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司马昭之心” 连这国也洞若观火!(图)
原标题:中国的灰色统战
Andre Ken Jakobsson 丹麦政治研究博士后安德里・肯・雅格布森在做演讲(丹麦中国协会提供)
【看中国2019年4月8日讯】(编者注:丹麦政治研究博士后安德里・肯・雅格布森在丹麦“中国文化协会”近日举办的研讨会上就中共全球“灰色区域战略”的专题演讲,以下为演讲的中文译文)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加这次辩论,并让我有机会谈谈丹麦和西方在与中国的关系中面临的一些关键问题。
激发我今天演讲的动力是出自于一个(大多数国家)广泛面临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和应对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所面对的的压力。我将着眼于中国“三战”学说中提出的方法,这些方法为理解其意图和运作提供了很好的视角。作为早在1950年就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批西方国家之一,丹麦与中国建立了非常正规和发达的关系。目前两国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外交关系框架在2008年形成,其重点是加强政治对话,气候和能源,科研,创新和教育。2017年,通过广泛的联合工作计划,这一合作伙伴关系被“升级到更高水平”。
中国驻丹麦大使邓莹去年谈到了这种特殊的关系,并强调了继续保持良好的丹中关系的条件 --- 即“尊重和关心彼此的核心利益和关注的议题,继续秉承求同存异的精神,追求务实合作......”然而,这一关系不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理念,而是建立在利益和权力之上。这也不是对等关系,而是主要强国在面对一个小国。只要丹麦保持“务实”,中国就愿意做生意。实际上,这意味着(丹麦)在西藏,达赖喇嘛,人权侵犯以及最近期的拘禁维吾尔族人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必须被限制在能被(中国)容忍的范围内。
面对(中国)如此强大的力量,丹麦作为一个小国举步维艰。那么问题在于:在中国既能提供好处和利润,同时还会带来惩罚和代价的这种情况下,丹麦应该如何看待与中国的这种高度不对等关系?有了两只大熊猫可以改变这种态势吗?由于对保持良好关系的期望会更高,丹麦是否已经准备好失去中国的青睐?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运作的。
首先,我想以一个遥远但与现实依然适用并高度相关的时间和空间点,来对比现实中新的东西方关系--- 即修昔底德2500年前写的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 --- 两个古希腊大国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斯巴达是当时的霸主,但它看到雅典的崛起和其军事力量的壮大,以及雅典随之增强的自信心和野心。这引发了对斯巴达的恐惧,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斯巴达人试图遏制雅典崛起的一次尝试。
这听起来熟悉吗?老牌强权面对新的挑战者?是的,当然熟悉,因为它在历史上已经反复发生了很多次,这就是“修昔底德的陷阱项目”----- 研究历史上权力转换导致战争这一在大学设立的项目的由来。其研究结果令人十分压抑。这个项目背后知名的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告诉我们,在16个历史案例中,其中12个这样的老牌强权受到新进权力权力的挑战,导致了战争。坦率地说,这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避免在一些人看来不可避免的美中争霸。习说:“我们都必须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势必寻求霸权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国不具有那样的基因。
正如习主席强调的那样,或许中国目前不寻求霸权是真的。怎么可能做得到? ----- 美国是现在唯一拥有全球力量投射和军事实力的国家。然而,中国的力量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技术。这种力量将会也一定会被用来为中共的利益服务,保持其政权的稳定和其不断扩大的野心上。其中最受瞩目的当属“旨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制造2025”等大型项目。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部分,有助于实现习近平在2049年 --- 中共篡权一百周年之际获得超级强权地位的愿景。
与美国和西方直接对抗,自然不会对中国或任何想这样做的国家有利。而在当前,中国如果这样做,也必将失败。对中国来说,西方的联盟体系和发达的经贸关系至少在目前是不可战胜的,所以这么做是不明智的。相反,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行另一种战略,我把它叫做的灰色区域战略。
现在我们将真正进入今天我所要谈的主题。我所指的灰色地带介于我们西方非常熟悉的两个状态(即战争与和平)之间。国家关系之间既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而一个灰色地带,冲突关系低于常规战争的门槛。在这里,一个国家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和资源来实现特定的的政治目标。这意味着所有外交,经济,文化,信息,技术等手段都不是孤立和无的放矢的,它们被整合在一起为中国的内部和外部目标服务。
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1947年就指出了西方的这个盲点,因为不理解这种另类的敌对关系,而造成一个战略上的缺陷。战争与和平很容易判断,我们知道如何相应行事。但灰色区域并没有提供一个很容易把朋友与敌人区分开来的政治框架。因此,我们很难理解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的社会模式与我们南辕北辙,但却为全球经济的贸易和发展提供了许多机会。
我们该怎么办?
关键是要了解中国灰色区域战略是什么及其运行模式。中国的“灰色区域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200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采用三种战争理论: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
让我们来对这“三战”理论逐条进行剖析:
舆论(媒体)战:包括在各种媒体上进行宣传,破坏对手的意志力,利用对手的弱点,通过积极引导公众态度,打击对手,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实现并保留主动权,参与公开辩论从而使他们士气低落。
这包括通过与非洲的重要记者合作,购买媒体渠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中国国营媒体,大力影响他国的人民,用习的话说是 -“作讲好中国的故事。
2013年泄漏的中国政府文件中,(中共)直接否定了西方的新闻工作方式,并说“西方的新闻观破坏了我们国家的原则,即媒体应该贯彻党的精神”。这种党的精神现在通过赞助的新闻和付费的广告来传播,例如共产党的《中国日报》出版的名为“中国观察”的出版物出现在“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每日电讯报”,“卫报”和“新报”和“纽约时报”中。其中纽约时报标明“这些内容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日报》支付和创作的。“纽约时报”的新闻和编辑人员没有参与这篇文章。”我想补充的是:但它确实起到了中国共产党直接向数百万西方读者讲述其理念的作用。
就是中国的舆论战,通过引导外国态度,在思想的战斗空间中起到先发制人的作用。在这方面,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武装力量已经在中国找到了它的对手,只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手段主要在国内使用。2017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揭示了中国政府如何在2013年造出多达4.48亿个所谓的五毛社交媒体帖子。随着紧张局势的加剧,这种操控可以并且将越来越多地转向西方社交媒体平台。特别中国对格陵兰岛自然资源及其北极贸易路线中心位置的兴趣日益增加也将刺激中国在未来对丹麦媒体的投资。
为了应对这一情况,围绕丹麦媒体中来自于俄罗斯的虚假信息和非法媒体非法舆论操控的的辩论也必须包括由中国带来的不同类型的挑战,例如(中国)能够投资或购买媒体。这是一个新的常态,涉及的不再仅仅是俄罗斯。
心理战:这是利用甚至制造对手的内部派系来破坏决策,并通过心理操纵情绪来寻求和转变对方的想法。
操纵心理及情绪的方法有很多伪装方式。例如,在丹麦,在低端,我们看到哥本哈根的主要购物街充满了美丽的中国灯笼和装饰,以庆祝中国新年。这些都是中国国家通过中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赞助的。它们得到了哥本哈根市政府的批准。虽然Strøget的大型商店将此视为增加利润的机会,但他们也声称要远离国际政治。但这里需要关注的是:他们已经被利用到影响和改变对中国的情绪这个游戏当中。
或者以孔子学院的案例及其与丹麦教育的合作为例。丹麦南部大学对与中国教师和课程在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合作说不,因为根据校长BjarneGraabechSørensen的说法,孔子学院不允许在丹麦大学中具有标志意义的学术自由。然而,仍然有一些丹麦教育机构继续这种做法,而没有意识到它背后更大的意图。
我们还可以关注现阶段的主要动物事件:我们如何来看待中国将两只可爱的大熊猫借给哥本哈根动物园?是关于提高保护濒危动物和保护自然的意识吗?不,这是关于“高端”的政治。“著名”的中国熊猫外交就是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所谓的软实力的最好印证:创造一种社会和治理模式的吸引力,而不是用强硬的手段去逼迫这种忠诚。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行动自由的极端限制,除了在近期吸引了一些人,一直不是大众的理想选择。然而,经济增长,有针对性的舆论运动以及“熊猫外交”,是中国用来展示针对西方自由社会法治理念,公民权利和自由贸易的另外一种替代模式。中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操纵情感,而这已经带来了红利。中国以技术和人工智能驱动的专制模式现在成为向其他专制统治者的典范。人们只需看看委内瑞拉推出的用于跟踪公民行为的祖国卡,正是由中国的电信巨头中兴通讯提供支持的。或者现在俄罗斯政治体系进行投票表决的主权互联网,也是由中国提出的想法。而大力宣传中国替代西方体系方案的,正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大熊猫的黑白面孔。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针对中共的作法必须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必须在社会层面加强决策者(对中共做法)的普遍认知。丹麦是美中之间重大战略竞争的一部分,必须意识到这一点。这需要首先了解中国灰色区域战略的措施和目标,其次,建立对操纵丹麦人情绪行为的反弹和批判性认知。
法律战:这类行为旨在通过利用法律使对手非法化,利用国家,国际和战争法来获得法律优势,包括通过取得法律支持以及选择法律管辖,来确保成功,法律战中最重要的是采用法律标准,但加以灵活运用,以保护国家利益并同时为对手设限。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利用西方的尤其是贸易和商业方面的非歧视原则,而西方公司则难以进入中国市场。例如,丹麦公司渴望参与巨大的“一带一路”项目,但却发现很难获准加入。当外国公司真正获准在中国开展业务时,却发现将不得不面临共产党直接干预内部商业决策,甚至有时不得不接受中共官员担任有管理实权的职位。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言论自由方面,在丹麦这样的自由西方社会中,中国的言论几乎是毫无限制的,而(丹麦公司)所有的言论和文本却在中国境内受到严格审查。在中国的大防火墙背后没有Google,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因为这些公司不愿遵守审查和数据存储法律。
与丹麦密切相关的两个最关键的例子是 1)格陵兰机场容量的扩展和;2)中国公司华为为TDC(丹麦著名电信公司)提供下一代5G无线网络提供基础设施的问题。
关于格陵兰岛,很明显,当涉及中国在格陵兰的投资和存在,可以在努克和哥本哈根之间开辟一条楔子。虽然丹麦政客试图轻描淡写并提倡尊重自主决定,但当涉及到外国和国家安全问题时却很难做到,而中国的卷入意味着这将是一个长久的问题。2018年,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警告丹麦国防部长,如果大部分资产为中共国有的中国交通建设公司赢得建设格陵兰机场扩建的招标,中国将有驻军进入。显然,对于丹麦的主要北约盟友美国而言,这是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局面。作为回应,丹麦国家签署了一项融资协议,因此可以避免令人担忧的中国债务陷阱外交,但我们仍在等待看中国交通建设公司是否会赢得投标。这就是西方非歧视的法律标准。
在这方面可谓教训惨痛,中国向非洲联盟赠送了一个大礼包,无偿由中国国有建筑公司为其建造新总部。而根据未经证实的新闻报道(因为没有人想要激怒中国),这使得中国政府可以在2012年至2017年5年之间通过晚上激活服务器向中国发送数据,截获非洲联盟的机密和敏感信息。因此,对于扩大格陵兰岛机场容量的投标,不仅仅是遵守有关获得和赢得投标的规定的问题。这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顾虑,来自丹麦盟友的顾虑 ---- 美国和北约对此有何看法?及对丹麦-格陵兰关系未来的担忧,更不用说对于丹麦与中国的关系的担忧。
钻西方法律空子的第二个案例是华为案。在此,一家中国公司伪装成类似于正常的西方企业进行竞争,但实际上它严重依赖于中国国家权力,而容易受到政党干预和要求的影响。2017年,中国国家情报法发生了变化,国家可以要求华为等公司秘密合作,这引发西方国家进一步对安全问题的担忧。长期以来,丹麦不得不处理这些华为安全问题,而我们的美国盟友敦促使我们拒绝该公司。丹麦政府难以做出选择,因为法律上没有可以依据的条款来禁止或以其他方式限制华为的参与。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做选择,就像被夹在岩石和坚壁的中间,这对于一个小国家来说绝不轻松。最终,TDC选择了爱立信而不是华为,丹麦政府无需公开干预,从而降低了受到中国惩罚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熊猫仍然可以到达哥本哈根动物园
新西兰则是另一个故事。当情报部门禁止移动公司Spark在其5G部署中使用华为时,当局实际上进行了干预。结果是两国关系冷却,甚至(中国)国家媒体呼吁中国游客在本应该是中国-新西兰旅游年期间抵制新西兰。阿尔登总理最近访问了中国,但从最初计划的一个商业代表团到三个城市的一个星期访问减少了到仅仅一天的往返,并面临中国李总理就华为事件而呼吁“公平的投资环境”的敲打。新西兰受到了转眼而至的教训后,已经开始再次转向华为。利用事实上西方更为公平的投资环境,华为还提出了一项反对美国禁止在州和联邦机构中使用华为设备的诉讼 ------ 再一次利用一项在中国完全不存在的法律体系和标准(去钻空子)。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认真对待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在涉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决策时,把丹麦真正可以信赖的朋友放在关键位置上,以确保无论在和平还是危机期间都能保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运行。这是一个全新的商业环境,贸易越来越多地为政治安全考量,而利润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需要建立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筛选机制并不断加以完善。
因此,舆论,心理和法律战争的这三种战争形态正在模糊西方对和平和敌对行动之间的界定,不惜一切来隐藏其真正的意图,从而浑水摸鱼。
这对丹麦这样的小国家而言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修昔底德的著作有一次对当前情势提供了借鉴。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在强大的雅典和希望保持中立的小岛梅洛斯之间发生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对话。雅典人对此毫不理会,雅典人与梅洛斯人的对话已成为定义不对称权力关系如何运作的参考点。正如雅典人告诉梅洛斯人“强者可以为所欲为,而弱者则只能无奈承受痛苦”。强权是正确的。中国的灰色区域战略以各种形式来证明这一点。而斯里兰卡因陷入债务陷阱而被中国租用99年的汉班托塔港口这一臭名昭著的案例,就是中国行使这一战略的例子之一。
让其他国家增加对中国的依赖,从而采取符合中国利益的行为正成为一种运作模式。欧洲那些正在经济上挣扎的国家视其为一个特殊的机会。希腊是一个例子。在金融危机动荡多年后,欧盟不断增长的怀疑态度让中国在比雷埃夫斯港的投资特别受欢迎。希腊随后在欧盟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批评投否决票,据纽约时报报道,希腊议会外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2017年执政的Syriza党成员科斯塔斯杜齐纳斯对此如此评价:“当欧洲人像中世纪的水蛭一样对希腊采取行动时,中国人不断把钱带来。”杜齐纳斯先生说,中国从未明确要求希腊支持人权投票或其他敏感问题,但他和其他希腊官员也承认无需明确要求:“如果你潦倒时,有人打你,有人给帮你 ------ 当你可以做一些回报时,你会帮助谁,那个帮助过的人你还是打耳光的人?”
这就是丹麦必须谨慎行事的现状。接收两只可爱的大熊猫是在增加风险,因为中国对实用主义和忠诚的期望只会上升。因此,对与引言中的提出问题的答案就显而易见,是的,丹麦已经陷入了困境,因为未来的选择总会令中国失望。丹麦需要好的朋友和盟友才能应对由此产生的(中共)灰色区域战略的战力。
感谢您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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