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对外干涉活动新西兰国会听证发言稿(组图)

新西兰国会大厦石雕（图片来源：Michal Klajban/Wikipedia/CC BY-SA）

【看中国2019年6月27日讯】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Anne-Marie Brady）研究中国问题三十载，以下为她在新西兰国会司法特别委员会有关外国干涉问题听证会上的发言，《看中国》经布雷迪教授授权全文翻译刊出。

我是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共党国体制方面的专家。与此同时，在极地事务、太平洋政治和新西兰外交政策方面也有所研究。迄今为止，我已出版十本专著和近50篇学术论文。

我在奥克兰、上海、坎培拉接受过教育，我能说流利的中文，拥有中国研究和政治科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双博士学位。我是坎特伯雷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华盛顿特区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 Wilson Center）全球研究员，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非常驻高级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成员（新西兰）。我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教授过研究生和本科课程。

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教授安-玛丽·布雷迪（图片来源：Anne-Marie Brady提供）

以下的陈述是基于我过去三十载发表的研究著作。在这些著作成文过程中，我参阅大量中共文献和统战工作方面的中文原始资料。

我的关于外国干涉问题的陈述分为两部分：

1、中国（中共）在海外干涉活动的概况；

2、对于如何抵抗（中共的干涉）的建议。

 

第一部分：中国（中共）对外干涉活动概述

 

2017年，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CEFC China Energy）登上世界各大媒体头条，旗下非盈利组织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秘书长何志平涉嫌贿赂联合国、乍得和乌干达官员在美国被捕。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CEFC China Energy）是一家与（中共）党政军有紧密联系的名义上的私有企业。它的下属机构中国能源基金委员会(CEFC)是一家与中共退役军事情报官员有关联的亲中智库组织。其一直与解放军“太子党”精英们进行能源生意交易。在捷克、乍得和乌干达此类小国，该机构看似用投资和其他经济利益作为诱惑，来收买中共在当地和全球政治影响力。在捷克共和国，CEFC的主席叶间明甚至被任命为总统的“特别顾问”。

CEFC（行贿丑闻）事件是中共为实现其广泛外交目标而对外国进行干涉活动的典型案例。近两年来，关于“外国干涉和影响（西方国家）国内政治”这一主题在新西兰和全球媒体一直热度不减，引起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因为我研究方向是中国问题和中共党-政-军-商之间组织与政策关系，此次提交的陈述书主要关注在中共政府在海外的干涉活动方面。

相关术语的正确使用

评论家们竭力想用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来概括外国干涉活动。能够描述和定义一种现象对于解决它至关重要。然而，以下描述的（中共海外干涉）活动并不完全符合政治科学定义的标准外交政策，也不符合大多数其他国家遵循的外交事务方法。

有人用“政治战争”来描述此类活动。军事和战略分析师倾向于使用“灰色地带”一词。一些文人试图用“软实力”来描述中共的活动，但“软实力”这个概念发明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傲慢不符合其定义。国家民主基金会创造“锐实力”这个术语，而俄罗斯学者更倾向用“巧实力”。在中国研究领域，长期以来一直强调研究使用中共独有术语，来试图了解中国党国政策和真实意图。

对于海外评论家认为的（中共的）“海外干涉”和“海外影响”等现象，中共通通冠以“统一战线”这一术语。如果细分，又可分为“国际统战工作”、“外事工作”、“侨务工作”。

习近平上台后，统一战线在中共愈发自信的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遵循三管齐下的方法：1、国家间互动；2、军事力量；3、国际统战工作秘密行动。

很少有外国研究人员研究过中共统战活动或中共运作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989年后这类活动明显增多，习上台后更加活跃。这些活动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所注意，这也是他们否认此类活动存在的说法。

“统一战线”是列宁主义者概念。列宁在《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中写到：“只有付出最大的努力才能战胜更强大的敌人，要彻底、认真、专心和巧妙地利用各国和各国内每一个，甚至是最小的敌人中间的‘裂痕’以及资产阶级的每一个利益对抗；利用每一个甚至最小机会获得大规模盟友，即使这个盟友是暂时的、摇摆不定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和有条件的。”

习近平是统一战线策略的强力推行者。习提升统一战线在党内政治体系中资源配置和统治地位。这些组织统战对象包括“红色资本家”、香港和台湾“同胞”、华侨、外国政党和国外政界、商界和教育界知名人士。

（统一战线的）关键组织包括中共统战部，该部门直接管辖“笼络华侨”的重要组织。另一个组织是中共外联部，后者专注于“党与党”的对话。统战工作是所有中共党-政-军机构的任务，也是每个中共党员的核心任务。

习统治下的中国，中共寻求重申对商界的控制。坚持党的领导是核心。几乎所有中国上市的网际网络公司都有党委。中国大公司中近70％的CEO现在都是中共党员。在中国经营的外国公司中有70％拥有中共基层组织。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所有党员都必须参与其中。

习时代统战工作分为四类：

一、努力控制华侨，利用他们作为中国（中共）外交政策的代理人，压制异见人士。

二、竭力拉拢外国人支持和宣传中共外交政策，获取信息和技术知识。

三、推广全球多平台战略传播策略，旨在推进中共的计划，压制对中共及其政策的批判性观点。

四、推出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交通和通讯战略联盟提议，即“一带一路”倡议。

习时代统战工作模式

为了协助新西兰司法特别委员会了解中共统战工作模式和中共政府对外国干涉和影响的方法，下面我会列举一些辨别中共统战活动及其相关机构的重要方法。中共将其对外政策方法称为“全方位外交”，这意味着它将利用每一种可能的渠道。因此，确定从事统战工作的党-政-军-商的组织或个人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他们参与程度不尽相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积极地涉入其中。

1、竭力控制华侨

在华侨社区中，中共采用萝卜加大棒策略。对于合作者给予商业机会和荣誉；对于异见者，则采取骚扰、拒发护照或签证、拘禁中国境内亲人等一系列手段。习近平时代，侨民中受监视最严重的是国外维族社区、藏人和汉族活动人士。新西兰目前大概有20万华人居民和市民，大部分被认定为汉族人，也有一小部分来自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比如藏族和维吾尔族。

参与的机构：

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华侨办、外交部、国家安全部、解放军军事情报部门、中共政治协商会议、致公党、中国民主促进会、工商联以及坚持中共领导从事统战工作的所谓“民主党派”。

具体政策：

对华侨个人和群体实施控制，“将他们变成中国宣传基地”。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中共为争夺中国控制权，在国民党政府内成功安插大量卧底特工，毛泽东将统战工作称为赢得国共内战的“三大法宝”之一（另外两个是“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习近平也经常把统一战线称为中共的法宝之一。他表示希望利用6,000多万华侨来服务于中共的政治和经济计划。

中共国家安全部（MSS）和解放军军事情报部门过去曾使用学术活动作为其掩护，而商业往来也是一种常见方式。中国国家情报法（2017年）规定中国公民和公司有义务协助中国（中共）情报工作。在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要清楚认识到中国人民和海外侨民是中共控制的受害者，也要区分中共和中国人民，这一点非常重要。

建立直接向中共汇报的华侨组织。其中最著名当属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该组织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支机构，包括在新西兰。最近被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禁止入境的黄向墨，曾任澳大利亚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并仍担任大洋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联盟主席职位。

利用外交掩护进行统战工作。中共长期以来就有一人承担党政“双重职责”的传统。中国外交官的任务是在中国境外开展统战活动：与外国政客和其他知名人士、华人社区协会和学生协会合作，赞助中国语言、媒体和文化活动。中国领事馆和大使馆向华侨、华人社团和中文媒体传达中共的指示，并负责接待中共高级别访问代表团、安排他们与当地华人社团会面。

利用中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当地华人统战组织，划定（其认定的）中国文化范围，从而控制侨民社区。将法轮功、藏传佛教、台湾人、粤语群体或其他地区语言或文化皆排除在外。

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控制和监督海外华裔学生和学者——无论他们是否持有中国护照。该组织在一些国家被公开认定为统战机构，其极力推广“西方海外学者联合会”。

将中共支持的政治和商业华侨领袖以候选人和捐赠者（华人参政）方式安插到外国政治体系中；给已经在外国政府内的华侨政客施压，让其宣传中共政策，并让其(向中共)提供政府政策信息。当然在海外的华侨寻求民主政治的政治代表，这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值得鼓励的。但这种自发主动的参与和中共将代理人安插到外国政治体系的行为必须区分开来。

对华文媒体实施中共审查控制（海外华文媒体融合）。这项政策至少20年来一直是不成文的规定，直到2017年才正式确定下来。不管谁拥有海外的中文媒体或报导中国事务的媒体，它必须符合中共审查指南，否则中共会通过恫吓手段迫使媒体倒闭，例如取消广告或无理取闹般法庭诉讼。对于美国之音中文台或英国广播公司中文台等公众媒体平台，中国采取针对关键人员进行拉拢或者施压等手段迫使其合作。目前这种（对媒体的施压和渗透）情况只有少数例外，就是法轮功的媒体和仍保持独立性的《看中国》。

在国外推广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应用微信，以及支付平台——微信支付和支付宝。微信现在占中国所有在线流量的34％。截至2018年，新西兰拥有18万名微信用户——相当于几乎每个新西兰华人居民拥有一个账户。在中国以外广泛使用微信的后果是创建了一个后门，（中共）通过自我审查，内容监控以及威胁关闭不遵守审查制度的海外微信账户等手段达到控制海外讨论中国相关话题的目的。

2、笼络外国精英

中共有一个针对外国经济和政治精英的综合战略，促使他们在本国政治体制内推动中国的外交政策议程，鼓励他们透露有关外国政府意图，战略和主要参与者对中国的态度等信息，以及提供尖端技术。毛泽东将这种与外国打交道的方法称为“洋为中用”，这一术语也出现在习时代的政策讨论中。“以民促政”是中共外交工作中常用的另一个术语。

参与的机构：

教育部、中联部、国家安全部、外交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SOEs）、中国大型企业和一些外国中资企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国家汉办和孔子学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R），以及其他许多中共前线组织。

具体政策：

通过中联部增进与外国政党联系。利用前外国高级政客搭建与现任政府的桥梁，为他们提供商业机会和与中共领导人见面的条件，以换取他们对中国政策的支持、或者至少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保持沉默。任命具有政治权力的外国人担任中国公司（如中国银行或东道国国有企业）的董事职务。

“利用地方包围中央”：利用姊妹城市关系、地方政府投资计划以及与原住民的联系，影响中央政府，推动中共计划。地方政府和原住民对水和土地使用等关键资源使用以及建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具有决策权。

利用外国政客，学者和企业家在媒体和学术界宣传中国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不提出批评观点。这被称为“利用外力为我宣传”。通过中方费用全包的会议、付费演讲、付费和无偿“咨询”角色和咨询服务等一系列手段，与易受影响的个人建立财富关系。在中国公司挂职的知名“顾问”每年薪酬高达15万美金之多。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让知名人士妥协：骇掉其在中国期间使用的设备、贿赂、美人计，或使用恐吓手段，如拒绝中国签证。

利用与外国公司，大学和研究中心的合并，收购和合作伙伴关系来获取当地身份，从而提升政治影响力，获取军事技术，商业机密和其他战略信息。通过优惠贸易条件或定向大众旅游，在易受影响的经济体中造成经济依赖。利用进入中国市场作为恐吓外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手段。运用中国公司来宣传这一讯息。

3、塑造中国在全球形象

习政府的全球化，多平台，国际战略传播策略旨在“让党的主张成为时代最强音”。他们利用一切大众传媒，包括从电影和广告到新媒体以及学术和非学术刊物，

参与的机构：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社，CGTN，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外交部，教育部，文化部等国家有关机关。

具体政策：

中国媒体公司对外国媒体和文化企业进行战略并购，来操控全球对中国（中共）的看法。这项政策被称为“买船出海”。这项政策在好莱坞制作、演员和电影发行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主要电影连锁店Hoyts由大连万达拥有，其在美国也拥有636家电影院。

为外国媒体和文化公司提供商机，使他们能够进入中国市场，但要求他们遵循（党的）指导方针。这项政策对他们在其它市场的产品也产生影响。如果一家制作公司以中国不乐见的方式制作电视节目，广告或电影，即使它只在中国境外播放，也会影响到其产品在中国市场的准入性。

在学术出版业中，学术出版商不得不剔除期刊和书籍中批评中国（中共）的内容，以便在中国出版发行。对于在中国印刷书籍的出版商而言——目前大多数图书现在都是基于节约成本的原因在中国印刷，他们无法印刷任何违反中国审查准则的书籍。这方面的例子是在世界地图中，台湾不能被印刷成和大陆不一样的颜色，以免被视为一个独立国家，即使这些书籍不在中国市场发行，此类印刷也被禁止。

将中国政治语言（党文化用语）插入国际公共话语中。例如，如果有谁提出对中国行为的担忧就会被归类为：“反华”、“妖魔化中国”、“中国威胁论”、“冷战思想”、“麦卡锡主义”、“排外主义”或“（种族）偏见”。

与外国报纸，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他们提供中共授意的免费中国新闻，确保国际媒体在“讲述中国的好故事”。这包括在报刊中做人民日报和中国日报插页、美联社与新华社“内容共享”，以及华为公司对外国媒体和文化公司提供补贴。这项政策被称为“借船出海”。

利用外国智库在中国问题方面制定对中国有利的外交政策和舆论。中国政府和附属的统一战线人员已投入大量资金建立亲中（中共）智库和研究中心，以推动中共的议程，并收集有关其他国家意图信息。此外，还向国际领先的智库提供捐款的方式，以促进支持中共的路线，平息批评声音，笼络政治精英。通过孔子学院和其他中国相关的资助机构提供大笔带有附加条件的学术研究资金，来（使其自觉）划定其对中国问题分析研究的界线。

通过孔子学院、语言文化中心和“中国新年”等节日在国际上推广中共所定义的中国文化和语言概念（中文术语实际上是“春节”，在亚洲其他地方称为农历新年）。这有助于边缘化维吾尔人，藏人，民主活动家，法轮功信仰者，台湾文化和组织等群体。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这些群体都有可能分裂中国或威胁中共对权力的垄断。

4、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秩序

2014年，习近平政府启动了一项旨在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经济集团的倡议，该集团将重塑全球秩序。“一带一路”基于并拓展了1999年在．江时代推出的“走出去”政策，该政策在胡时代进一步发展。该政策鼓励中国国有企业与华人红色资本家在海内外进行公私合作，以获取全球自然资源资产和国际基础设施项目。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信息化战略紧密相关，其要求全球合作伙伴建立北斗卫星GPS地面站，这将使中国能够建立全面的全球C4ISR能力。这是“数字丝绸之路”的一个方面。

参与的机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机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外交部等国家有关机构、中国国有企业、红色资本家、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具体政策：

利用一带一路使中国用安全方式获取战略性自然资源和战略地点，以建立前沿军事设施。

建立连接中国的贸易区，港口和数字通信基础设施，创建以中国为中心的政治，数字和经济秩序。

让外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和邻国推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另一种版本的“借船”）。与当地政府和原住民头领在一带一路项目上密切合作。地方政府和原住民社区，如美国原住民和加拿大萨米人、因纽特人和其他北极原住民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控制着大量的自然资源，可以影响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规划决策。

向签署一带一路的政府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特权。这是一把双刃剑，因为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增加意味着对中国依赖性增加。中国也可以借此手段来对那些想在中国和其他超级大国关系中保持独立外交政策的国家施压。

 

第二部分 对于如何抵抗（中共的干涉）的建议

 

新西兰国会司法委员会寻求就以下这些外国干涉活动而采取行动的具体建议：

1）外国势力运用黑客技术骇入参选人或者政党的私人邮件帐户；

2）被外国势力操控的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宣传；

3）外国势力或者企业的政治捐款。

 

1、外国势力运用骇客骇入参选人或者政党的私人邮件帐户

建议如下：增强新西兰的网络防御能力，提升公众的网络安全防范意识。如果新西兰地方和国会政府工作人员、iwi毛利部落、政党、教育部门、科研人员以及公司领导要访问中国，新西兰安全情报局应该给他们提供安全防御简报和提供保护性措施。最好的措施包括：使用一次性手机、将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放入家中，使用独立设备，为中国之旅设置专用电邮，避免使用公众无线网络、使用TOR或者其它安全浏览器、购买信誉度好的VPN、利用加密邮件和消息服务、任何在中国用过的设备都应该重置或者丢弃。

2、被外国势力操控的社交媒体上的政治宣传

具体建议如下：在多平台媒体这一方面，我们多年来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或者社交媒体之间界线一直模糊不清，这一点需要我们审视。

微信是在新西兰使用最多的中国社交媒体。不论工党、国家党还是其他媒体组织都有微信帐号。这意味着他们要在微信帐号发布消息，必须遵循中共审查规定，这违反了新西兰行业标准。新西兰媒体印刷行业和广播行业标准中并未提及海外组织对新西兰媒体政治干涉。但新西兰广播电视标准局（BSA）标准8—平衡报导,标准9—准确报导和标准11—公平报导可以用来解决这个问题。

新西兰政党需要对微信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尽职调查，并找到一种合适的方式来接触华裔选民，无需放弃言论自由而遵守中共审查制度的限制。

新西兰选举委员会应该与腾讯（微信母公司）合作，讨论如何防止虚假信息，确保对新西兰地方和中央选举报以及其他国内政治事务报导的平衡，准确和公平。

3、来自外国政府或者企业的政治献金

中共试图干涉别国政治无孔不入，它总会找到裂缝和薄弱点。新西兰需要一个全面的、不分党派的方法来回应中共“全党皆兵”的统战工作。

政治献金问题只是解决外国干涉选举中一部分。如上所述，中共统战工作在各级外国政府中都有运作。

新西兰一直以透明国际年度腐败感知指数的高排名而自豪。2018年，新西兰在司法和公共部门清廉度方面排名第二。尽管如此，新西兰政治体制中仍有弱点正在被利用。勇敢承认它是一种勇气，并不是软弱，这有助于向我们国际伙伴、新西兰的公民和居民彰显我们维护新西兰主权、国家安全以及价值观和民主制度的决心。

新西兰应该采取全面的反腐败法律和管理游说活动。应该建立一个反腐败委员会并且为其提供适当资源支持。

新西兰应该通过利益冲突立法。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地方政客以及他们配偶应被要求披露年度财务状况，也应该公开每年被外国组织赞助的有偿海外旅行。新西兰需要通过立法，要求前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地方政客及其配偶在5年之内不得从事游说活动。新西兰应该通过强有力的反洗钱法律。

要求政党对所有捐款进行尽职调查。选举委员会应该对此提供支持。登记的捐赠者必须被确认是该捐款的来源人，信讬和慈善机构也应该保持捐款的透明度。目前政党候选人可以将不超过15,000纽币的捐款交给其政党而不必申报的漏洞必须堵上。捐款必须给政党而非个人。应禁止非永久居民或非新西兰公民的捐赠。所有的捐款应保持透明，政治捐款应有最大限额。

新西兰也应该采取国际好的做法，仅限公民有权投票。

新西兰应该通过外国代理人立法。2018年工党对其党章进行改革：禁止党员同时加入两个政党或政党所禁止的组织，这种方法应纳入立法并适用于所有政党。

也应该立法规定国会议员不能是外国政党成员或者同时加入两个地方政党。新西兰国会议员、地方政府代表不允许加入、宣传和代表中共统战组织。选举委员会应要求政党提供他们对候选人政治风险进行审查的证据。

新西兰政府和政党应该通力合作，恢复新西兰华人社区和华人媒体的多样性。确保华裔可以真正民主参与社区，从而制止统战组织引导华人不投票给参选人的作法，也可以遏制中共通过其统战组织及相关人士通过针对性捐款进行政治干预的企图，并保护社区免受中共政府及其在新西兰的代理人的恐吓企图。

新西兰警方、新西兰情报局、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移民局需要提升员工中文水平和对中共政治体制的了解，招募更多的华裔新西兰人，但他们不应该在孔子学院接受培训。中共领导人称孔院为“中共的宣传工具”，是用来塑造中国的公共话语权。新西兰政府应该停止向孔子学院提供50％的补贴，鼓励他们走入社区自筹资金，而不是在我们的大学里，新西兰政府应该将给孔子学院资金投入到政府自己的汉语项目。

新西兰民众应该了解中新关系机遇和挑战并存。社会在国家安全方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全民知情的社会是最好的防御措施。纳税人资助的纽中委员会和亚洲基金会应该持有中立、以新西兰视角为核心而非亲中的立场。委员会成员应该充分代表多样化的新西兰华裔社区和与中国打交道的组织。具有国家安全职责的部长，比如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情报部长应该同其他国家一样，让民众充分了解来自中共安全担忧。

 

结语

新西兰处在回应复杂全新安全环境的关键时刻。直面外国势力干涉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更不必提以贸易和旅游为重点的小国家——新西兰。战略秩序正在不断变化，新西兰需要调整外交政策。我们一直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孰轻孰重这个问题讨论上摇摆不定。对于中国，我们需要继续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交往，但我们也要努力保护我们政治体制的正直性。与此同时，新西兰政党应该通力合作，共同解决中共对我们政治体制干涉问题。具体建议如下：

1、建立无党派的抵御外国干涉的战略；

2、与志同道合国家或者姐妹政党交换信息并且寻求支持；

3、关注与中国的共同点，同时面对更广泛关系中的差异和挑战。

在未来几十年里与中国建立正确的关系将成为新西兰最大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挑战之一。

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给新西兰带来机遇和挑战。面向未来，我们国家拥有一套成熟的价值观、传统和经历。与我们的搭档和朋友一样，新西兰会深思熟虑、小心回应挑战。无所作为绝不是我们的选项。

 "Ki te kotahi te kākaho ka whati,ki te kāpuia,e kore ewhati." “一个人可以被击败。团结在一起，我们将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