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叫它“中共病毒”(下)(图)
──悲剧背后污秽的权力构造


请毫无犹豫地叫它“中共病毒”,请让我们以此,来记住那些枉死者,记住那些不知名的、被排除在“国家秩序”之外的“非人”。(图片来源:Adobe Stock)

【看中国2020年2月24日讯】联合国:“圣王专政”拯救了世界

关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道德正确”与西方“文化左派”的“政治正确”的相辅相成作用,其实还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

东亚的天朝主义文人,在抨击“中共肺炎”的命名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时候,显然都刻意忽略了,欧美的“文化左派”也提出了类似方向的评论。

举个例子来说,“美国文化左派”的重镇“纽约时报”,就刊登过专文,特意引述 WHO 的说法,主张限制中国旅游是严重的错误。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对具有中国旅游史的人采取公卫上的风险管理措施,显然都是带有“东方主义偏见”的“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精神污染”,都是“种族歧视”。

“公卫上的风险管理机制=种族歧视”,美妙的“美式文化多元主义”,准确地呼应了台湾天朝主义艺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马英九的好朋友、前大法官苏永钦说:“谁又敢说,从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到卅几个大城半封城,武汉八天建起火神山医院,将来不会被记录为社会主义体制对人类的特殊贡献?”

美国的“文化左派”,会如何看待“儒官集团”这些典型的“圣王专政优越论”呢?

过去,许多人都已知道:西洋的“文化左派”,乃是“资本主义全球化”逻辑的隐蔽共谋;但这样的认知,今日看来也显得落后于现实。当下的西洋“文化左派”,不仅是鼓吹“中华型全球化”的“达沃斯左派”,还更是悠游徜徉在“圣王专政全球化”时代氛围中的“天朝主义左派”。

也在这里,从天朝权力集团宣布武汉封城以来,我们就不断看到类似的吊诡图像:一方面,从 WHO 到其他的欧美“文化左派”,都反对任何国家限制中国旅游的防疫风险管理措施,但另方面,他们却极力嘉许天朝权力集团内部的“封城”处置,认为是当代防疫工作上的“最佳实务范例”。

乃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可以直接引述 WHO秘书长谭德塞的说法,来表明:正是由于天朝的“圣王专政”,才有效阻止了疫情向其他国家蔓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同样加入了“国际儒官社会”的行列,盛赞天朝权力集团“为控制中共肺炎并避免其蔓延,已做出巨大和非凡的努力”,国际社会需“避免在应对疫情时出现污名化的情况”。

这些吊诡,隐微地透露了“华夏式人道主义”最奇妙的地方:恶行是绝对与“圣王专政”无关的,定然是“蛮夷”不接受“圣王的礼乐教化”所致。

因此,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视角来说,台湾人必然是误解了,“武统”也不过是“以德服人”的另一种手段罢了,何须谴责?事实上,“武统”还是需要需要赞美的“王者德性”。

对台湾的天朝主义政客,这是另一个显明的例证,表明了台湾的“贱人民主”,无法理解“儒官集团”所知的“天朝官员素质”。也是基于这种“帝国的理由”,台湾的“儒官集团”一向认为,应该彻底取缔台湾所谓的“自由民主”,也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儒官集团主导的贤能政治”。

没资格成为“国家统计数字”的“非人”

即便如此,假设要真的按照“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自我理解,来说明当下的诸多人间事态,显然还存在着更多“不便提及的真相”。

在网络的某处,曾经浮现过这样的报导:

“美国从武汉撤回侨民1000多人,其实70%都是当地的黄皮肤黑眼睛的华人,这些人大都是非富即贵的高等华人,但是入了美国籍,那就是美国人,就会受到美国公民的待遇。当美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安排在安大略州飞机场降落并观察隔离时,意想不到地受到当地华人群体的坚决抵制,因为他们怕这些侨民传染他们。而当地的美国别人呢,却积极提供帮助,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中国大陆人,某些海外华人恶毒地对待华人同胞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口头的血浓于水、炎黄子孙血脉相连,打断骨头连着筋,是多么地虚伪和荒诞。”

我们或许不难意会到,这种现象其实也是内在于“华夏式人道主义”的某种“中国特色”。但要如何来说明“华人远比他人更歧视华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华夏式人道主义”的自我吊诡性质,对它的自我否定性质,似乎还缺乏了足够清晰的认识。

“大道废,有仁义”:一个“道德选择”,如果无法削弱损害人性与人道的恶性循环,却相反地助长它,就构成了某种对“道德经验”的滥用和误用——而儒官集团和儒教文人,从定义上来说,“自古以来”就是擅长“道德勒索”的社会群体。

暂时,我也只能说:即使不谈古代的老庄学派,当现实已经告诉我们,“天下帝国就是瘟疫”,“天下帝国自身就是瘟疫的最终庇护所”,最“人道主义”的事情,莫过于首先去拒绝“华夏式的人道主义”——那种以“尊王攘夷”的“圣王专政优越论”为本体,以“君父权威的面子”为理由来实施“情绪勒索”的“华夏式人道主义”,那种主张将台湾排除于 WHO 之外,正是落实“天经地义”的“大一统帝国神学”的“华夏式人道主义”,那种主张“口罩送中国、留岛不留人”的“华夏式人道主义”。

然后,请记得一个基本的实情:与 SARS 时一样,这次中共病毒灾异中去世的许多人,都不在官方的统计数字之内。

请毫无犹豫地叫它“中共病毒”,请让我们以此,来记住那些枉死者,记住那些不知名的、被排除在“国家秩序”之外的“非人”——他们陨落的生命,甚至不具备成为一个“国家统计数字”的资格。

请不要用“新型冠状病毒”这类看似“中性”的科学命名,去遮蔽了我们的时代悲剧背后污秽的权力构造。这种回避“历史现场”的婉转修辞,不仅是典型的儒官集团“正名论”统治术,尚且还是对无辜丧失的生命最深的污蔑。

请叫它“中共病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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