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是改朝换代的前奏(组图)

尼古拉斯．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1630年油画《阿什杜德的瘟疫》（The Plague of Ashdod），法国。（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在人类的历史上，疾病不仅能影响个体的命运、决定人的生死存亡，大规模的温疫通常还能改变历史的前进方向，击响改朝换代、王朝兴衰的节奏，从东方到西方，莫不如此。

东汉大瘟疫导致王朝更替

东汉末年，洛阳城外，人迹罕至、杂草丛生，早已没有昔日车水马龙、繁花似锦的大好景致。曹操有《蒿里行》诗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悲哉！叹哉！如此荒凉的景象，除了战乱外，瘟疫是最具杀伤力的祸首。东汉末年，宦官乱政，董卓篡权，吏治腐败，税赋繁多，百姓民不聊生，导致天降各种灾变。

史载，东汉末年几十年间，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多次。当时人们统称为“伤寒”。患者往往高烧喘息，气短而绝。发病急、死亡率高，身上有血斑。桓帝延熹九年（166年），“今天垂异，地吐妖，人疠疫。”建宁二年（169年），“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记载，汉献帝建安元年到九年间，他的家族本来有两百多人，死了三分之二，其中十分之七死于伤寒。汉都洛阳，半数以上死于瘟疫。曹植描绘：“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疫疠来袭，文人贵族也难逃一劫，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子亦在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中死去。官方资料记述，自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人口由5650万降为1600余万人。

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社会动乱和大瘟疫横行，导致民间豪杰揭竿而起，群雄逐鹿，拉开了辞旧迎新、王朝更替的序幕。

明末、清末的鼠疫都成为改朝换代的前奏

鼠疫又叫一号病，是人类的头号天敌。而小小的老鼠能终结一个没落王朝，是统治者们很难想像而又必须接受的历史事实。

人有生老病死，一个王朝自然也有其生发荣衰。崇祯年间的大明朝，已是一位步履蹒跚风烛残年的老人了。君王有心无力、朝臣各怀私心、府役横征暴敛、百姓水深火热，一切都在背离天道。

万历八年，瘟疫从山西大同起势，十室九病。患者表现为脖颈肿大，民间叫大头瘟，一两天就死人。传染性极强，病、死者无人问津，都怕传染上。

鼠疫造成人类大量死亡。（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崇祯六年（1633年），鼠疫还是从山西发作，1641年传到北京。当年夏季，有人目睹成群结队的老鼠互相衔咬着对方的尾巴，像敢死军一样游渡河水，进入河北河南境内。整个华北叫老鼠给占领了。这一年也赶上大旱、蝗灾，饥荒和瘟疫夺走了六成人命，“道殣相望，葬以藁席”，剩下四成非乞即盗。

京城内，人们的恐慌无以言表，夏秋时，如果谁身上会出现一个隆起的肉块，不到一个时辰就命绝，这种鼠疫叫“疙瘩瘟”。全城死者十之四五。鼠疫很快覆盖到通县、昌平等郊区。

崇祯十六年，据史料记载，“通国奇荒，疫疠大作。”出现了“疙瘩瘟、羊毛瘟”，患者吐出西瓜水一样的血水，然后立即死亡，江浙等地死了数百万人。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55万大军攻入北京城的时候，鼠疫已肆虐了一年有余，明朝京城防线上一个衰兵要守三个垛口，唱的几乎就是“空城计”。

同年，清军入关，顺治登基称帝。奇怪的是，北京城的鼠疫像是与大清朝的军队约定好了似的，全身而退，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清兵一个也没有感染上。

世界性的鼠疫流行共有三次，第三次始于云南，1894年在广东爆发，并传至香港，历时几十年，席卷亚欧美全球，导致60多个国家的近千万人死亡。受其波及，中国清末的东北，一场从西伯利亚一路肆虐过来的鼠疫，自然成了风雨飘摇的大清国不可承受之重的一部分。

1894年，日本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认为鼠疫的致病原——鼠疫杆菌，只能是鼠传给人，而人与人之间是不会传染的。1911年，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人梅斯尼持相同观点。他们主张灭鼠就能灭瘟。不幸的是，梅斯尼不久便在没有接触任何鼠类动物的情况下死于鼠疫。

这场夺走了东北6万人口的鼠疫后来被出生于马来西亚的华人学者伍连德在民国政府的支持下控制住了。伍连德坚持认为鼠疫杆菌亦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他采取了隔离和火葬尸体的方法有效地控制并消灭了疫情，因此他也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防疫学第一人”。

古希腊瘟疫：人类最应吸取的教训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人类战胜疾病的能力不断上升，但疾病尤其是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对于人类健康和生命的侵扰，未曾消减过。埃博拉病毒、登革热、SARS病、黑死病即便是偶露峥嵘，也足以会给人类造成致命一击。

从古至今，人类对于世界性瘟疫或导致人类文明毁灭的疫病总是谈虎色变，瘟疫的惨烈、快速、死亡率高、传染性强、不可控性、不可知性、像幽灵一样来无影去无踪都是造成人类对瘟疫恐惧的根本原因。

两千多年前爱琴海岸辉煌灿烂的雅典城，大瘟疫突然降临，得了怪病的人先是发烧、然后腹泻、浑身长满红包，四肢开始腐烂，人们能看见蛆虫在自己腐烂的伤口里钻来钻去。七八天，人便死去。

得病的人根本没有生还的可能，当时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瘟疫做了详尽的记述：人们只知道死亡的人数在剧增，但找不出原因，也找不出制止的办法。尸体多得无人掩埋，连食人的鸟兽都因撕咬了尸体而死亡，家中的狗畜都不能幸免。

但让人不可捉摸的是，肆虐数年的大瘟疫，公元前426年底以后，像是接到了无声的指令一般，突然间销声匿迹了。

雅典大瘟疫使辉煌璀璨的希腊文明迅速走向衰败。发病原因直到目前，学者们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后世的人们都认识到接近毁灭时的雅典人在道德层面有着非常败坏的劣迹，奢侈和浮华、乱伦、同性恋、暴戾与杀戮，几乎成为雅典人日夜狂欢的主要内容。

道德的沦丧或许是导致文明毁灭的深层原因，这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并引以为戒。

古罗马大瘟疫：神惩与复国梦想的破灭

公元65年至565年期间，罗马发生过四次大瘟疫，死人无数，致使强大的罗马帝国由盛及衰。前三次分别发生在65年尼禄统治时期、164∼180年马克乌斯‧奥里略时期和250∼270年间盖勒乌斯、克劳第乌斯统治时期。而这二百多年期间是基督教遭受罗马皇帝迫害的严重时期。

基督耶稣被犹太教领袖以“谋反”的罪名钉在十字架上，奥里略将无数基督教徒的尸首肢解、挂满街头，为了煽动迫害，罗马的学者们编造基督徒喝婴儿血的谎言。因此，基督教学者普遍认为，三次大瘟疫是神对罗马迫害基督教的严惩。大瘟疫中，曾经下令迫害的皇帝尼禄、马克乌斯‧奥里略、克劳第乌斯都遭到报应染病暴毙。

第四次罗马大瘟疫是一场始发在541年查士丁尼统治时期的大鼠疫，史称“查士丁尼鼠疫”。也是世界史上三次大鼠疫的首次。据拜占庭作家普罗柯比的记载，高峰期拜占庭每天死亡1。6万人，“所有的居民都像美丽的葡萄一样被无情地榨干、碾碎。”

历史学家约翰描述：“人们相互之间正在进行着交谈，突然他们就开始摇晃，然后倒在街上或者家中；一个人手里拿着工具，正坐在那儿做他的手工艺品，他也可能会猛然倒向一边，灵魂出窍；人们在市场上买一些必需品，在他谈话或者数零钱的时候，死亡也许就会突然袭击这边的买者或那边的卖者，商品和货款尚在中间，却没有买者或卖者去捡拾起来……”

鼠疫病人会出现高烧，腹股沟、腋下和颈部淋巴肿大，因死后皮肤常呈紫色，并有斑块，故有“黑死病”之称。后世学者说，拜占庭的死亡率达75％。“他们像苍蝇一样地死亡着。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起来，半死的人在街上到处打滚。”

“在拜占庭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穿着官袍的人，特别是当皇帝也传染上瘟疫的时候。”瘟疫使大街上很难看到行走着的人，偶尔有人出来，他必定是拖着一具尸体出来。

诸多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几场灾难是“上帝对人类罪行的惩罚”。有研究者估计这场瘟疫可能使地中海岸的约2500万人死亡。

在瘟疫来临前夕，查士丁尼征服运动达到了高潮，他抱着企图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丝毫没有想到，他拥抱到的却是对帝国无情打击的鼠疫，自此罗马对欧洲文明的影响力一蹶不振。

而很多基督教徒却在大瘟疫中不畏生死，尽力帮助染病的人们向上帝祈祷，他们和病人住在一起、亲密接触，帮他们清理死去家人的尸体。由于信徒的努力，基督教很快在拜占庭获得很高的声誉，迎来了基督教解除迫害后的全盛时期。

欧洲黑死病：上帝的惩罚

被称为世界史上第二次大鼠疫的是绵延几百年的中世纪欧洲黑死病。从14世纪40年代开始，逐渐散布到整个欧洲。

这场鼠疫造成几乎7500万人死亡，欧洲从威尼斯到西班牙、叙利亚、希腊、英国、法国，再到俄罗斯，几乎无一国家幸免。14、15世纪的英法人口几乎少了一半，远高于英法百年战争的死亡人数总和。

迈克修道士曾记录：“受害者发病那一天，水泡和疖子出现在胳膊、大腿和脖子上。他们非常虚弱，备受折磨，只能倚靠在床上。……到了第四天，又一个孤魂升入了天国。”“如果有人染上瘟疫而死，那么所有拜访过他、和他做过生意甚至把他抬到坟墓里的人很快都会步其后尘。”

瘟疫使整个欧洲坠入了世界末日。人们在末日心态中各有选择，有的及时行乐，有的向上帝祷告，有的避世远离，有的顽强抗争并帮助他人。

传教士希利亚克报告教皇说：“天空中的奇异影像是这场瘟疫暴发的征兆。1345年3月20日午后一小时，三颗行星在宝瓶座实现会合，这是死亡的象征……”这和占星学家杰弗里的论断不谋而合：1315年和1337年先后出现的彗星，1325年出现的木星与土星之合，都是对黑死病做出了预言。

因此当时很多人们相信，人类的罪恶深重，原罪不能救赎，新罪又在增加，黑死病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但是，惊慌中的人们并没有冷静地思考人类的过错到底在哪，而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上去了，开始掀起盛极一时的鞭刑运动，人们用鞭子狠命地抽打自己，以期减少自己的罪过，得到上帝的宽恕而逃避瘟疫。

而这并不是上帝所要的，且对瘟疫的控制也没有作用。中世纪的教会过多地走入了形式与政治，在欧洲黑死病中，神职人员忙于自己逃命，比起查士丁尼鼠疫期的信徒们，他们离上帝的期望越来越远。

大瘟疫中的奇异现象

人们普遍认为瘟疫是不分传染对象的，当疫病发作时，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是将未被感染者和传染源隔离。然而总有奇异的现象出现。查士丁尼鼠疫的亲历者伊瓦格瑞尔斯写道：“有的人逃离了被感染的城市，并且他们本人也的确非常健康，但是，他们却把疾病传播到了没有生病的人群当中。也有一些人甚至就居住在被感染者中间，并且还不仅仅与被感染者，而且还与死者有所接触，但他们完全不被感染。”

“还有人因为失去了所有的孩子和亲人而主动拥抱死亡，并且为了达到速死的目的而和病人紧紧靠在一起，但是，仿佛疾病不愿意让他们心想事成似的，尽管如此折腾，他们依然健康如故。”

据普罗柯比记载，健康人受到黑死病感染之后，在突发低烧时，会看到魔鬼、幽灵一类的东西，约翰的记载与他大致相同，先是幻觉，看到黑色无头的幽灵，淋巴腺肿大或者出现黑色脓疱，出黑色肿疱的人都会在当天死亡。

古罗马人称之为幽灵的，很可能就是中国人说的阴间的鬼。乾隆年间，云南赵州的一位叫师道南的人在鼠疫流行期间写了一首诗，叫《鼠死行》，其中有：“人含鬼色，鬼夺人神。白日逢人多是鬼，黄昏遇鬼反疑人。”

西方文明对瘟疫的解释是上帝降下的惩罚。中国古老的神传文化中则认为天人合一，人类君王或臣、民道德沦丧、背离天意时必将受到天惩，瘟疫、地震都是方式之一。

据明人笔记里记载，明末鼠疫期间，有两名小贼贪婪无比，居然到死者家中去偷东西，一人在房顶山接应，一人从逝去者家中偷拿东西出来往房顶上抛，就在房顶上的贼人把赃物接到手的那一霎那间，两贼同时倒毙，死于鼠疫。

清末那场鼠疫，据伍连德调研，病源居然来自土拨鼠，因土拨鼠的皮毛肤色和紫貂很接近，很多不良商人就用土拨鼠充当紫貂来卖。1910年，东北鼠疫生发时，市场上的土拨鼠皮达到250万件。

谁说善恶无报呢？

参考资料：

范晔：《后汉书》

张廷玉：《明史》

赵尔巽：《清史稿》

张仲景：《伤寒论》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普罗柯比：《战记》

约翰：《圣徒传》

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哥特弗雷德：《黑死病：中世纪欧洲自然与人类的灾难》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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