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之事百口莫辩 可怕的“5个字”差点杀头(图)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网络图片)

余华良晚年生活有几分满足了。故土难离,他不仅回到了桑梓之地,故乡宣城,而且老婆孩子户口都由“五七”难友帮忙解决了。更重要的是拖延二十多年扯不清道不明、未定性难结案的所谓反革命反标案,也随着大批右派改正一风吹了。说起这场噩梦,要不是在旧档案中查出了他确实被内定为右派份子,也属于落实政策范围,给立案结了,他这口黑锅不但要背到棺材里,还要累及子孙!离开无为时,曾对送别他的难友们说,他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不知道对那场“阳谋”运动,是该心存感激呢,还是该诅咒!

荒唐的事年年都有,惟政治运动时期更多!无为县农业局是反右的重灾区,许多人莫名其妙地栽进反右的陷阱里,包括三位局长。运动在横扫阶段,即大揭发大检举过程中,大字报满天飞时期,他所在的局属兽医站,也是一片混乱,造谣生事,尔虞我诈,胡乱上纲上线的事时有发生。余华良不是未想过,像他这样出身旧社会,还有一个哥哥在香港经商的人,虽说未参加过任何反动组织,工作中一贯兢兢业业,但毕竟不会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什么时候被人编造出几条所谓反动言论来,再上纲上线戴上帽子,打入另册,不是没有可能。他也知道他是没有力量改变当时运动发展趋势的。惟一能做的,也就是谨言慎行,不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尽力做好而已。不求升职重用,只盼能平安过日子,就足够了!

应该说,他的努力是有成效的。县农业系统右派抓了一批又一批,斗争高潮由颠峰状态开始出现回落时,他依然平安无事。兽医站是个干实事的单位,是全县几十万头大牲畜健康的重要保障者,而后者的健康又直接关系到全县的农业生产。余华良学历不高,也就一个短期培训班结业,但他工作认真为人聪明,兽医主要又是一门实践性的工作,实际工作经验是可以弥补理论上的缺陷的。加上解放初期,人才匮乏,他很快成了主要技术骨干。那时他心里想,大大小小的右派,基本上是以言获罪的。所以他既不写一张大字报,政治学习会上也尽量不发言,实在躲不过去了,也就说点与敏感话题不相干的事,能躲一天是一天吧。

他哪里会想到,大抓右派时他只能说是暂时未揪出来,其实掌控运动者早已备好刀俎了,他的命运也早已确定,只等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而已。正当他还存有几分侥幸时,悬在他头上的达摩克里氏剑,终于哗然落下,差一点就要把他劈成两半!

同是县农业局的一位右派难友F君告诉我,他是余华良在一个冬夜里突然被公安局铐走的目击人。现在回想起来,依然不寒而栗!因为深夜被逮的人,也可能是F君自己。就在几天前,F君已经在炼狱里走过一遭了,随时再扔进炼狱里,本是平常的事。

笔者听完余华良的全部故事后,知道1979年余华良在为自己案情申诉过程中,曾得到F君的多方帮助。曾笑着问F先生,你这么尽力帮助他,是否感到余华良是在为他人也包括你受难,因而有一点感激之情呢?F先生莞尔一笑说:“这话真难说,局里当时发生那样的所谓惊天大案,一时人人自危,特别是我们这些已被揪出尚未定案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不定哪天一付冰冷的铁铐铐上自己,一生就完了!而余华良突然被铐走,我们多少有点豁然轻松之感。我们明知余华良决不会干这种蠢事,那岂止是玩火,弄得不好要掉脑袋的!但剑毕竟是劈在别人身上,总比劈在自己身上好!”F君笑着说,“人都有自私的一面,惹你见笑了。”我连忙说:“不,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常时期能不栽赃诬陷他人,不干落井下石勾当的人,就是好人了。何况你以后那么诚心诚意地帮他忙这忙那,你这样的好心人,应该长寿的!”

我接着说,不就是那五个字吗?干嘛就能坑倒那么多人,又吓倒那么多人?看看今天的报纸电视上,两党常来常往,大有第三次合作之势。可是在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的非常年代,有多少人家为这可怕的五个字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F君对我说,那天夜里的事,虽说过去五十年了,因为刺激太深,稍一回忆,一切都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快十二点了,我突然被局整风领导组成员杜副局长和另一积极份子从被窝里拖起,拖到一公共厕所里。厕所里没灯,门外不远处有一盏路灯,借此灯光厕所内便池坑位依稀可辨。我正纳闷他们深更半夜的,带我到厕所里干啥?只见他俩突然打开手电筒筒,照到坑位对面的墙上,冷冷地问我,看到了什么?能看到什么!一天几次来过的地方,不就是一方土墙吗?他俩见我不开口,就恶狠狠的又说,再看看,再看看!念念!边说边把手电筒的光圈对准墙上新出现的几个字上。说是新出现一点不假,当时大家都上公共厕所,墙上有这么危险的字样焉能不见?一定是当晚夜深人静时刚写上去的!我循着灯光定眼一看,嘘!顿时倒抽一口凉气!两腿禁不住在打颤了。这时求生的本能告诉我,一定要镇静镇静再镇静!决不能有半丝慌乱,在这样几近生死抉择的严重关头,有半点差池,一生就彻底完了!于是我强作镇静地凑上前去,扮作仔细辨认状,字像是用烧焦的树枝写的,有点书法写作上枯墨的味道,不是很清楚,字也写的平常,说不上什么功力,瞅了好一会,在他俩一再催逼下,低声一字一顿地念道:国、民、党……下面的万字,本来拐弯的最后一笔就不清楚,但辨出字形是没问题的。我故意说这个字看不清。他俩这次是疾言厉色地追问了,并要我连着后面的字一起念。后面清清楚楚写着一个“岁”字,连在一起就是“万岁”二字,五个字一起念就是“国民党万岁”。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我再要遮遮掩掩,反而会被认为是做贼心虚!就坦坦然然地念了那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心想你们让我念我就念了,就凭这你们能认定是我写的吗?果然,我话音刚落,他俩连珠炮式的向我发起攻击:什么反动立场大暴露啦!什么休想抵赖啦!什么人赃俱获啦!什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啦!什么什么没完没了,全是我意料中的。我怎会受他们的威逼诱骗,果断地回答他们,我未写!他俩当然不会善罢甘休,还在不停地追问,这时我也恼火了,说你们斗我右派问题,我也承认过有些话说错了。但是你们想把我扯进这样的政治大案里,是决不可能的。我家世代书香,从无人在国民党政府里任过职,我干嘛要喊它万岁?你们说我写的,有什么根据?事后回想起来,我当时斩钉截铁的态度还真的起了点作用,如果我是心虚胆怯吞吞吐吐的吓得语无伦次,倒真的可以被他们抓个现行呢!历次政治运动中,为所谓“反标”案被抓被判甚至被杀的案例还少吗?

话虽这么说,那晚之后的很多天,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当时虽年轻也知道这种纯属无头案,是百口难辩的,缠上谁别说能断送你一生,有甚者可以家破人亡!它不像历史反革命案,有敌伪档案可查;不像经济案,再复杂的账目,总可以查清楚;也不像所谓腐化案,要捉奸捉双!这种谁信手胡划几个字,然后消失在人海里,到哪儿找人去!而有了帽子总得找个人头戴上,既然戴谁头上也是冤,也只能听天由命了!余华良未铐走之前,F君说全局里的人,像是生活在一种难名其状的状态里。不但见不到平日常有的闲谈,也不再有人串门,皆故作若无其事的庄重样子,似乎都在做无声的表白:那事不是我干的!别找我麻烦!其实这种表面故作的镇静,正企图掩盖内心的极度恐惧!看来那天晚上被召到厕所里辨认字迹的,决不会只是F君一人。那么悬在各人头上的达氏剑,最终会落到谁的头上呢?

利剑终于訇然落下,劈到了无辜的余华良头上!别的无辜者得到了暂时的轻松。大家都未做这样的傻事,有权利轻松,不存在余华良在为谁受过!如果不是余华良,而是别人,余华良也会这样想!

余华良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被铐走的,那一夜全局的人应该都是无眠的!先是警车的灯光,在浓浓的黑夜里不停地闪烁,显得夜的辽阔和深邃,随着警车在农业局宿舍门前的嘎然停下。全局上下除少数知情人,皆怵惕不安了!他们为谁而来呢?大家终于听到了余华良门前急促的敲门声,和铁铐的哗哗声!余华良就这么一去二十多年!

农业局划的右派,都按处理右派份子的文件处理了。各受难者自顾不暇,谁还顾得上别人死活。F君说他平日和余华良私交不错,业务上来往较多,又算是主要技术骨干。所以从改造右派的农场回来后,曾打听过余华良的下落,可是谁也说不清楚。只知道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了,判了多少年不清楚,送到哪里去劳教劳改了,说不准,有说在南湖,有说在白湖,也有人说就在对江的白马山。管那么多干啥呢,只知道余华良被逮走后,他的老婆孩子就回老家宣城了。渐渐地余华良被人们淡忘了。

时间终于走到了1979年。四人帮垮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中央55号文件下达了,给右派大规模的改正工作开始了!重灾区农业局包括三位正副局长在内的右派份子全部改正了,其中也有内定右派跳井自杀的黄启风。岁月递嬗,人事流连,只有局里老人还记得曾有一个叫余华良的兽医,也是在非常岁月里被莫名其妙逮走的,也应是个冤案。他还活着吗?他的问题会不会也和反右运动有关呢?能不能甄别平反呢?善良的人们终于想起了余华良,也想起了因为余华良的被逮,他们当时有的豁然轻松的感觉。现在想来那种轻松多少有点不厚道。当然大多数人未干过栽赃诬陷落井下石的勾当,他们手上没有血。

说起余华良,余华良真的就到了。一天傍晚,一位不速之客迳直走进F君家简陋的住地。F君正诧异这位满脸沧桑目光阴郁衣着简朴的来者是谁时,再细一看,不正是余华良嘛!经过短暂的寒暄,谈话直奔主题,当时中心话题就是:谁谁平反了,谁谁改正了,谁谁死了多少年了,谁谁家破人亡了。余华良的命运怎样了呢?这一阵暖风也会吹到他身上吗?这种事可是过这个村没这店的,谁知道以后又刮什么风呢?

余华良对F君说,他其实一个多月前就来到了无为,一直都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奔波,总希望能落实政策,还其一个自由清白之身。

“我想到过我的问题比你们基本上是以言定罪的事要麻烦困难得多,但未想到有这么难!我现在是几乎绝望了,要不是想到我的子孙们还要为我受累,世世代代都抬不起头,真想一死了之!这么多年我已见过无数死亡了,我能活下来已是幸运,所以有一口气我也要为自己尤其是为子孙挣个清白。本来我想我的所谓罪行,不就是那吓人的五个字吗,前后很多年他们不知道审问过我多少次,当然我从未承认过字是我写的,本来我就未写,怎么能承认!他们也从来未拿出过有力的证据,只想凭逼供结案。我也学了一点法学知识,按无罪推理原则,应该是疑案从无的。我太天真,本以为没有凭据没有口供就定不了我的案,怎想到他们还是以疑案犯先送我去劳教,文革期间,又以我拒不认罪为由,判我徒刑。现在刑满释放了,还是戴罪之身,很多认识我的人还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为了问题的解决,所有有关落实政策的部门我都跑过多次了,家家都在扯皮,甲推给乙,乙推给丙,没一家干实事的,我真的绝望了,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现在生活毫无着落,再耗下去,别说养老婆孩子,连自己也养不活……”

F君听了余华良的话,只能陪着他叹气,也想不出高招。两人无言枯坐好一阵了。F君忽然想起前不久落实内定右派黄启风的例子。黄启风反右时并未被批斗,只因听说要挨斗了投井自杀。大规模改正右派时,查到了黄确实是内定右派,所以也按右派改正了。余华良是否也曾被内定过右派,而且处理余华良案件时,会不会与反右运动有什么关联呢?经F君这么一说,余华良也想起来了,审判他时,确实多次谈到,余华良和右派份子沆瀣一气向党进攻!什么叫沆瀣一气?不就是说余华良同县农业局里的右派是一伙的吗?既然现在认定局里的右派都是被扩大了的假案,都改正了,那么余华良会不会也是在运动中被无辜扩大了的呢?能不能也搭上改正右派这班车呢?

F君真是个大好人,通过重重关系,终于在余华良一案一尺多厚的卷宗里,找到了余华良也确实被内定为右派的凭据,而且复查余华良的所谓反标一案,没有半点事实依据。余华良终于按内定右派改正了,所谓反标一案也不了了之。所以余华良离开无为回故乡宣城时说,他真的是“沾”了一点右派的光了。

五十年后F君对我说,这条当时够杀头罪的五个字,我们农业局几个老友多次谈过这件事,它究竟可能是谁写的呢?当时就有人猜疑,会不会是那些蓄意整人的人,做赃害人?那这个人孽作得就太大了,比拦路杀人越货的土匪强盗还可恶十倍,人格更为低下,是不该得到善终的!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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