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祁连劳教营 死人就像码洋芋(图)
青海风景(Pixabay)
【看中国2019年10月28日讯】受访人：韩锐，男，九十一岁。甘肃省陇南地区两当县人，十代中医世家。一九五五年考入兰州西北师范学院音乐系，一九五七年被划成右派。后按学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师专任音乐教师。一九五九年被送到祁连县八宝农场劳教，曾经从事挖铬矿、种青稞、伐木等重体力劳动。亲眼看见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劳教犯不是冻死，就是饿死，抛尸沟壑，无名无姓。
一九六二年摘去右派帽子，回到两当县劳动监督劳动，以挣工分养活父母弟妹。漫长的十年文革中，尝遍了鸭子浮水、反抱小鸡、吃麻花、捆柴人、苏秦背剑等数十种非人的刑法。最后落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一九八零年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在两当第一中学中学任教。积劳成疾，眼睛几乎失明，于一九八六年退休。目前和女儿一家住在天水社棠乡。
著作有《三十次死亡——韩锐自传》，尚未公开出版。
采访人：依娃，美国华裔作家，口述历史工作者，著作有《寻找大饥荒幸存者》等。
时间：2019年9月15日
地点：甘肃省天水市社棠乡卫生院韩锐先生女儿家。
前记：在天水的友人家，他推荐给我一本奇书《三十次死亡》。说奇，一个是这本书不是正式出版物，只是自己打印装钉起来的，仅送友人。说奇，一般来说九死一生已经是奇，这位作者何以三十次死亡呢？说奇，这里面配了不少插图，还原了作者在劳改营曾经经历的场景，虽然粗糙，但画面还是令人心惊肉跳。比如汽车拉尸体，比如吃老鼠乌鸦旱獭。
“我想去见见韩锐老先生，好好和他聊聊。”
朋友八十有五，但身体健康，性格直爽，马上打去一个电话联系了韩锐先生。韩锐先生住在天水社棠乡，要坐长途汽车才能到。目前，他和唯一的亲人---女儿住在一起。还没有上楼，就看见一位身材修长、戴一副黑宽边眼镜、面带微笑、斯文有礼的老者在门口等待着我们。他大声说：“你们来看我，好得很，好得很啊！”我赶紧握住他的双手，如果不是提前了解少许，谁能想象得到面前这位慈祥、和善、会把脉行医、会弹钢琴会拉小提琴、书法也写得不错的长者一辈子会经历那么多不堪回首的苦难？
那三十次死亡是怎么样的？我们坐在沙发上聊起来……
韩锐先生和女儿（受访者提供）
5%强加打成右派当教师不成送去劳教
依：韩伯伯，您好，我对历史比较有兴趣。特别是对反右、大饥荒这些特别想知道多一些。知道您经历特别丰富，想和您聊一聊。您是怎么样被划成右派的？
韩：我都经历过，经历过，那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我是两当县人，这个县，是我们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1932年革命起家的地方，有个“两当兵变”。我们韩家世世代代都是给人看病的中医，到我手里就传了十代人了。我父亲生了四个儿子四个姑娘。孩子多，我父亲会给人看病，才把这个家保全了。解放以后，我们的药铺也联营了，但我们还有三十亩地产，是就划成了工商业兼地主。
虽然我已经在徽县和两当当了几年中学教师，我想青年时期应该是一辈子学习的黄金时间，决心考大学。一九五五年，我到兰州大学报名，参加统考，又到西北师院加试了音乐，到九月份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把我高兴着，我喜欢音乐，还喜欢英语，打算好好学习几年。但是，一个一九五七年，一个反右把我的人生方向完完全全颠倒了。那个时候提倡的是帮助党整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说得好得很嘛。
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是一九五七年的八月，一个下午，全系开会。首先揪出了一个学生右派关XX，随之主持人说：“我们系里还有暗藏的右派张XX、苏XX、韩锐等。”我当头一棒，错愕不已。我怎么都想不出来平时有过什么反党言论。我想起来我给学校的锅炉房提过意见，学生下了课喝不上开水。还有我在校音笛上写了几个字：“乱吹不卫生。”这怎么也算不上反党啊？原来系里为了完成百分之五的“右派任务”，有人偷偷撕去我的几页日记，其中一些抱怨的话做为罪证。
第二天开批斗会，一开始就是喊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韩锐！右派分子要彻底交待问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中一个同学，姓李的高举我的日记高喊着：“韩锐，罪证就在我手上，看你怎么抵赖？”加上我是地主出身，又有参加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会场上的调子越来越高，口号声音越来越大，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说不清，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干净自己了。
把我斗了两个月，最后开除了我的团藉，划为一般右派。五七年十月填写分配方案，我就填写了没有人愿意去的青藏高原，我是按照学生右派分配到青海师专的，就是以后的青海师范学院。青师有三个年纪，十五个班，当时只有一个音乐老师。我来以后给每一个班都开了音乐课，学校还给配置了两架钢琴。
我已经是右派了，处处谨慎，不敢乱说话。就半晚上半晚上的备课，想好好表现一下。那时候有一个教育部颁布的教材，规定第一个学期是啥内容，第二个学期是啥，第三个学期是啥，那材料是教育部颁布的。不是我选的，我能选吗？
音乐教学大纲里有聂耳一个曲子叫《打长江》，田汉填词，里面有这么几句：“你哟你打桩啊，我哟我拉绳啊!我们不靠天哪，我们不求神。……天快要晚哪，田快要干哪，禾快要枯哪，棉花快要残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饭哪，打通了江水，吃晚饭哪。”音乐课一般都排在最后一节，早晨课的第五节。那师范学生都是吃大灶火，学生排着队敲着碗就喊：“吃晚饭了，吃晚饭了！”这不得了了，这学校书记就说我是煽动学生闹事，就这罪名，送我去劳动教养。
我是劳教。如果劳改，给我判一年我就出来了。但我在农场劳教了整整三年，你说？人家还说这比劳改还轻，我劳动了三年还轻？
依：学校有没有给你一个书面的东西，就是说韩锐犯了什么错误？将送到什么地方去劳教？多长时间？
韩：没有，一天下午学校开大会，就宣布就送我去劳教，其他十来个右派都是悄悄处理的。那是不让我申诉，不让我说话，我只有收拾铺盖，提上我比较值钱的家当——一把小提琴，就到西宁市的南滩劳教所。
南滩劳教所管了两千多个右派。那一进去，把你身上啥都搜去了，小刀子、火柴、钢笔都搜着去了。房子里有一个尿桶，谁想大便都要报告，人家允许了才能去。饭打来是那个组长给你分打，自己不能动手。那劳动就是成天挖石膏，天不亮就上山挖石膏，天黑背上一百斤石膏回来。那个和监狱是一样的，人没有活头了，劳动了一个月人受不了了，累得我想死哩。
但是人家二十四个小时把你看得紧紧的，你怎么死呢？死都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时时刻刻把你看守着。每天干活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就排上队上山，天黑了排着队回来。中午带点馒头一吃，就给一个钟头，还没有水喝，把我干着。
那里头男的多，也有女的。我想起来，里面有一个同是西北师大的地理系的一个牛连英，她是和我们一起戴着右派帽子，分到青海师专的。挖石膏的时候我给碰上了，她把一块石膏这么绑那么绑绑不住，人家都下山了，把她着急得不得行。我看见了，给三下两下绑住，让背上了，女同志体力也不行。以后，这个牛连英也到祁连农场了，但她在女队里，我们也再没有见过面。
总之这一个月就算熬过来了，想死也没有死成。有一天早晨，才六点钟，天还没有亮。突然来了几辆大卡车，是用帆布全部包起来的那种。叫谁的名字，谁就得收拾行李，马上上车，把人吓着，要拉出去枪毙吗？往哪里拉呢？刑场吗？我想：“好，枪毙了好，这一生就结束了。”
人家喊：“韩锐！”我就答应：“到！”就赶紧上车，不知道往哪里拉。一个车上装有三十多个人，一共拉了五辆车。里面黑洞洞的，啥也看不见。人家手拿手电筒按照名单叫名字，叫一个爬上来一个装满了，车就开动了。这里面也有青海的本地人，他说：“往农场拉哩！”哦，我才明白往农场拉，而不是拉去枪毙。农场叫八宝农场，让我们到那里劳动去。那个劳教农场有几万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右派、历史反革命，特别是上海送来的人特别多。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全称叫“八宝联合企业公司”，因为它有十几个厂，食品厂、被服厂，还有伐木厂铬铁矿厂。
那就一路颠簸，从六点开到中午到了大通县，让我们下车，人家一辆车给提了一桶开水，吃自己带的馍馍，吃过就赶紧上车。晚上经过孟源、曹大板，半夜一点钟，差不多将近二十个小时。干部把人一交，清点之后，又写了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到分场。总部安排不了，这几百里路上都有好几个分场，又把这五车人往分场拉，到的时候差不多五点钟了，天麻麻亮了。
前面没路了，让我们下车步行着去，在车上冻了几个小时，手脚硬棒棒的，好不容易把行李搬下来。那晚上冰雪交加，非常难行，我们只能侧着身体走。我肩膀上扛着行李，手里提着小提琴，就这点行李也让我觉得累赘。有个上海人拿了三个箱子，领队的就骂：“你当这里是上海吗？有三轮车给你拉吗？拿上一件你能拿动的，其他以后再来取。跟上队走！”有一段是沼泽地，又泥又滑，浅的地方到脚面，深的地方到膝盖，哎呀，真是又冷又饿，行李又重。旷野里，一根木头上面吊着一个电灯泡，领队的人就把我们领到有电灯的那里。走了一个钟头，天差不多亮了，我们才走到有电灯的地方。人家把我们领到土坯房里，地上就铺了一些草，就让我们休息。
第二天，劳教处的处长来对我们训话，他说：“劳教是行政处分，不是刑事处分，你们好好劳动，争取立功，早日摘掉帽子。”让我们理发，洗被子，休息了几天。
那个地方是戈壁滩，基本上不能种地。远的地方有草，有藏民在那里生活，放牧牛羊。以后藏民搬走了，就让我们去挖牛羊留下的粪层，多年牛羊留下的粪便。挖了这些肥料拉去种地，种青稞，青海那个地方气候不适合种麦子。嘿！我说这个还好，还能自由活动。这一个小组十个人，住一个帐篷，自己做饭吃，挖多挖少也没有定量，自由得很，好得很。
挖了一个月，场部来了一个条子，上面在档案里一看，来了一个音乐老师，就给分场写了一封信，把这个韩锐叫到场部里来。来的条子让我回分场，他们问：“韩锐，你以前是音乐老师？”我说：“就是！”他们说：“你现在到场部去，他们要你哩，你拿上条子，到那个阿力克街等车，有场部的汽车来，就给他看这条子，他就拉你到总部去报到。”
汽车跑了五、六个小时，我来到总部，拿着条子找到刘队长，刘队长问：“你会什么乐器？”我说：“会弹钢琴。”刘队长说：“这里哪里有钢琴呢？二胡会吗？”我就给刘队长拉了一曲《二泉映月》，刘队长说：“还可以，好好练练。”
这是一个业余文工团。就是在秋收以后到各分厂去轮流演出，有唱江南越剧的、唱京剧的、唱秦腔的，还有唱歌跳舞的。我嗓子还可以，就是唱歌的。到分场演出我唱过《太阳出山》：“太阳出山了呀……”那时候思想压力大，也好久没有练习，感觉嗓子被堵住了，唱不好。
韩锐先生年轻时（受访者提供）
捞木找矿险丧命脸肿身瘦拄棍行
依：在文工团那时候你能够吃饱吗？
韩：吃个半饥不饱。
到文工团吃不饱，粮食是有限量。但是有演出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文工团来的，人家还算优待，给我们煮上一大锅洋芋，就算勉强能吃饱。洋芋是他们自己产的，还可以多吃点。
但在文工团好日子也不长，混了半年多解散了。几十个唱越剧的调到黄兰分厂，唱京剧的五、六十个人也分散了，唱歌跳舞的也分散了。因为吃粮越来越紧张了，越来越紧张了，人吃不饱了。
依：最吃不饱是什么时候？
韩：哈哈哈，在我印象当中，老是吃不饱。在兰州上大学的时候能吃饱，到青海师专一个月定量二十八斤粮就吃不饱，我是个大个子，消耗量也大，需要粮食也多，吃不饱肚子也不敢说。一直到劳教所更是吃不饱。
先是把我放到伐木队，在祁连山上伐木头。我们住在山顶上，在石头山上先凿出一道石溜槽，像滑梯一样，几百米长。那山上的木头粗得很啊，伐下来以后有专门的溜槽往山下放，那一放就是排山倒海，一泻而下。那木头需要十几个人才能够抬起来，往溜槽口放，抬起后面，喊着：“一！二！三！”大家同时松手，树就轰隆隆的放下去了。那天，树上一个树杈把我的衣服给挂住了，眼看我就要被木头一样挂着放下去了，那个速度、那个重量，下去就是粉身碎骨，撞成肉酱。旁边的人一看，喊叫了一声：“哎呀！”就拦腰抱住我，眼看着我的衣服扯破了，木头一下子就下去了。那声音震天动地！把我吓坏了！
到了六月，祁连山上的雪就溶化了，河里的水也流淌的急湍了，把山上的木头顺着河道往下放，下来以后，人在到河里捞木头。那天木头冲下来的时候，碰到了两个大石头，一块石头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结果木头冲下来的时候就卡在石头那里，结果越聚越多，越聚越多。因为那个冲力，最上头的木头被冲过去，其他的木头就排山倒海一样的冲过去了。我们就在下流一点的地方捞木头，挽着裤腿，看见一根木头过来了，就赤手空拳去拽去捞。我用力把木头往岸上拽，木头的冲力把我往河里拽，结果脚底下一滑，人一下子被拉到冰河里了。和我一起干活的人看着叫起来，想着这个人不是淹死冻死，就是被冲过来的木头撞死。有一个河南人，他也是捞木头的，他眼尖手快，一下子把我抱住捞上来，放在烂泥滩上。他骂着：“你吃不饱了，水还把你给喝饱了。”他抱住我的肚子让我吐，我吐出来一滩水，就让我躺着休息。我的左大拇指到现在都是硬的，不能弯曲，就是那次祸害的。
那劳动是没完没了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以后又让我们到牛星山下面拉土，拉到化肥厂小河边和泥，用模子做砖坯，每人每天定量六百块。挖土、拉土、和泥、做坯都是一个人干，各干个的。我累得真是汗流浃背，浑身是泥，干脆脱了衣服裤子，就穿着一条短裤干。一天干下来，身上没有不疼的地方。
砖坯托好了，秋天又要打柴火，到二、三十里以外的原始森林里砍柴火。规定一天两次两百斤定额，王队长说超额完成会给好鉴定，鉴定好了就会给摘帽子。打柴火男同志是一百斤，女同志五十斤，我一打就是一百五十斤。以后慢慢每天背二百斤。人家都计数着呢，往档案里记录呢。
依：每次二百斤柴火你能够背动吗？你是要表现吗？
韩：为了表现，表现好就给你抹帽子呢！
我二百斤、二百五十斤、二百八十斤，越背越多，最后背到三百二十斤，这样咱就能抹帽子啦。那柴火这么粗一捆，一人多高，休息的时候腿上腰上也不敢放松，如果放下，我背不起来。我想着王队长报到场部去，我就能抹帽子了。那一天天气晴，我把柴火背著称过称以后，就去食堂准备吃饭，结果一下子鼻血哗哗哗地流，赶紧找纸塞鼻孔，但是塞也塞不住，鼻血从嘴里喷出来了。幸亏化肥厂有个医疗站还算近，我鼻血一边流着一边往医疗站跑。医疗站的大夫又是打针又是扎针，才把血给止住了。哎唷，到第二天，头昏着爬不起来了，那一次流了有两碗血。一次背三百二十斤，我是背给人家看哩。把人累得快死了，帽子还没有抹掉，继续戴着。
后来把我分配到拉洞后沟的铬铁矿，就是一种稀有金属。是藏民赶着牦牛驮着帐篷、炊具、粮食把我们二十几个人送到山上面，我们就在那里搭起了帐篷，盘起了锅台，喝着青稞稀饭，就到了一九六零年。
那矿石都是在山上，需要爆破炸山才可以开采。先是用一米多长的钢钎打炮眼，一人扶住一个人打锤，打进去一米深。那装炮眼的路是羊肠小道，只能一个人跑，另外一头是悬崖峭壁。那天我们打了四个炮眼，炸药也装好了，我是在排在最后一个。当时导火索的长短也没有精确的规定，组长喊：“点炮！”我们就一起点，然后一个跟在一个屁股后面跑。但当我跑到第四个炮眼的时候看见导火索已经着完了，马上就要爆炸了。躲也没处躲，我就赶紧四肢着地展展地爬下，听着炮就响了，那被炸起来的石头飞得远远的，没有把我炸着，留下一条命。好险啊！
唉呀，那个铬铁矿都是在五千公尺以上的雪线上，是常年积雪，没有草木。到了七月，是最热的时候，让我们到祁连山的山顶上找矿苗，还是牦牛驮着帐篷和生活用品。我们上到山顶搭起来三个帐篷，队长一个、劳教分子一个、伙房用一个给我们做饭。虽然是七月，我们脚底下还是冰雪，踩不到地，踩不到土，四周白茫茫的连个石头都看不着。就这还要安排让我们去找矿，那个时候没有任何装备，也没有个氧气袋，没有能在雪地里走的靴子。我头昏、胸闷、全身无力，就昏迷到雪地里了，人事不知。那是大脑缺氧，高原反应。老王跟在我后面，他揪住我的耳朵喊说：“你不要动，千万不要动，你一动陷得更深，就埋在雪里了，没法拉你了。”老王回去又喊了一个人把我从雪窝里抬出来，抬回帐篷，给灌点热水，才慢慢缓过来。
依：海拔这么高，这么冷，有没有给你们发防寒的衣服、帽子、手套这些东西？
韩：就是平时自己穿的破棉袄，没有衬衣，没有套的衣服，还说啥帽子手套呢？冻死就冻死了，把人就不当人嘛？人冻得受不了，还饿得受不了。
把人饿着，想找草根树皮都没有。早上上山给一勺青稞面糊糊，中午给每一个人带一个青稞面馍馍，晚上下山再给你一勺青稞面糊糊。就一勺，顶多一茶杯，多了没有。我们上山埋两个雷管，放两个炮让队长听见就行了，人没有一点力气，干不动活，不挖矿石了。
依：那你们怎么住？
韩：住的是帐篷，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就不取暖，还取啥暖？晚上也没有烧个火盆子啥的。衣服穿戴都是自己的，也没有发。所以在那里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冻死就冻死了，把冻死个人算啥呢？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冻饿死了。哎呀，我给你说，我们的劳教队里有万里长征的老干部、省委书记、高等人民法院院长，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啦，能受得了？吃不饱，冻几个晚上就死了。
我在人家的铬铁矿上走不动了，脸浮肿了，眼睛肿的像兰州那个软梨一样，走路扬起头来也看不见路。我上不了山了，就住在山根底下。我就拄着拐棍到处找吃的，也走不远。我刚开始还能挖一些蕨麻，用饭盒煮熟吃，又面又甜。
因为山根下面有水草，人家藏民多年以前在这里搭过帐篷，我就在那里找、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到点牛羊的骨头，最后发现一些骨头一些暴露在外面，一些掩埋在土里。骨头风吹日晒，已经腐朽了。骨头能咬动，那个石头咬不动啊！我就赶紧找干草，点着烧骨头，翻来覆去烧，骨头就更加酥脆了，我就吃骨头，哎哟，这还有点肉味道，好得很。
我们队上也有小偷，人家就有办法把馍馍从厨房偷出来。我是个老实人，给多少吃多少，所以把我就饿得快死了。我的母亲家里那么困难，还给我寄来过一次包裹。我打开一看，都是黑呼呼的药丸子，有两斤。因为那时候粮食不让流通，我母亲把面揉成药丸子大小，在锅上烤熟，然后用锅底下的灰抹黑，寄的时候说是坎离丸，是治病的才能寄出来。我吃的时候洗一洗，干净不干净也吃了。但两斤坎离丸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啊。
看我走不动了，脸肿身瘦，人家就把我送到医院休养。还有其他几个病人，还是牦牛把我们拉着去的，走了一天才到医院。进那个医院一个是要介绍信，第二是医生要检查身体，也不透视不化验。医生喊：“转过去，裤子脱了。”看谁屁股上没有肉就可以了。那个医院就是我们以前文工团住过的地方，一个四合大院子，有男宿舍女宿舍，病人多了，就改成了医院。
医院天天死数人五间大屋码尸体
依：那到医院以后能够吃饱吗？
韩：哎呀，医院生活还不如铬铁矿上，矿上每天还有一个比核桃大点的青稞面馍，住到医院连个青稞面馍馍都没有了。一天三顿青稞面糊糊，早晨一勺子，中午一勺子，晚上一勺子。三勺子面糊糊能管饱肚子吗？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我翻不了身子了。
刚来医院的时候，我还能拄着根棍子慢慢出去走。我不愿意进那个病室，那个味道臭得很，味道难闻地很，我到外面还能吸收点新鲜空气嘛。我为什么不愿意进去呢？是病室臭着不能闻，都是尿下的拉下的味道，哎呀。
依：那个医院有多少个病号？大概？
韩：唉---呀！那多着。南北各有二十个房间，东西各有十六个房间。四十加三十二就是七十二间。这七十二除了医生办公室、护士休息的地方，还有灶房水房以外都是病房。一个病室是里外两间，同一个门出入，只有一个窗户。门口有个火墙，也没有啥取暖的。病室一边有十个人，门口这边有八个人，这一个病室就是十八个人。
几十个病房，几百个床位挤得满满的，死去一个，空出床位，另外一个才能够住进来。
依：在医院，你能够看见死人吗？
韩：我在院子里转的时候就看见那个太平间。就是病号还需要劳动，搅好煤，做煤球。但是没有规定数量，做多少算多少，自己给自己的病室做。我第一天去做了一点煤球，哎哟，做不动了，摔倒了。旁人赶紧把我搀扶起来，让我靠着太平间的窗户前休息一下。这就是以前我们的排练室，一共有五间。
窗户上有个窟窿，我就朝里一看，里头摆放的一层一层的那个是啥呀？哎哟！一个脚从那个被子筒出来了，我看着一个脚。原来那里面都是人啊！
依：你在那个太平间看到过多少人(死人)？估计？
韩：哎呀呀，五间太平间都码的是尸首嘛。人码上三层子，有五间。
我们的文工团，以前有五间排练室，有练习乐器的，有练习跳舞的，以后这五间文工团都变成装死人的太平间。人一死就用他尿湿的拉脏的被子一圈，像圈行李一样，两头一捆先拉到太平间，人码起来。高原地带，天气寒冷，人放着不臭。就像冷库的冻肉一样就放下来。五间太平间装满了，人家的汽车来了，把死人装上，拉出去到一个坡上，下面就是深沟，那个沟你能填满吗？汽车一扬，跨踏踏就滚下去了，名字也不写，牌子也没有，就像倒洋芋一样。汽车装满为止，那一天汽车装满为止，就拉了五、六车(死人)。
但是我自己第二天也不能动弹了，尿就尿在被子里，大家都在被子里尿。两三天才尿一次，不是天天有小便，几天才滴出来几滴。人小便的时候就把被子揭开，尿在床板缝隙里。再过两三天，被子也没有力气揭开了，尿也越少了，一个星期才滴出几点尿水，这算什么呀？就尿在被子里面。大便一个月解一次，就像羊粪蛋一样的硬颗粒，没有嘛。刚睡下的时候，一个星期还想大便一下，用力，用力，没有下来。再过一个星期想大便，用力，用力，还是没有东西下来。再用力也没有，一个月才费力拉出来几个羊屎蛋。就是拉下来，人也用手扫到床板缝隙里去。自己收拾不了，又没有人来收拾，还有啥办法呢？所以我不愿意在病室呆着，味道难闻着，臭着受不了啊。
依：你们病房也天天死人？你记得有谁？
韩：几乎天天有人抬出去，有人抬进来，最多的时候一个病房抬出去三个人。
在我的右手边，睡着一个上海佬，他吃饭的时候就拿出家里人从上海寄来的辣椒酱，我看着眼馋，忍不住问他：“给我吃上一点点。”他舍不得，拒绝了我。他说：“我这是从上海寄来的，就这么一点点，是东方红牌的。你写信让你家里人寄来。”没有过两天，我看见他死了，嘴角上还沾着一些东方红牌辣椒酱。
我的左手边，是青海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是长征草地上过来的，后来被打成右派。和我重名重姓“韩锐”。有一天晚饭，打饭的端来多半脸盆糊糊，给每一个人一勺子，分给我们十八个人。
饭有讲究，分好几等，有特流饭，特流饭是朝不保夕的人，就是那些快死的人。我喝的是二流饭，吃二流饭的就是睡在床上不能动弹的人。人家特流饭除了喝糊糊，还给一片维生素。人家把糊糊喝完了，工作人员喊道：“韩锐！”我呻吟着，把手伸出被子。人家喊道：“我叫的是那个韩锐，不是你，你还想吃维生素片子？你想的倒美！”到那个韩锐面前，给他维生素片，他已经硬棒棒的了。不知道啥时间就死了。
这几个工作人员就翻他的衣服和床铺，看他有没有遗书啥的。解开他的外衣，看看内衣里还有没有钞票，结果滚出来一个干饼子，半个巴掌大。工作人员说：“把你饿死了，这个干饼咋还没有吃呢？”为啥他饿死了没有吃这个干饼子呢？我的分析是他想着我把这个干饼子吃掉了，这世上再没有一块干饼子了。我今天吃上饱上一顿，我再怎么能得到一个干饼子啊？所以舍不得吃，把他饿死了，把这个干饼子还在怀里揣着呢！我说应该把这块干饼子留下，让他的后代儿孙们都知道他们的爷爷是怎么样饿死的？
我眼看着劳教人员用他的被子一裹一捆，抬到太平间去了。天天十八个病号里面就要出去两三个，然后空下的位置新的病号补充进来。就像农村过去的吃席，十大碗，你吃饱了你就走，再来的人就坐下再吃，插上那个座位继续吃。那死人就像农村的“插腿席”，这个病号一死抬走，马上来了一个原睡在那个地方。
依：那你怎么办？这眼看不行了？
韩：我一天不如一天，不能动弹了。我想着，要不了一个星期，我就码到太平间了，就像码一袋子洋芋，最后怎么没有码进去？那是老天爷把我救了。
我在文工团里认识了一个唱武生的，是西宁市秦腔第三团的演员，他给我们的文工团赶马车。他比我年纪小，我就叫他小杨。有一天晚上，刚刚点上马灯，我听着是小杨的声音，赶着马车送病号来了。我听见小杨的声音，心里想着可是有搭救了。可是我爬不起来啊，怎么爬怎么爬，都爬不起来啊。但是我想这是最后的一线希望，不然我就码到太平间去了。我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窗口，想喊小杨，我害怕我声音小，就用力喊：“小杨----！小杨---！”我还招手，我喊不出来，声音太小了。
小杨已经把病号交给医院里了，想着在这里还有谁喊我呢，转身看看，看见我在窗口招手喊他呢，小杨跑过来，惊奇地问：“韩锐！你咋在这里呢？”我说：“我是从铬铁矿上送着来的。”小杨说：”这是啥地方嘛？赶紧走！赶紧走！把被子给我递出来。”我把被子从窗户递出去，人可走不动，小杨进来把我背出去。把被子铺在马车上，让我躺在马车上。他喂马的马槽，是半个铁皮桶子，把我一扣。也不办什么手续，病号送完了，赶车回去正常得很嘛。
晃晃悠悠了好几个小时，小杨把我拉到他的养马室，把我背下来。给我打了一份饭，两个馒头，一大碗青稞稀饭。哎呀，我一个月也没有吃过这么多啊，我不敢吃，我害怕我吃多了肠子撑破了，或者得肠梗阻。我说我吃一个馒头就可以了，我的肠胃已经饿扁薄了，不敢吃得太饱。
吃了饭，小杨说：“你就睡下，啥都不要管，我现在也没有啥任务，哪里都不去。另外一辆马车去了下厂，过几天才回来呢。现在养马室就我一个人，你就睡，你就吃。”
我吃睡了一个星期，就能起身在院子里转了。小杨去找刘队长，刘队长是我们文工团以前的队长，他对我印象还算好着呢。小杨说：“我把韩锐接回来了，没有给人报告，人在里头几乎就要饿死了。现在人能下炕了，能走动了，你看看给想个啥办法，把他再搭救一下。看着也可怜。”
刘队长不错，给我写了一个条子，让我到康复站去找王队长，结果王队长还是我的老乡，以前在文工团搞后勤工作。康复站是抢救人命的地方，就是把那些快死的人都弄去，给一天三顿都是牛羊肉。哎呀，到康复站是去天天过年去了，上顿下顿都吃牛肉羊肉。那里都是一些棺材瓤瓤(注：快进棺材的人)在一起，给吃得好，牛羊肉随便吃。睡的是洋灰地板，连草铺都没有。哎呀，我觉得上顿下顿吃牛肉羊肉着实好得很。在康复站我又吃了一个月，我的身体也基本恢复了。
到开春了，各个生产队来领人，领回去参加生产劳动。白杨沟二队把我领着去了，结果见到了王队长，原来是康复站撤销了，他又分到白杨沟二队来了。我白天就上山劳动，种青稞、种洋芋，就种了一年。到六一年了，还是吃不饱，我身体越来越不行了。吃不饱人身体能好吗？我上不了山了，劳动不成了。吃不饱啊！
吃鼠吃鸦吃旱獭摘帽回乡养父母
依：那你怎么熬过来的？找什么吃呢？
韩：王队长看着我又不行了，把我放在病号组。人家能动上山种地去了，病号们自己搞生活，没有吃的，就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抓乌鸦、抓麻雀、套旱獭。我们的厕所后面，是个菜园子，旁边是个粪堆，盖着土。捂得时间上了，粪土上就长出很多虫子，那么乌鸦就飞来吃虫，虫就是乌鸦的饭。我们二队也有喂马的，我们就去拔一些马尾巴的毛，长长的很结实，再找一点细铁丝。把马尾巴毛结成套子，结五、六个活套子，然后绑在铁丝上。用石头把铁丝压在粪堆上。等乌鸦来铇虫的时候，一下子就把爪子套住了，两个翅膀扑腾扑腾的扇动，但飞不了了，越扇套得越牢实。这乌鸦就套住了，就能吃了。烫了毛一个乌鸦也有一斤多肉。
依：你吃过乌鸦肉吗？什么味道？
韩：我吃过，那个，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那都是饥不择食，还说啥味道，香得很，比今天吃啥都香。
给人家干部灶上杀了一头牛，牛蹄子人家不要，就扔出来了。但那个干干的没有多少肉，我们几个人就把牛蹄子拿回来，生了火烧，烧一次刮一次毛，再烧一次再刮一次毛，烧上七次才能把毛刮净。这还不能吃，再继续烧，要把这个牛皮子烧得起火，让皮烧得脆焦，这就能吃了。皮算熟了，肉半生不熟就赶紧吃了。这就好得很，好得很。就这也是偷偷的吃，不敢让干部们看见。
哎呀，还有老鼠。我们上厕所去解手，那个老鼠玉米棒子那么粗那么壮的就乱跑着呢，身上还没有毛，在我们眼前跑来跑去的。那个老鼠比乌鸦肉多，一把就抓住一个，弄死，肠肚一挖，用泥巴裹住一烧。烧上一阵子泥巴剥开，肉就熟了。皮一剥，就吃肉。那老鼠肉还是香得很啊！
我们还吃过旱獭。那是用一个铁丝，要比套乌鸦的铁丝粗一点，六号还是八号，因为旱獭的劲大，不然套不住。旱獭的洞口多大，这个圈子就做多大。把铁丝拴在木桩上，木桩一定要砸深砸牢实，不然旱獭把木桩都拖走了。圈子要结结实实的，木桩要牢牢的，这个旱獭一出来就给套住了，它越挣扎越勒得紧。一个旱獭有八、九斤，大的十几斤，那个好剥，就像剥小猪娃子一样。弄熟了一个人吃不完，大家都吃。
我被调离了白杨沟二队，到休养队。休养队都是半死不活的病号。我们不用上工，成天就在打麦场上的麦秸堆里找吃的，抓一把麦衣，吹来吹去，吹出几个麦粒，就赶紧放口里吃了。
在白杨沟二队伙房门口有一个席桶，里面装着豆杆粉，黑黑的，反正人家做饭的时候往面里掺合着蒸馍馍。晚上人都睡下了，四处安静了，我去偷了一饭盒豆杆粉，抓了一把吃，哎---哟！嘴里涩得咽不下去。我用水一冲，粉渣漂在水上，还是咽不下去。第二晚上，我又偷了一饭盒，我想炒一下吃，哎---哟！一见火着了，成黑面了。水也不行，火也不行。这种豆杆粉只能搀和在面里蒸馍馍才能吃。那是喂牲口的啊！
祁连县枪毙了一个人，那个布告就贴在我们打饭的窗口。我们打饭是要排着队去打，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看祁连县枪毙人了。铁匠组有一个人排在我后面，用筷子把我一戳问：“小韩啊，你能吃饱吗？”我说：“没有。”他又问：“想不想吃肉啊？”我说：“想啊！”他小声说：“打上饭，到我这里来。”我就到他铁匠组围着炉子坐下来，一碗糊糊我们两三口就喝光了，碗也舔得净净的。铁匠说：“小韩，那个布告你看见了吗？”我说看见了。铁匠说：“我打了一把很锋利的刀子，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去把那个被枪毙掉的人的屁股、大腿上的肉都给他剐下来，也能剐个几十斤。咱俩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让你吃饱。”我说：“那就能吃饱了。”铁匠说：“今天晚上，我们就从我的屋子翻过墙，到祁连县去。”哎呀，到祁连县还有五里路，我走都走不动。铁匠骂我：“真是个窝囊废！滚！不敢说出去哦！”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是个好日子，宣布给我解除了劳动教养处分，我成了一般职工。当时我老家里六口人，我的父亲、母亲、韩如贤、韩如孝，还有两个小弟弟上学着呢，家里没有人劳动，我母亲经常生病，我父亲年纪大了，做不动了，六口人一年分了二两七钱粮食。人家是共产主义的分配原则，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再加上一句：饿死活该！
我父亲来信给我说了，我想我没有被饿死在祁连山，把家里人要饿死在两当？我说我回去劳动，回去挣工分养活家里人。回来我成了五类分子，被监督劳动，一直到一九八零年，劳动了十八年。
晚年，我的眼睛不好，几乎失明，但我还是写出来《三十次死亡》，前几年联系出版，要我出一万元，我哪里有这么多钱呢？现在孩子们不同意出版，就算了，自己打印了几份，给朋友们看看就算了。
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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