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护照时 情形一度让人紧张得感觉空气快凝固了！”(组图)

王会娟一家人，在经历九死一生后，终于来到美国这片自由的国土。图为一家人在纽约公寓合影。（图片来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看中国2019年5月22日讯】这次抓捕之前，她已经历过八次关押审问，但这次的情况更加严重。在天津宁河县一所市重点小学任教的王会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对象，抓到她的警察会有奖金犒赏。

一名警察兴奋地用步话机向“国安”喊话，“又发现一个炼法轮功的！”王会娟回忆说。转眼之间，一群警察已经上前，把乘客都赶出候车室之后，将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车站警察搜查王会娟的行李，发现里面有传单和DVD，这些资料告诉人们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体谎言背后的真相。警方要她说出资料是谁给的、在哪里做的。

在看守所，她奋力反抗，警察绑不住她，就抓住她的头往暖气片上撞，还抄起办公桌上的铁尺抽打她的头和脸。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当时就想着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会出卖同修。”在纽约的寓所里，戴着助听器的王会娟平静地说，“我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

接下来七年，王会娟是在狱中度过的。与丈夫和年幼的女儿分离的她，承受了各种迫害，包括强制洗脑、酷刑、毒打、通宵罚站、被限制上厕所、限制洗澡……

为抗议迫害，她两次绝食，期间被野蛮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体都受到极大伤害；监狱还用女儿的人身安全威胁她。

“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转化’你，就是要你签字声明不再修炼法轮大法”，王会娟说，“如果你不转化，他们就不会让你见家人，你会被单位开除，同事也有麻烦，警察会被罚，他们有指标。”

而如果签字转化，心理的折磨不会就此结束——你会成为转化其他修炼者的工具。

迫害出台

十年之中，王会娟和丈夫李振军多次遭强制洗脑、劳教和判刑，仅仅因为他们拒绝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

法轮功于1992年传出，以真、善、忍为指导修炼的原则。在夫妇两人开始修炼的1998年，中共国家体总曾进行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总有效率达97.9%；到1999年，官方估计全国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7,000万。当时中国大陆的公园里，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大批民众集体炼功。

然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无神论，法轮功的普及引起了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妒忌与恐惧。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席卷全中国的迫害，密令以“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的手段，在“三个月内铲除法轮功”。

江泽民还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610办公室”，这个“法外”机构、盖世太保组织听令于江氏集团，专门指挥和实施迫害法轮功。在工厂、学校和国家机关，内部都有“国安”人员，其职责就是确保所有人和党保持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有政治企图，该组织在2000年3月的声明中写道，“绝大部分受迫害者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只是和平地行使信仰、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基本权利。”

被剥夺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进洗脑班、劳教所时，扶摇才6岁。

“我很困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如今26岁的扶摇说，“但我知道父母是对的，他们在坚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经受着方方面面的考验。在学校，她处在老师的严管下，同学躲着她，甚至向她的课本上啐口水，几个同学将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边的岁月里，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年过七旬的老人担心着儿子儿媳的安全，为了孙女能缴上学费，还两次带小扶摇去公安局讨要警察抄家时抄走的1万元现金，却遭到蛮横拉扯，最后被告知这钱是“法轮功活动费”，不能退。

王会娟入狱第二年，家人也曾去学校讨要她被拖欠的工资，却被告知“案子破了”（指她被抓），工资给办案警察发奖金了。

从扶摇平和的神情语气中，你感觉不出丝毫的怨恨，她说，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没有犯罪，“我非常尊重他们所做、所承受的一切”。

王会娟则说，想到和女儿分离的岁月，她仍会心痛，“我被带走后，最担心的就是女儿，她太小了，怎么面对这一切？”

她回忆，一次扶摇来监狱看她，她问女儿：“你是愿意我转化、回家，还是坚持信仰、不昧良心说话？我说真话，他们就关我。”

王会娟说，“我哭了，她用手给我擦去眼泪，自己一边流泪一边说，‘妈妈，坚定正念。’”

被迫选择

第一次去北京抗议迫害时，扶摇的父亲李振军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门广场，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呼吁“还法轮功清白”，那里也是六四屠杀的发生地。

“早上我抱着女儿，我哭了，心想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李振军说。那时的他是天津市宁河区广播电视局的新闻节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议的危险，1999年7月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投入劳教所和洗脑班，随之而来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时有耳闻。

而通过炼功，他亲身体验了法轮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医院告诉他根治不了。从那时起，他开始炼功学法，不到一个月，身体就变得非常强壮。

“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是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这促使他下决心去天安门广场。“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应该获得在中国自由修炼的权利。”李振军说，“我不出来说话，谁（为法轮功）说话？可去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想到了我可能会被杀。”

他几乎一走上广场就被抓了。几天后，李振军被判劳教三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着一张纸念出对他的判决。没有罪名，没有指控，也无法上诉，只因为他修炼法轮功，等待着他的将是多年的非法监禁。

“我是个好公民，这没有任何意义。”李振军说。

李振军在纽约曼哈顿讲述他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故事。(图片来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警察让其他劳教人员将他的头发剃光，强迫他换上深蓝色的劳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间小屋里的上铺，屋里挤着六张双层架子床，没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来被子，就只有这条被子可盖。

“因为长时间见不到阳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疮或皮癣”，李振军说，“到夜里，身底下会出现很多的臭虫，叮咬人后，人会痒得难受，身上会出现红疙瘩，几天也消不下去。有时睡梦中感到身下痒痒，马上坐起身来，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虫。”

每天早上5点，劳教人员就被喊起床，准备劳动；要把被子搬到另一个屋藏起来，然后用警察发的雪白床单铺在床上，把军绿被子叠成“豆腐块”一样的形状，小心翼翼放在床铺一头，从外观上看整齐光鲜，绝不像是劳教所。铺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应付上面派人检查而装饰门面的。

伙食更是无法下咽

“饭盆内的菜汤上面漂着飞虫的尸体，这是菜没洗过就倒进锅里煮的痕迹”，他说，“稀饭是兑了自来水的，几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军看到茄子或胡萝卜烧的菜还会犯怵。

劳教所每天只给五个拳头大小的馒头，经常能从馒头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面的，中午给的稍微白一点。”他回忆说。

两年多时间里，忍受着饥饿和折磨，李振军每周劳动七天、每天14个小时左右，在一个肮脏凌乱的屋子里为2002年世界杯缝制纪念足球，没有分文报酬。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酷刑之一：“喷气式”酷刑示意图（图片来源：明慧网）

第一次被非法拘捕时，李振军在受审讯时遭受了“喷气式”酷刑，以这种姿势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后，一名警察将李踢到地板上，继续暴打他。（明慧网）

他每天必须缝完四个球，这个工作量，没有商量的余地。一个球32片皮子——20片六边形的，12片五边形的，需要缝大约1,800针，每缝一针，两个胳膊都要向两侧伸展一次。日复一日接触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经常感染、流血化脓，特别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时候。

“从早上6点至少要干到晚上10点，中间只有2次去厕所的时间，每次不超过5分钟”，李振军回忆说，“我算是干得快的，完不成的人会遭到殴打。”

在那里，想讨好警察的犯人经常毒打法轮功学员。李振军说，这些犯人通常是劳教所里最坏的，比如殴打他的人，就是因为私设监狱、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劳教的。

每晚9点到11点，不管奴工劳动是否结束，李振军和其他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坐在小凳子上“学习”2个小时。“学习”就是身体必须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着前面，不能说话，不能动；如果彼此看一眼，马上就会招来一阵暴打。

扶摇一年中只能见爸爸两次，隔着玻璃、通过话筒对话，她会鼓励爸爸坚持下去。

“扶摇经常给我写信，说‘你必须守住原则’。”李振军说。

劳教结束后不久，他再次被抓捕，这次被判刑​​四年。

举国之灾

法轮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发言人莱维・布劳德（Levi Browde）表示，受这场迫害直接影响的中国家庭，数量难以统计。

布劳德在电子邮件中说，迫害开始的1999年，有7,000万到1亿中国人在修炼，这意味着每13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人成为“国家的敌人”。

“占整个人口十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你诋毁他们、让家人反对他们，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是灾难性的。”他写道。

布劳德还表示，中共政权迫使家人反目是其惯用伎俩，它通过恐惧确保对民众的控制，这种伎俩在文革等政治运动中一再被演练和强化。

“某种程度上，迫害法轮功只是共产党钳制民众思想心灵的最新‘抽风’之举。”布劳德说。

在可以选择保全家庭时，为人父母的法轮功学员为何选择继续修炼？他解释说，“法轮功代表着他们在心灵层面真正的自己，所以你（中共）是在要求他们扼杀自己的精神。而且，即便他们‘声明放弃’，他们也不会清静。他们经常被迫和中共同流合污，去‘转化’其他人……所以这还不仅仅是放弃真正的自己。”

牢狱之后

（左起）李振军、李扶摇、王会娟2011年12月17日在泰山合影。（李振军提供）

王会娟获释后，一家人终于在2009年团圆；李振军在2006年11月出狱，那时扶摇已经14岁了。

王会娟无法再回学校任教，而李振军在第一次被捕时就离开了电视主持人的位置。

夫妻俩开了一家婚庆服务公司，在主持婚礼的过程中，也和接触到的人分享亲身经历，帮助他们了解这场善与恶的较量。

王会娟说，他们夫妻没再次被送回监狱，因为“有人知道我丈夫和我都是好人”，从而暗中相护。而他们决定离开中国，部分是因为担心牵连别人，同时也顾及家人的安全。

“我心里总有种担心，害怕我们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我们总担心警察来敲门，担心家人被抓，担心女儿被抓。”她说。

抵达自由国土

2014年，他们看到了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庇护的机缘。

申办护照时，他们遇到的情形，一度让人紧张得感觉空气快凝固了。到最后的环节，他们按要求打了电子指模。“两个办事员僵在那里，面面相觑”，李振军回忆，“然后其中一人打了个电话，电话那边的人指示他们给我们发护照。”

夫妇俩于2014年7月15日抵达美国，扶摇随后也从澳洲来和他们团聚。

“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当我们踏上美国的土地时，所有的恐惧都消失了；担心、焦虑无影无踪了，内心终于平静了。”王会娟说。

“但心灵的创伤很难抹平”，她接着说，“当我在这里呼吸着新鲜空气，享受着信仰的权利和自由的时候，想到还在大陆的同修，心里还是很沉重。”

2016年末，一家人得知，家乡天津的20名法轮功学员在12月7日这天遭到绑架。王会娟说，她立即打电话给当地看守所，要求警察释放他们。

“我认识其中一些同修，我想尽我所能营救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受我遭过的罪。”她说。

在纽约，只要有时间，她就去热门旅游景点，向中国大陆游客发放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资料。

今年47岁的李振军主持着大纪元一档广受欢迎的时事评论节目，同时担任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主播，新唐人通过卫星向全球华人放送真实可靠的新闻，这个位置对他非常合适。

法轮功学员李扶摇在纽约家中打坐，宁静祥和。（图片来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扶摇也追随父亲脚步，学习了播音、主持和电视制作。她也来到新唐人，现在是新闻女主播和一档传统文化节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新闻报导，那些图像都让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忆。”扶摇说，“但正因为这些可怕的事情在发生，我们有责任揭露它们。”

一家人住在皇后区一间简朴的公寓里。这是幸福的一家人，彼此很亲密：王会娟帮女儿撩起掉落在眼前的发丝；李振军轻轻拉着妻子的手；他们凝望彼此的眼神，好像仍然不敢相信他们真的在一起。

2019年5月16日，王会娟、李扶摇和李振军（左一至左三）在庆祝法轮大法洪传27周年曼哈顿大游行中。（施萍／大纪元）

而痛苦的记忆从未走远，王会娟说：“有时，想起在监狱里的经历，我知道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活不下来的。那种痛苦，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痛苦。”

“你不是坏人，你还想做一个更好的人，但这个政权用最野蛮、最邪恶的方式——是好人无法想像的——对待这些法轮功学员，来摧残他们的心灵，试图摧毁你做人的底线，不是从身体上，而是从心理上让你发疯，让你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估计，每三天就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死亡，这还只是据明慧网统计、有姓名可查的可靠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