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護照時 情形一度讓人緊張得感覺空氣快凝固了！」(組圖)

王會娟一家人，在經歷九死一生後，終於來到美國這片自由的國土。圖為一家人在紐約公寓合影。（圖片來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看中國2019年5月22日訊】這次抓捕之前，她已經歷過八次關押審問，但這次的情況更加嚴重。在天津寧河縣一所市重點小學任教的王會娟，是中共政府抓捕的對象，抓到她的警察會有獎金犒賞。

一名警察興奮地用步話機向「國安」喊話，「又發現一個煉法輪功的！」王會娟回憶說。轉眼之間，一群警察已經上前，把乘客都趕出候車室之後，將她押送到了看守所。

火車站警察搜查王會娟的行李，發現裡面有傳單和DVD，這些資料告訴人們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也揭露喉舌媒體謊言背後的真相。警方要她說出資料是誰給的、在哪裡做的。

在看守所，她奮力反抗，警察綁不住她，就抓住她的頭往暖氣片上撞，還抄起辦公桌上的鐵尺抽打她的頭和臉。

「流了好多血，鼻子、嘴角都流血了，耳膜也被打穿了。我當時就想著一件事：我就是死，也不會出賣同修。」在紐約的寓所裡，戴著助聽器的王會娟平靜地說，「我也不會放棄我的信仰。」

接下來七年，王會娟是在獄中度過的。與丈夫和年幼的女兒分離的她，承受了各種迫害，包括強制洗腦、酷刑、毒打、通宵罰站、被限制上廁所、限制洗澡……

為抗議迫害，她兩次絕食，期間被野蠻灌食十多次，每一次身體都受到極大傷害；監獄還用女兒的人身安全威脅她。

「他們用盡一切方法來‘轉化’你，就是要你簽字聲明不再修煉法輪大法」，王會娟說，「如果你不轉化，他們就不會讓你見家人，你會被單位開除，同事也有麻煩，警察會被罰，他們有指標。」

而如果簽字轉化，心理的折磨不會就此結束——你會成為轉化其他修煉者的工具。

迫害出臺

十年之中，王會娟和丈夫李振軍多次遭強制洗腦、勞教和判刑，僅僅因為他們拒絕放棄對法輪功的信仰。

法輪功於1992年傳出，以真、善、忍為指導修煉的原則。在夫婦兩人開始修煉的1998年，中共國家體總曾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法輪功的祛病健身總有效率達97.9%；到1999年，官方估計全國修煉法輪功的人數有7,000萬。當時中國大陸的公園裡，每天清晨都可以看到大批民眾集體煉功。

然而共產黨的意識形態是無神論，法輪功的普及引起了時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的妒忌與恐懼。

1999年7月20日，江澤民發起了一場席捲全中國的迫害，密令以「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的手段，在「三個月內鏟除法輪功」。

江澤民還成立了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級「610辦公室」，這個「法外」機構、蓋世太保組織聽令於江氏集團，專門指揮和實施迫害法輪功。在工廠、學校和國家機關，內部都有「國安」人員，其職責就是確保所有人和黨保持一致。

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對法輪功的鎮壓有政治企圖，該組織在2000年3月的聲明中寫道，「絕大部分受迫害者是普通老百姓，他們只是和平地行使信仰、結社和言論自由的基本權利。」

被剝奪的童年

父母第一次被抓進洗腦班、勞教所時，扶搖才6歲。

「我很困惑，不明白發生了什麼」，如今26歲的扶搖說，「但我知道父母是對的，他們在堅守自己的信仰。」

小女孩的意志經受著方方面面的考驗。在學校，她處在老師的嚴管下，同學躲著她，甚至向她的課本上啐口水，幾個同學將她摁在地上打她；父母不在她身邊的歲月裡，常伴她的只有祖母。

年過七旬的老人擔心著兒子兒媳的安全，為了孫女能繳上學費，還兩次帶小扶搖去公安局討要警察抄家時抄走的1萬元現金，卻遭到蠻橫拉扯，最後被告知這錢是「法輪功活動費」，不能退。

王會娟入獄第二年，家人也曾去學校討要她被拖欠的工資，卻被告知「案子破了」（指她被抓），工資給辦案警察發獎金了。

從扶搖平和的神情語氣中，你感覺不出絲毫的怨恨，她說，她一直都知道父母沒有犯罪，「我非常尊重他們所做、所承受的一切」。

王會娟則說，想到和女兒分離的歲月，她仍會心痛，「我被帶走後，最擔心的就是女兒，她太小了，怎麼面對這一切？」

她回憶，一次扶搖來監獄看她，她問女兒：「你是願意我轉化、回家，還是堅持信仰、不昧良心說話？我說真話，他們就關我。」

王會娟說，「我哭了，她用手給我擦去眼淚，自己一邊流淚一邊說，‘媽媽，堅定正念。’」

被迫選擇

第一次去北京抗議迫害時，扶搖的父親李振軍心如刀割。那是在1999年10月，靠近中南海的天安門廣場，每天都有來自全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前來呼籲「還法輪功清白」，那裡也是六四屠殺的發生地。

「早上我抱著女兒，我哭了，心想這可能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李振軍說。那時的他是天津市寧河區廣播電視局的新聞節目主持人。

他知道和平抗議的危險，1999年7月以來，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抓捕、投入勞教所和洗腦班，隨之而來的酷刑和突然死亡，他時有耳聞。

而通過煉功，他親身體驗了法輪功的神奇。他曾患慢性乙型肝炎，1998年7月，醫院告訴他根治不了。從那時起，他開始煉功學法，不到一個月，身體就變得非常強壯。

「我不出來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可去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是想到了我可能會被殺。」

這促使他下決心去天安門廣場。「法輪大法給了我第二次生命，應該獲得在中國自由修煉的權利。」李振軍說，「我不出來說話，誰（為法輪功）說話？可去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我想到了我可能會被殺。」

他幾乎一走上廣場就被抓了。幾天後，李振軍被判勞教三年，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只有一名警察拿著一張紙念出對他的判決。沒有罪名，沒有指控，也無法上訴，只因為他修煉法輪功，等待著他的將是多年的非法監禁。

「我是個好公民，這沒有任何意義。」李振軍說。

李振軍在紐約曼哈頓講述他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故事。(圖片來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警察讓其他勞教人員將他的頭髮剃光，強迫他換上深藍色的勞教服。他被分配到一間小屋裡的上鋪，屋裡擠著六張雙層架子床，沒有被褥，人直接睡在光板上，如果家人送來被子，就只有這條被子可蓋。

「因為長時間見不到陽光，很多人都得了疥瘡或皮癬」，李振軍說，「到夜裡，身底下會出現很多的臭蟲，叮咬人後，人會痒得難受，身上會出現紅疙瘩，幾天也消不下去。有時睡夢中感到身下痒痒，馬上坐起身來，用手在床板上一抹，就死掉好多臭蟲。」

每天早上5點，勞教人員就被喊起床，準備勞動；要把被子搬到另一個屋藏起來，然後用警察發的雪白床單鋪在床上，把軍綠被子疊成「豆腐塊」一樣的形狀，小心翼翼放在床鋪一頭，從外觀上看整齊光鮮，絕不像是勞教所。鋪好的床不能坐或躺，那是應付上面派人檢查而裝飾門面的。

伙食更是無法下嚥

「飯盆內的菜湯上面漂著飛蟲的屍體，這是菜沒洗過就倒進鍋裡煮的痕跡」，他說，「稀飯是兌了自來水的，幾乎看不到米粒。」直到今天，李振軍看到茄子或胡蘿蔔燒的菜還會犯怵。

勞教所每天只給五個拳頭大小的饅頭，經常能從饅頭中看到老鼠屎。「早上的和晚上的都是黑麵的，中午給的稍微白一點。」他回憶說。

兩年多時間裏，忍受著飢餓和折磨，李振軍每週勞動七天、每天14個小時左右，在一個骯髒凌亂的屋子裡為2002年世界盃縫製紀念足球，沒有分文報酬。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的酷刑之一：「噴氣式」酷刑示意圖（圖片來源：明慧網）

第一次被非法拘捕時，李振軍在受審訊時遭受了「噴氣式」酷刑，以這種姿勢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後，一名警察將李踢到地板上，繼續暴打他。（明慧網）

他每天必須縫完四個球，這個工作量，沒有商量的餘地。一個球32片皮子——20片六邊形的，12片五邊形的，需要縫大約1,800針，每縫一針，兩個胳膊都要向兩側伸展一次。日復一日接觸人造革的毒素，他的手指經常感染、流血化膿，特別是手指不小心被刺破的時候。

「從早上6點至少要干到晚上10點，中間只有2次去廁所的時間，每次不超過5分鐘」，李振軍回憶說，「我算是幹得快的，完不成的人會遭到毆打。」

在那裡，想討好警察的犯人經常毒打法輪功學員。李振軍說，這些犯人通常是勞教所裡最壞的，比如毆打他的人，就是因為私設監獄、囚禁奴役他人多年而被勞教的。

每晚9點到11點，不管奴工勞動是否結束，李振軍和其他法輪功學員都被強制坐在小凳子上「學習」2個小時。「學習」就是身體必須保持坐直，眼睛直直地盯著前面，不能說話，不能動；如果彼此看一眼，馬上就會招來一陣暴打。

扶搖一年中只能見爸爸兩次，隔著玻璃、通過話筒對話，她會鼓勵爸爸堅持下去。

「扶搖經常給我寫信，說‘你必須守住原則’。」李振軍說。

勞教結束後不久，他再次被抓捕，這次被判刑​​四年。

舉國之災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Falun Dafa Information Center）發言人萊維．布勞德（Levi Browde）表示，受這場迫害直接影響的中國家庭，數量難以統計。

布勞德在電子郵件中說，迫害開始的1999年，有7,000萬到1億中國人在修煉，這意味著每13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人成為「國家的敵人」。

「佔整個人口十三分之一的人，如果你詆毀他們、讓家人反對他們，那會產生怎樣的影響？這是災難性的。」他寫道。

布勞德還表示，中共政權迫使家人反目是其慣用伎倆，它通過恐懼確保對民眾的控制，這種伎倆在文革等政治運動中一再被演練和強化。

「某種程度上，迫害法輪功只是共產黨鉗制民眾思想心靈的最新‘抽風’之舉。」布勞德說。

在可以選擇保全家庭時，為人父母的法輪功學員為何選擇繼續修煉？他解釋說，「法輪功代表著他們在心靈層面真正的自己，所以你（中共）是在要求他們扼殺自己的精神。而且，即便他們‘聲明放棄’，他們也不會清靜。他們經常被迫和中共同流合污，去‘轉化’其他人……所以這還不僅僅是放棄真正的自己。」

牢獄之後

（左起）李振軍、李扶搖、王會娟2011年12月17日在泰山合影。（李振軍提供）

王會娟獲釋後，一家人終於在2009年團圓；李振軍在2006年11月出獄，那時扶搖已經14歲了。

王會娟無法再回學校任教，而李振軍在第一次被捕時就離開了電視主持人的位置。

夫妻倆開了一家婚慶服務公司，在主持婚禮的過程中，也和接觸到的人分享親身經歷，幫助他們瞭解這場善與惡的較量。

王會娟說，他們夫妻沒再次被送回監獄，因為「有人知道我丈夫和我都是好人」，從而暗中相護。而他們決定離開中國，部分是因為擔心牽連別人，同時也顧及家人的安全。

「我心裏總有種擔心，害怕我們一家人又一次被拆散。我們總擔心警察來敲門，擔心家人被抓，擔心女兒被抓。」她說。

抵達自由國土

2014年，他們看到了逃離中國、到美國尋求庇護的機緣。

申辦護照時，他們遇到的情形，一度讓人緊張得感覺空氣快凝固了。到最後的環節，他們按要求打了電子指模。「兩個辦事員僵在那裡，面面相覷」，李振軍回憶，「然後其中一人打了個電話，電話那邊的人指示他們給我們發護照。」

夫婦倆於2014年7月15日抵達美國，扶搖隨後也從澳洲來和他們團聚。

「當我在這裡呼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信仰的權利和自由，想到還在大陸的同修，心裏還是很沈重。」

「當我們踏上美國的土地時，所有的恐懼都消失了；擔心、焦慮無影無蹤了，內心終於平靜了。」王會娟說。

「但心靈的創傷很難抹平」，她接著說，「當我在這裡呼吸著新鮮空氣，享受著信仰的權利和自由的時候，想到還在大陸的同修，心裏還是很沈重。」

2016年末，一家人得知，家鄉天津的20名法輪功學員在12月7日這天遭到綁架。王會娟說，她立即打電話給當地看守所，要求警察釋放他們。

「我認識其中一些同修，我想盡我所能營救他們，這樣他們就不會受我遭過的罪。」她說。

在紐約，只要有時間，她就去熱門旅遊景點，向中國大陸遊客發放有關中共迫害法輪功真相的資料。

今年47歲的李振軍主持著大紀元一檔廣受歡迎的時事評論節目，同時擔任新唐人電視臺的新聞主播，新唐人通過衛星向全球華人放送真實可靠的新聞，這個位置對他非常合適。

法輪功學員李扶搖在紐約家中打坐，寧靜祥和。（圖片來源：Samira Bouaou/Epoch Times)

扶搖也追隨父親腳步，學習了播音、主持和電視製作。她也來到新唐人，現在是新聞女主播和一檔傳統文化節目的主持人。

「每次面對法輪功學員在中國遭受迫害的新聞報導，那些圖像都讓我揪心，勾起我很多痛苦的回憶。」扶搖說，「但正因為這些可怕的事情在發生，我們有責任揭露它們。」

一家人住在皇后區一間簡樸的公寓裡。這是幸福的一家人，彼此很親密：王會娟幫女兒撩起掉落在眼前的髮絲；李振軍輕輕拉著妻子的手；他們凝望彼此的眼神，好像仍然不敢相信他們真的在一起。

2019年5月16日，王會娟、李扶搖和李振軍（左一至左三）在慶祝法輪大法洪傳27週年曼哈頓大遊行中。（施萍／大紀元）

而痛苦的記憶從未走遠，王會娟說：「有時，想起在監獄裡的經歷，我知道如果我不修煉法輪大法，我是活不下來的。那種痛苦，不僅僅是身體上的，是一種不一樣的痛苦。」

「你不是壞人，你還想做一個更好的人，但這個政權用最野蠻、最邪惡的方式——是好人無法想像的——對待這些法輪功學員，來摧殘他們的心靈，試圖摧毀你做人的底線，不是從身體上，而是從心理上讓你發瘋，讓你失去對生活的希望。」

據法輪大法信息中心估計，每三天就有一名法輪功學員在被非法關押期間死亡，這還只是據明慧網統計、有姓名可查的可靠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