癌可以治疗，因为它可看到。因此，中共高层很多干部患了癌症，都是到了相当晚期才得以就医，因为高层干部的重大医疗手术都必须经过毛本人的批准。例如，周恩来早就被发现患了膀胱癌，周的专属医生张佐良几次向中共高层回报周的病情，但治疗一直被延缓。1974年4月21日周得知自己真实病情后，亲笔给毛泽东写信要求治疗，隔了整整40天，于5月31日，毛才批准周恩来住院治疗。周在他余后生命的一年零七个月中又八天中做了大小14次手术，最后死于1976年1月。研究中共毛周晚年权力斗争的专家多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拖缓，以致周于死地。但李志绥认为，这很大程度在于毛认为癌症不能治而然。因为连毛最信任的中共特务总管康生，也是在癌症晚期，才得到毛批准就医。
毛对自己的疾病也是这样，认为绝不会得绝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北京时，毛的身体状况已相当糟糕。他全身水肿刚退，体重从180磅降到154磅，右侧手臂和大腿的肌肉已严重萎缩，并不自觉地颤抖。他当时只能走很短的路，还要别人帮助。同时唾液增多，流涎，视力严重减退，需要用大功能的放大镜去读书。
第二年，毛说话出现障碍，嗓音低哑，话语别人很难听懂。李志绥检查不出毛病到底出在哪里。而毛泽东又固执地拒绝看别的医生，他认为其他医生都不可靠。1974年夏，毛的所有症状都加重，最后毛同意李志绥去找另外两名神经病学专家黄克维和王希德。经会诊，三人最初一致认为毛患了帕金森症（Parkinson），最后又一致推翻原来的诊断，确诊毛患了“中枢性神经衰竭”，顶多可以再活两年。毛从来没有被告之他患了这种不治之症，没有人敢告诉他，因为他会发怒，认为那些可恨的医生们故意吓唬他，和当年吓唬并毒害斯大林的医生们一样。
毛最后几乎说不出话来时，还自认为只是患了“喉炎”，并确信“人定胜天”。
1976年9月8日深夜，毛泽东进入垂危状态。在他的病榻旁边，垂立着中共中央所有政治局委员和毛的生活秘书张玉凤。李志绥一直摸着毛的微弱脉动。突然，毛的嘴唇动了几下，李志绥不懂是何意，在旁的张玉凤翻译说，“主席问你还有没有希望？”李志绥两眼望着这位他跟随了22年的“伟大领袖”，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感到毛的手在紧紧握他的手，他只好说，“主席，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李志绥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毛听了这句话，脸上高兴得红起来，接着手一松，就断了气。李志绥看了看手表，9月9日零时10分。
“皇帝”作古，天下进步
在石文安所写的《毛泽东的私生活》这本书中，李志绥主要回忆的是毛的个人生活，政治活动很少。但其中有一段毛泽东的自我评价出人意料：毛一次对李志绥说，“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小岛上去，这件事，大多数中国人都赞成。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大多数人都不满意，但不这样做的话怎么办呢？中国走哪条路呢？”
毛泽东对自己的评价似乎是五五对开。但中共对毛的评价是“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功绩。适值毛生辰100周年，中共大兴土木，对毛歌功颂德。在毛家乡韶山修筑了一面山坡的百首毛泽东诗词碑林及纪念毛的五大工程。陆续编拍出八部歌颂毛泽东的电影——峨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和蒋介石在重庆》，西影：《毛泽东在延安》，上影：《历史选择了毛泽东》，长影：《毛泽东和周恩来》，北影：《毛泽东在1927》，八一：《井冈山风云》，福建：《毛泽东在闽西》。
在毛刚去世时，北京盛传一个幽默评语∶毛如死于1956年，在历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中国的列宁”；如死于1966年，还不失为“中国的斯大林”；不幸他死于1976年，那他就只是个“中国的毛泽东”了。这则评语幽默而入木三分，概括了毛的残暴既超过了列宁，也超过了斯大林。
另一个政治幽默则是，他与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刘少奇认为，撬开猫的嘴，强灌进去。毛认为“太残忍”。周恩来说，让猫饿三天，然后把辣椒夹在鱼肉中，骗猫吃下去（活画出周的为人）。毛认为“不光明正大”。毛的方法是，把辣椒抹在猫的屁股上，它受不了就要舔，结果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让它自觉自愿地自我作贱。在大跃进、文革中，亿万中国人就是这样狂热地“领袖挥手我前进”；今天，很多中国人还在虔诚地认为毛是伟人，中国还流行“毛热”，实际上这些中国人还在像那只可怜的猫那样痛苦地自我作贱着。
当年，亿万人曾虔诚地祝愿“毛主席万岁！万寿无疆！”今天，人们真是庆幸毛没有活到百年；如果他今天仍然在中南海“黑手高悬霸主鞭”，中国目前的这一切改革进步都难以想像。人们感谢历史上有个9月9日，毛泽东驾崩，中国开始了解冻。它至少告诉人们，只要是独裁者，只要是“皇帝”，一旦他撒手人寰，社会只能更宽松，更进步。
（本文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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