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日军战俘“集中营”(图)
图为向武汉推进的日军。（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45年8月25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湖南芷江发布命令，规定了各战区、方面军受降主官、受降地点，以及日军投降部队代表姓名、投降部队集中地点。
南京“九九”签降仪式举行后，各战区和方面军便开始陆续接受日军驻该地区部队缴械投降。
9月13日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下达了诚字第三号训令，对驻华日军与日侨的管理做出如下规定：
一、日本官佐士兵之眷属，应与日侨之眷属及侨民集中于指定地区。其中集中地区在南京，由新编第六军军长廖耀湘中将指定。其他各受降地区，则由各受降官指定之。
二、日本营妓与歌女等，须集中于另一指定地区。
三、（略）
四、中国战区内所有日本官兵，除担任警戒或勤务公差者外，兹规定每日午前六时以前，及午后八时以后为留营时间。在此时间以内，不得外出。日侨每日留居所时间，与日本官兵同。南京地区自九月十七日起实行。
五、六、七、八、（略）
九、驻华日本官兵及侨民返国日期，因需船只过多，难予确定。各集中地，准由日人构筑房舍，并须准备冬季服装。
此训令颁布后，各受降地区相继设立了日俘集中营（按照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电令，当时均称“某某地区日本徒手官兵集中营”）。10月25日，中美双方于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俘日侨会议，制定具体遣返措施。至此，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日侨大部分已进入各所在地区的集中营，等待遣返回国。
分布在各战区大、中、小城市以及县城的日俘集中营，由于居住条件与周围环境不同，不免面貌各异形式多样。日俘们的生活与集中营的条件有直接的关系。走运者可以在尼姑庵中独居一室，优哉游哉，甚至有幸在蒋介石的别墅中“安营扎寨”；不走运者，只有白手起家，现盖房屋，或猪仔般挤在陋室中等待归期。然而，至于能住进什么样的集中营，日俘们只有听天由命。
北平日俘集中营
9月以后，驻扎在北平周围的日军坦克三师、独立二旅、独立八旅先后开进市区集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市民看到大批日军持枪列队而来，一辆接一辆的坦克隆隆驶过大街，有的坦克，炮口还裸露在炮衣外面，以为日军又要打仗，一面大叫：“鬼子进城了！”一面吓得转身逃走，引起了另一些看热闹市民的哄笑。不过绝大多数市民都知道，这些日军是来市区集中缴械投降的。
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于受降后统计，集结在北平的日军共57000余人。同属该战区受降的人共51000余人，太原、石家庄两地共64000余人，总计173000余人。
当然，这个数字并不精确。一部分日军在向北平集结时，因种种原因受阻，很长时间后才到达市区。有的日军到达市区后，又伺机逃往其他地区。而据北平日侨居留民团负责人石川说，中国军方有通知，凡在北平与中国妇女结婚的日军，可以解甲为民，部队的人数也因此有所减少。
北平的日俘集中营设在西苑和丰台等地。通州的国民党军换防后，也设立了日俘集中营。
日俘们自有组织，叫做“联络委员会”。自设正、副主任。西苑日俘集中营的联络委员会主任名叫赤穗津，副主任名叫高桥韧。凡是与日俘管理处商洽什么事情，都由他们出面。
日俘们对所有到集中营参观训话的中国人都毕恭毕敬。每逢通报某团、某长来到，联络委员会主任立即派一些士兵夹道欢迎，并向参观者敬礼或鞠躬。他们敬礼时，皮鞋跟相击，发出整齐的响声；鞠躬则是90度，令参观者笑逐颜开。联络委员会正、副主任更是注意礼节，中国人进入集中营参观时，他们如果正穿着衬衫在屋里与士兵们谈话，就会立即穿上军服出门迎接，并向来者连称失礼，战时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已荡然无存。
由于日俘集中营成立不久，大遣返即将开始，所以营内先前比较拥挤，后来人越来越少，住房也渐觉宽敞。在西苑集中营的一处大房间里，堆着大批无用的文件资料。几个士兵一连数日忙着烧毁这些文件，把营房弄得乌烟瘴气。
日俘们的生活仍然高于中国普通市民。当时，一般中国百姓很难买起猪肉，而他们则每日都有猪肉供应。厨房刚烧好的白菜胡萝卜汤里，肉片之多，令参观者感到惊讶。在粮仓里，堆着他们战时掠夺来的粮食。按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规定，12月份以前，日俘粮食自给，从1946年1月起，由国民党军方供给。但仓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即使吃上半年也吃不完。
在当时，日侨中的技术人员想留在中国工作的不少，但集中营内的日俘已归心似箭。集中营门前的布告板上，时有官方贴出的留用技术人员的布告，上面写着：“凡思想稳健与特殊技术具有者……”然而，出进集中营的士兵却视若无睹。一次，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想从日俘中征用10名无线电兵，竟无一人报名。日俘们对征用者说：
“长官部已经征走了80多个无线电兵，现在你们一个也别想找到。”
遣返开始后，一些人接到去天津塘沽港集中，然后乘船回国的命令时，兴奋得彻夜不眠。有时，命令突然下来，要日俘在一两个小时内出发，他们便连东西也不愿收拾，胡乱裹起几件衣服就走。
日俘们常在夜间接到遣返命令，于清晨出发，步行至火车站，乘车去天津，再由塘沽港乘船回国。离营的日俘一批约数百人至千余人不等。每有一批日俘离营，营房内便弄得乱七八糟，炕上、地下满是衣服鞋袜、包裹箱箧、纸片烟蒂……与他们战时闯入百姓家翻箱倒柜抢劫后的情形颇为相似。而一有日俘离营，对门日侨集中营的男女日侨便过来打扫他们的弃物，哄抢之事不断发生。
留在集中营里的日俘，常常拿着一些零星用品出外换东西。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外面，聚集着许多卖香烟、瓜子、花生、柿子的小贩，他们有时凭一包香烟就能换到日俘的一件半新的衬衫，甚至一双质地良好的军用皮鞋。更多的日俘则将衣物或日用品从墙洞里塞给钻进铁丝网的小贩，从他们手里换取零食。
上述做法，管理人员是禁止的。但若大一个集中营，只有18个国民党军士兵看守，实在无法顾及。
有的日俘则将无用也换不来东西的物品在营中烧毁，弄得集中营内时常飘着刺鼻的焦臭味儿。
刚进入集中营时，日俘们以为要在营内过冬，便积极修理门窗，堵塞墙缝。但很快就有人被通知回国，剩下的人也就失去了积极性。即使是联络委员会主任命令大家修理，他们也懒得动。入冬以后，日俘们自制火炉，将汽油桶外敷上泥，没有煤，就在里面烧木柴或木炭，营房内倒也被烘得温暖如春。
每一批日俘离营回国，都要在临走之前集中起来，由日俘日侨管理处派人前往训话，要他们做沉痛的回想，深刻的反省。并训导说，什么样的日本人才能适合于未来世界。训话期间，训话者若出现“你们说是不是啊？”之类的问语，日俘们便一齐高喊：“嗨咿！”声音宏亮整齐，震动整个营房。有的日俘在记者提问时回答说：“尽管中国人没有对我们报复，但是我们的心灵永远不会安宁，我们手上的血永远洗不干净……”说话时，表现出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忏悔。
天津，由美军管理的日俘集中营
在天津地区负责受降的部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蒋介石之所以下令将天津地区的受降权交给美军，其目的是为了让美军替国民党军有力地控制天津的塘沽港。
美第三军团与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抽出人员，共同组成了一个中美联合日俘管理处，具体负责日俘日侨的管理与遣送工作。
天津的日俘集中营设在南货场。这里是日军于战前修建的一座储存军火军需的规模很大的仓库群，四周设有围墙、电网与壕沟。日本宣布投降，这座仓库群失去了它原先的用途，作为日俘集中营倒是一个现成的好地方。
天津日俘集中营除了收容原驻天津的日军之外，还要收容奉命向天津集结的原驻保定、唐山、邯郸等地的日军，因此，南货场渐渐容纳不下众多的日俘，中美联合日俘日侨管理处只得设法将集中营的范围向它处扩大。
由于一时无法有足够的住房收容这些日俘，中美联合管理处对于日俘的管理并不很严。而日俘们对美军的态度也和对中国军队一样，十分恭顺。一位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在这期间，很长时间后我才逐渐习惯处身于日本军人之中。无论走到哪里，周围全是日本军人。其中的原由不难理解，在日本投降以后，一时很难找到那么多的地方来囚禁他们。于是他们获得有条件的假释，可以自由上街。但有一条，天黑前必须返回住地。
日本军人的军法之严和士兵们唯长官之命是从的传统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组内的任何一个日军每当在大街上看见我时，便会用日语大吼一声“立正”。此时，所有听见命令的日本军人马上会僵直地站在原地不动。由于几个月前在硫磺岛的经历，我已习惯这一传统。但其他刚到天津的陆战队军官，暂时还不习惯这种难以接受的礼节。
其实，那些日俘对美军的恭顺态度只是表面上的，他们内心对美军的仇视程度要在中国军队之上，因为是美国的陆海空军攻占了日本本土。而一些战友惨遭日军屠杀的美军官兵，自然也难以对日俘“宽大为怀”。因此，美军士兵酒后殴打戏辱日俘的事件不断发生。
驻天津日军战前在津郊开设了一所碾米厂，日本投降以后，中美联合日俘管理处命令一部分日俘继续经营这座粮食加工厂，并将加工好的大米分别运往其他日俘日侨集结地去。
供给天津以外的日俘日侨集中营的大米，是由火车定期运送的。而押运粮食的任务也由日俘来担负。由于当时华北地区战火频仍，灾荒不断，粮食十分紧缺，于是运送大米的火车常常遭到抢劫。美军允许日俘保留的“自卫武器”，弹药受到严格限制，无力抵抗抢粮者的攻击，押运者常有伤亡，致使运粮成为一种艰钜而又十分危险的任务。后来，美军给押车的日俘增加了弹药配给，运粮车遭劫的事件才很少发生。
中美日俘联合管理处对天津日俘的管理工作，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美军改变了日军原来的部队建制，将一百名日俘编为一个小队，三个小队编为一个中队，三个中队编为一个大队，各级队长由日军士兵选举军官担任。中美日俘联合管理处颇注重对日俘进行政治教育，时任第十一战区驻津唐渝代表的杜建时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中美联合管理处对日俘施行政治教育，其内容主要是：
（一）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同是黄种人，不应自相残杀；
（二）日本入侵中国是日本军阀的犯罪行为，他们应负完全责任；
（三）士兵们应忏悔在中国杀人放火的罪过；
（四）揭发神权是迷信，武士道是暴行；
（五）讲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讲遣返战俘是蒋介石仁德为怀的宽大政策。
管理处设有医疗所，并组织文娱流动、体育活动，每周放映抗日电影或表演话剧。
不过，对日俘的政治教育究竟有多大的收效，杜建时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未做介绍。
南京：住在蒋介石别墅里的日俘
南京的日俘集中营分别设在仙鹤门、栖霞镇、中华门外，以及汤水等地。而汤水日俘集中营的生活条件为各处集中营所不及，与北平、上海相比，也别具特色。
汤水镇距南京城南70余华里，环镇皆山，林壑优美。在小镇的旁边，有一处温泉，清澈而温暖的泉水一年四季久涌不衰。泉眼处造有浴室，宽敞高大，池水深阔，供汤水人常年免费入浴。
日军缴械投降后。驻南京和蚌埠的一部分日军，共6400余人被集中在此地。这些日俘按部队兵种分往在四个地方，其中有步兵教育队、炮兵教育队、下士官候补队和经理部下士官候补队。这些部队均属日军在中国所设的军学教育机关。这四个学校的教官与学生，在该地集中的日俘中占大多数。四处集中营，相距十余里，步兵教育队的少将教官能津涧三负责全体日俘的联络管理。国民党仅派第一三九团副营长胡骏华率一个连的步兵驻防。四处集中营统称：“汤水地区日本徒手官兵集中营”。
驻防汤水镇的国军胡副营长，是一位22岁的广东青年，生于新加坡。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即回国从军抗日，在死守常德时负过伤。胡骏华随部队开来南京受降之前，本想见了日本兵就痛打一顿，以解心头之恨，但他后来见这些日军垂头丧气，狼狈不堪，一副可怜相，这个念头便随之打消。
日军缴械后，对集中营甚感恐怖，害怕遭到中国军人的报复。但入营后，生活由能津涧三负责，实行自治，日俘只要戴着臂章，便可以自由地上街买东西。一些官兵对中国给予的宽大待遇十分感动。有一名军官要把一双半新的皮鞋送给中国士兵，以表示他的谢意，被中国士兵拒绝。
在伤病兵收容所里，一些身穿黄呢军服，足登高统皮靴的教官随便出入，或是治病，或是给他们的学生买药。在内科室旁边的一间房子里，居然放着一架钢琴。每到傍晚，清越悠扬的琴声便从那里传出，为山镇的黄昏涂染了一丝温柔的情调。汤水集中营是文人荟萃之地，会弹钢琴的有好几人，一位步兵教育队的年轻教官不仅会弹奏日本歌谣，而且会弹奏巴赫、贝多芬、肖邦等人的曲子。
日俘每天的粮食定量是17两米、8两面、16两菜。他们自己种菜，自己油印小报《阵中新闻》。当然他们现在已经不在阵中而是在集中营里了。
日俘患病后，轻者在营房里休息，重者则可住进伤病兵收容所。那里的伙食比集中营要好，医药治疗也很及时。医院病房里打扫得很干净，每一张病床旁的小柜子上，都放着一只啤酒瓶，瓶中插着盛开的菊花。
汤水集中营的日俘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每隔几天，便可集中去洗一次温泉浴。这对喜欢洗澡的日本人来说，的确是一大乐事。
有一部分日俘被调去修南京至汤山的公路。这些日俘干活很卖力，中国守军拨给他们一部卡车，专门往返运送修路的日俘。他们在干活期间，一见到国民党军的汽车开来，便老远就排好队，立在路旁，待汽车经过时，便恭恭敬敬地行礼。在街上采买的日俘，见了中国官兵，也叭地一个立正，站得笔直，向他们致敬。
汤水镇日军集中营休息所，是战前蒋介石的别墅。当中国军政官员或记者前来参观，日俘头能津涧三便事先率领营内士兵在大门外列队迎接。休息所客厅里，悬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肖像。天棚下交叉挂着两行盟国的国旗。参观者每到一个单位，门前均有一班号兵，笔立着吹起接官号迎接。
步兵教育队营房里，墙上贴着一些日文标语，其中有：“建设民主自由的新日本”、“消灭日本军阀思想”等。一遇到中国人来营参观，能津涧三总要带他们来这里看看，以表示他们的思想已经有所转变。一位日军下士翻译官为他充当翻译。翻译官终日穿着破烂的军服和皮鞋。有一次，他对记者说，他实在讨厌这身黄皮，十分想换一件西装。然而他的愿望恐怕只有等到回国后才能实现。
能津涧三不止一次地向参观者表示：
“集中营的待遇很好，全体官兵都很感激。回国后，定将大中华民族宽大为怀的精神带给日本人民。”
上海日俘集中营
在大遣返之前，集中在上海缴械的日军共在68000人。集中营分别设在江湾、吴淞一带。
这批日俘缴械后，便奉中国军方之命，开始自建集中营营房。日俘们为了尽快有一个藏身之所，干活十分卖力。9月的上海，天气还很热，日俘们有的穿着衬衣汗衫，有的干脆赤膊，在烈日下运输砖瓦水泥，砌墙造屋。他们一个个晒得黑红油亮，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用来揩擦如雨的汗水。军官如不下令休息，他们决不偷懒。
营房初具规模后，大批原先露宿的日俘便住了进去。
集中营的生活紧张而有规律，上午5时30分起床，盥洗、早餐，然后按各自的分工，或继续做一些营房的扫尾工程，或干其他劳动。总之，均不会闲着。下午则大部分时间开展娱乐活动，或打篮球，练单双杠，或下棋读报。黄昏时，各种活动一律停止。晚上9时，熄灯就寝。
日俘的伙食，与中国军人相同，副食费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八十元（伪币）。由日俘管理机关支付。日俘的衣着，仍然是原来的军装。
在上海，被中国军政部门以及工厂企业暂时留用的日俘数字较大。在集中营外从事各种工作的有9000余人。后来中国军方又从集中营调出一万数千名日俘修复上海至松江等处的公路桥梁。因此，上海街头经常可以见到由日本兵驾驶的汽车、马车往来运输货物。另外一些负责采买的日俘也带着臂章，出入于商店菜场。
上海日俘集中营的管理与北平等地大致相同。
值得一提的是设在吴淞的第三集中营，这里的“营员”都是日本军官家属。这些日本妇女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是单身。她们所关心的只是生活用品的发放与回国日期。整日自由散漫，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命令一到这里就变得难以贯彻执行。第三集中营比所有集中营都热闹，而此营的联络委员会主任也比所有集中营的主任都繁忙。
忍草庵里的日本客
无锡的日俘集中营设在距城三华里的龙山，营内住着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的官兵。
这里的条件和仿佛疗养地般的汤水日俘集中营难以相比。但是，师团长的居室里却收拾得舒适别致，令中国记者惊讶。看来，尽管已成俘虏，官还是官，兵还是兵。
已成为日俘的第二十七师师团长落合甚九郎，住在龙山脚下的忍草庵内。庵内的尼姑早已不知去向。草庵的四周被一座座坟墓所围，其环境颇有象征意义。室内的摆设虽不怎么精美，却也显出生活的优裕：壁橱上摆着一瓶日本产的“航空疲劳恢复酒”、两瓶洋酒，商标上的英文字母是“Old Tom”和“Daw Son”，桌上的香烟是听装的上等“三炮台”和“Modium”。桌面上点缀着黄色的金线菊和一个女人形体的玩具，叫人不敢相信这是俘虏的住处。
一天，上海记者团的记者们来采访，一进门，都被室内的陈设惊呆了。落合甚九郎看出了他们的惊讶表情，连忙解释说：
“烟酒都是以前吃剩的。就是那只火钵，也是人家以前送给我的。”
接着，他又自嘲地说：
“现在，可是没有一个中国人送东西给我了。”
落合甚九郎是日本陆军少壮派中有名的“中国通”。他所率领的师团，也以精悍勇猛著称。过去，他曾一度在兴亚院负责华北和华中派遣军的联络工作。人看上去很苍老，好像已50有余。《民国日报》的一位记者问他年龄多大，他哈哈笑着说：
“你们看我多大？汤恩伯将军猜我是45岁。”结果等于不答。
随后又有记者问：
“你对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的自杀有何感想？”
落合答非所问地说：
“这个嘛，我还没有得到消息。”
“那么，你对日本天皇的存废有何见解？”
“这可要问集中在上海的土居参谋长了。”
仍然是驴头不对马嘴。
有一位记者火了，不客气地说：
“你这样回答问题，简直是和我们开玩笑。”
落合这才欠了欠身子，表示对不起。然后，他如同要人发表讲话似的，打开了他的话匣子：
“说起来，这次解除我们武装的经过情况，是非常良好的。这要归功于贵国第三方面军努力的结果。再说，贵国第四十九军也非常理解和同情我们，所以我们才能获得像现在这样的待遇。士兵们的饭菜，数量又多又富有营养，所以全体官兵都感到非常愉快。为此，我要向贵国军事当局表示谢意。”
随后，他指着窗外山麓的一栋平房说：
“我的队伍已集中完毕，请你们去参观。他们虽然住着最坏的房子，可是谁都没有怨言。在这儿担任警戒工作的第四十九军的纪律真是太好了，这绝对不是什么恭维话，而是我的由衷之言。至于我们的行动，全以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为准绳。假如要叫我们筑桥修路的话，我们将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落合用流利的中国话答完记者问，便嘱咐他的参谋长一色正雄为记者做向导，陪同参观该师团的第二联队集中营。记者临离开他的居室时，他说：
“诸位是新闻记者，每个人都有一双锐利的眼睛，现在就利用它，自己去瞧瞧集中营的情形究竟是怎样的吧。”
第二联队队长皮肤粗黑，又矮又胖，完全没有一丝落合的儒雅风度。记者们来到集中营时，他带人在门前迎接，然后带着记者们走进联络办公室。
联络办公室内烧着火炉，办公桌后面的墙壁上贴着一张横幅，上面是为了配合解除武装后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新口号。他们的精神食粮，只有日文的《改造日报》。为了使士兵们有事可干，他们用油印机印了一些算术题，发给士兵们去做。士兵们有的对此不感兴趣，而大部分都能认真学习。
第二联队连射炮队的士兵，住在一间很大的平房里。士兵们用许多麻袋隔出一间间“卧室”，睡觉时像猪仔似地头并头，脚对脚，蒙被席地而卧。住宿情况的确不佳。
营房里贴着一张日军上级官佐拟定的告示，其内容是：
（一）严格注意对待华人的态度。
（二）不准单独行动。
（三）严禁乘坐人力车。
……
在营房的一角，高高地堆着米、面和挂面。由于营房里人多，虽然是冬季，却并不很冷。
集中营的中国守军告诉记者，日俘的纪律很好。由此可见，他们对士兵的训练是成功的。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发动的是侵略战争，结果遭到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