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为何最终与邓小平分道扬镳?(图)


赵紫阳与邓小平和彭真在一起的合影。(网络图片)

在八九学运期间,当时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和中共实际上的第一把手邓小平,在度过了十年改革的蜜月期之后,彻底分道扬镳。邓小平血腥镇压了学运,赵紫阳反对镇压而被撤职、被审查、被软禁,直到去世。

造成邓赵二人分道扬镳的原因,既有公开的,也有不公开的。从笔者读的一些著作和文章来看,公开的原因固然重要,不公开的原因可能更重要。

邓赵的第一个公开冲突是“4・26”社论

邓赵的公开冲突一个是关于“4・26”社论,一个是关于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另一个是关于戒严和调军队镇压的问题。此外,还有几个不公开的原因,一个是评价胡耀邦的问题,再一个是邓小平的疑心。

“4・26”社论称学潮是“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动乱,其目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赵紫阳认为对学生运动的这种定性是错误的,认为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但邓小平坚持,这种定性是正确的。赵要修改、要软化“4・26”社论,邓小平坚持不变。赵和邓的不同意见,后来成了赵“分裂党”的证据。根据《改革历程》,从1989年6月到1992年10月,中共对赵进行了长达3年4个月的审查。在这期间,审查小组组长王任重约赵谈过5次话,写了3封信,涉及的审查重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追查赵是否在动乱期间直接或间接地插手,以及是否向外泄漏消息,二是审查赵为什么采取和邓不同的立场、方针?其动机是什么?及清算赵在台上几年来姑息、重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事。中共后来给赵紫阳定的罪名“支持动乱,分裂党”,列有30条罪状。其中,有13条是关于“4・26”社论的。

邓赵的第二个重大冲突是赵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5月16日,赵紫阳会见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赵告诉戈氏,中共党自从十三大以来,在处理重大问题上总是向邓小平汇报,由邓掌舵。次日,学生中便打出了“反对垂帘听政”、“打倒邓小平”的标语。邓小平及其家人对赵的讲话非常恼怒,认为赵有意在学生和政府僵持不下的时刻,把邓抛出来,推卸自己的责任。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为此大骂了赵紫阳达一个小时。

很多人不明白,赵紫阳为何在那样的时刻,把邓小平的幕后作用捅出来。有人批评说,赵错估形势,借此机会向国际媒体“摊牌”,欲取邓而代之。吴伟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国80年代政治改革的台前幕后》对此有详尽描述。书中说,赵的说法是例行公事,是回应苏联大使馆的疑问。但所有参与准备戈氏讲话的人,包括鲍彤和吴伟及讲话的赵紫阳,都对事态的发展感到震惊。李鹏在他的《六四日记》中说,虽然赵讲的是实情,但其用意耐人寻味,赵想把当前动乱的责任推给邓小平。

赵的原意,应是为了维护邓小平。因为当时除了苏联方面的疑问,北京工人对邓专权揽权的指责也很多,说他不是常委还要继续控制常委,等等。赵紫阳于5月28日为此专门给邓写了一封信,解释了自己这么说,完全为了维护邓。但该信“泥牛入海无消息”。“欠了邓小平”竟成了赵紫阳的精神负担,伴随他终身。

邓赵的第三个重大冲突是,关于戒严镇压的问题。赵不接受邓对学潮的方针,不愿意做镇压学生的总书记。但邓小平认为,中共已经没有退路了,只有戒严继而镇压。在赵被软禁期间,邓小平两次派人找赵紫阳,希望赵对六四表个态,拥护中央决定。赵说:“小平希望我接受中央对‘六四’的决定,我希望中央为‘六四’平反,这是双方坚持的底线。”赵紫阳因为坚持这条底线,被中共软禁致死。而赵的坚持,成就了他在中共党史和中国历史的一座丰碑。

赵紫阳一直认为,邓小平是非常信任他的,如果不是“4・26”社论,不是六四,他与邓小平不会分道扬镳。赵在《改革历程》谈到,89年1月底,邓向赵表示,他一直在考虑是不是辞去军委主席的职位,由赵来搞;4月22日,赵访朝前夕,邓还对赵表示,下任总书记还让赵继续作(第74页)。

更早的冲突起源于“倒邓保赵”

但在笔者看来,邓赵的冲突并非始于4・26社论。4月22日,在纪念胡耀邦的悼词问题上,邓对赵已经心存不满。邓小平不同意在悼词中称胡耀邦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理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谁都不够格,我也不够格”。赵紫阳只好采取折衷的办法,加上了“胡耀邦同志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光辉的”(吴伟,442~443页),希望借此缓和党内外压力,又不致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直接反对。但是,邓对这个做法非常不满。鲍彤亲眼看到,在胡耀邦追悼会那天,邓小平显出“非常恼火的样子”。

邓小平对赵紫阳的不满,可能还要早。根据是,王任重审查小组在审查赵紫阳的“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行时,最感兴趣的是,关于赵的“不可告人的动机和个人野心的问题”。审查小组说,1988年以来国内外刮起一股“倒邓保赵”风,以逼邓下台,把权力全部交给赵;还说,赵紫阳是国内外反动势力心目中复辟资本主义的理想人物,主张新权威主义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都把赵当作他们的新权威。审查小组认为,赵对1989年学潮之所以如此坚决地拒绝邓的主张,不是偶然的,属于这股风的呼应和配合(赵紫阳,72页)。

王任重审查小组对赵紫阳的这个“兴趣”当然不会是小组本身的兴趣,更不会是王任重本人的兴趣,而是当时中共元老的意思,甚至是邓小平的意思。在他们看来,赵反对“4・26”社论,向戈尔巴乔夫抛出邓的幕后作用及反对镇压,都是为了“倒邓”保自己。

“倒邓保赵”在88年年底,确曾在香港掀起一阵风潮。根据陈小雅对这个风潮的报导,1988年10月31日,香港《信报》发表了《大家长该退休了》,文称:目前,“只有邓小平完全退休,才能排除超级老人政治的阻碍”,“才会使赵紫阳有足够的权力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路线”;1988年11月,《解放》杂志发表《北京利用香港传媒倒邓保赵》;香港大学教授张五常称,中国经改的问题在于赵紫阳不拥有独裁权力等。

香港的这股“倒邓保赵”风潮,也在中共高层引发回响。李鹏在他《六四日记》中写道,5月4日,他去见姚依林,“依林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场动乱是不是赵紫阳发动的,目的是打邓倒李保赵。他还提出疑问,胡耀邦的悼念活动调子定得那样高,是否也是赵紫阳发动的。”5月26日,李鹏又写道,宋任穷指责学生“背后是有人在操纵”,暗指赵紫阳,余秋里则直指赵紫阳“是个阴谋家”。

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有更换总书记的念头

毫无疑问,姚依林、宋任穷和余秋里的疑问,也是邓小平的疑问。邓小平是个疑心很重的人。笔者在纪念胡耀邦逝世25周年时写过“邓小平到底为何逼胡耀邦下台”,文中列举了几个事实,证明邓小平对胡耀邦劝他退休,疑心胡要取而代之。邓怀疑过胡,也会怀疑赵;邓曾试探过胡,当然也会试探赵。赵紫阳对邓小平的疑心,可能多少有所警惕,这也许能够解释赵为何作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对军队事务一直采取消极态度。

事实上,邓小平早有搞下赵紫阳之心。李鹏在5月28日的日记说:“丁关根对小平同志的想法比较了解。丁关根对我说,去年(指1988年--编者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工会代表大会时,李先念同志找邓小平同志,谈了赵紫阳的一些问题。小平同志当时已看清楚,赵是搞自由化的人,迟早非下台不可,但由于影响太大,一时又找不到合适人选,所以下不了这个决心。”李鹏还说:“关根同志讲的这一重大人事决策过程,陈云和先念同志也对我讲过类似的情况。陈云和先念同志连续几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经过长期考察,他们先后向小平同志推荐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这就是说,更换总书记,邓小平早在六四之前就动了念头。

根据邓小平的堂而皇之的理由,赵紫阳下台,和胡耀邦下台一样,都是因为反自由化不力。不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两人都犯了共产党文化的大忌,都功高盖主,引起“主”的猜疑。所以,假如没有六四,邓小平也会把赵紫阳搞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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