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美国士兵,中共宣传中的“美国鬼子”
【看中国2019年11月9日讯】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老师课堂上给我们讲“美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屠杀朝鲜人民,想进一步侵略中国,还教我们念顺口溜:“美国大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咔咔响,要吃活孩子”。我订的《儿童时代》上画的美国大兵都是脚穿大皮鞋、端着刺刀的大鼻子鬼子。“美国鬼子”的这种凶神恶煞形象一直在我脑子里保存到成年。
2012年春应邀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在巫宁坤老师家里住了一个月,近距离地接触了美国人,彻底颠覆了他们的“鬼子”形象。
当飞机在华盛顿落地的时候已是半夜,却不见来接我的人,我在大陆使用的手机没有开通国际漫游,无法与朋友联系。一位警察摸样的男子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马上过来主动问我,我告之以实情,他掏出自己的手机拨通了电话,会议组织者立刻派车赶到。我向警察要求支付电话费,对方说声“No problem”,笑着走了。
在美国,无论你有什么需要别人给予帮助的,只要你说声“Excuse me,could you help me to…?”(劳驾您,麻烦您帮我……好吗?)无论对方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是忙是闲,都会爽快地回答“Sure!”(当然可以),然后热情相助;事毕当你说声“Thank you!”以答谢时,他们便会微笑着回答“No problem”或“You’re welcome”。
在美国,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问路。只要你有问,对方便会耐心为你指路,而且唯恐解释不细,唯恐帮你不到位。一次我要到West Falls Church去,本该乘蓝线地铁,却不经意间上了橘黄线(美国的地铁按照红、黄、蓝、绿、橘黄等颜色分走向,相当于我们的一号线、二号线等)。一位高个子的美国人明白了我的难处后,对我说:没关系,前边到了Rossley站可再换乘蓝线。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一直陪我坐到Rossley,看着我上了蓝线车,才回乘返回到自己的目的地去。
又一次,我要去华盛顿Chinatown一家旅行社,但下了地铁却找不到要找的地方,无奈之中,我问了一位中年妇女,可她也不知道该旅行社在何处,但是她说,不用担心,她来想办法。她于是问了一位警察,然后对我说:跟我走吧。我便尾随她走了约两百米,她指着路边的一块匾额说:“这就是你所要找的地方。”我十分感激地说:“Thank you very much”,她嫣然一笑说:“Welcome”,然后回去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望着她远去的背影,油然而生的那种感激之情让我内心充满温暖。
在华盛顿里根机场候机的时候,我买了一杯热茶,连同税款共应付2.19美元,付了两元后,再找不到零钱,于是拿出一张百元大钞,那位黑人小姐把百元大钞还给我,笑着说:不要了。我知道,美国人办事规矩,她不收我的钱就意味着她要替我垫付这0.19美元。我再给她,她摆着双手,以灿烂的微笑摇头示意不要了。在波士顿的一家商店购物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三月七日我和朋友全家去了芝加哥大学。望着硕大的校园,时间有限,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最值得参观的地方。一位黑人女保安似乎看出了我们的心思,主动问我们想去哪里,而后热情指路,说明哪里是什么区,那里是什么学院,哪里是博物馆,当我们提出与她合影时,她很爽快地答应,随和地与我们合照。
回国的时候,在机场的免税店想买几瓶葡萄酒回来。
机场免税店里,中间竖立着圣诞树型的玻璃货架,一层层摆满了各种葡萄酒,依价位高低从上到下排列,最上边一层摆的每瓶200美元左右,最下层的每瓶只20多美元。
一位女服务员向我们热情地介绍各种葡萄酒,它们的产地、牌子、价格和口感等,并提出自己的建议。身上所剩美元不多,我选择了四瓶单价为29元的,服务员说了声“OK”,自己把两瓶拿到付款台,示意叫我帮她把另外两瓶也拿过去。我提着酒转过身——就在我转身的当儿,“哐啷”一声巨响把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糟了:一瓶葡萄酒被我的肩膀碰落到地上,酒水、玻璃渣四散开来撒了一地,几乎污染了那不大的店面的一半!我自知惹了大祸,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只忙不迭地说:“I’m sorry,I’m very,very sorry……”说时迟那时快,一位男士闻声拿了一块写有“CAUTION WET FLOOR”(小心地滑)的黄色牌子立在被污染区的边上,那位女士拿了一大把吸水纸过来,我接过来正要去擦地板,然而她却低头看着我的裤子:“We’re sorry,your trousers got dirty……”(对不起,你的裤子弄脏了)低头一看,可不是,我的裤子被泼翻的葡萄酒湿了一大片。我便动手擦起来,那位女士并不管狼藉满地的酒水和玻璃渣,而是专注地帮我擦裤子,让我感到她觉得最最要紧的是我的裤子,而不是她的店面和摔烂的红酒!
待我擦完了裤子,抬头看货架,呀,被我碰掉的恰是第一层货架上的,也就是说,那是价钱最贵的。我心里惶恐不安,心想这下倒大霉了,不知要怎么赔法,嘴里只是说着:“I’m sorry,very,very sorry……”服务员则安慰我说:“Nothing.Everybody makes accidents.”(没关系,人人都会出事的)说着她让我去结账,我正怀疑身上的钱够不够赔,她已经把账单打出来让我看:98.4美元——人家根本没把我打碎的酒计算在内!
付了款,我准备帮他们打扫店面,但服务员拦住我,说这是他们的事情,不关我的事,并催促我去登机口等待,他们会马上把我买的酒送到。
我忐忑不安地走向登机口,心里想:倘若此事发生在国内,不说别的,赔那瓶酒是肯定的,说不定店员还会臭骂我一顿:“瞎了眼了?!……”
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我也遇到过让我很看不惯的美国人。
我从纽约返回华盛顿时,开灰狗(美国人把州际和城市间的客运汽车叫做灰狗)的司机是一位操着浓重广东口音的高个子男人。他一路开着车一路给他的同行打着手机,用粗鲁的大陆话骂警察给他开了罚单,抱怨老板让他加班而不给他加班工资,等等。中途停车休息时,一位女乘客上车晚了一会,被他大声呵斥,这位旅客回了一句嘴,得罪了他:他立刻急刹车,气冲冲地跑到这位旅客跟前,用蹩脚的英语骂她,声言要撵她下车。这位旅客再也不敢吭气。待这位司机发完了脾气,耍尽了威风才继续开车前行。
我明白,这位司机很可能拥有美国国籍,但并非真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骨子里还不是美国人,只能算是“假洋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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