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好辞赋，他身边的中朝近臣多为能诗擅赋的文学之士。（手绘插画/Winnie Wang）
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之气象，反应在文学上，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这种时代之文学。可以称为两汉文学之代表的，当是汉赋。辞赋之作，代有传人，但说赋必说汉赋，而不言唐赋，宋赋，则是因赋的顶峰在汉。就如代代皆有诗词，而诗之顶峰在唐，词之顶峰在宋。
汉代时，汉武帝好辞赋，他身边的中朝近臣多为能诗擅赋的文学之士。文学之用乃在润色鸿业，这真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好词。但是，现代人在提到润色鸿业时，往往会有一种偏见，把这个好词理解为粉饰太平。其实润色鸿业的正义当是宣王道，崇明德，广教化，如此鸿业，为之润色。而回顾历史，汉武帝拓疆土，兴文教，建封禅，修郊祀，改正朔，制礼乐，诸多开创，无不以文学辞赋为之辅助与铺陈。
《汉书･艺文志》收录辞赋之作千余篇。其间流变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汉初之赋，《楚辞》痕迹尚重，这种赋被后世学者称为骚体赋，如贾谊的《鵩鸟赋》《吊屈原赋》可为代表。而真正通篇汉家气象，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汉大赋的，则造端于枚乘，臻至于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与汉武帝同时代。正如开篇所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司马相如之赋，大开大合，挥洒肆意，骋纵横之奇气，又不泥于战国之遗风，挟一代之盛势，擅两汉之文坛。所以，这一篇，我们就来讲述司马相如的故事。
梁园虽好非久住
司马相如字长卿，西汉蜀郡成都人。少时好读书，学击劔，本名犬子，因仰慕战国蔺相如义而有勇，于是给自己起名叫相如。
早年，司马相如曾在汉景帝身边做武骑常侍，但景帝不好辞赋，司马相如感到自己的才华并无用武之地。后来，景帝的同母弟弟梁孝王来朝。跟随梁孝王左右的齐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人严忌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文学之士。司马相如与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梁孝王爱好辞赋，招揽四方文学之士。他还修建了一所规模宏大的园林，正是那座著名的梁园。梁园也叫东苑，与叫兔园。梁园中景致万千，如落猿岩、栖龙岫、雁池，池间还有鹤洲、凫渚等，梁园中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奇花异树、珍禽怪兽，无所不有。梁孝王常与宾客们在这里游猎宴饮，吟诗作赋。
司马相如离开中朝，来到梁园。在这里，他度过了几年优渥的生活，写下了名篇《子虚赋》。今天，梁园的种种繁华，早已随风而逝，而《子虚赋》尚在人间，读到《子虚赋》中盛大的游猎场面，当日梁园宾客们的富丽豪奢也都跃然纸上了。
梁园虽好，终非久住之乡。公元前144年6月（汉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去世。司马相如回到了家乡成都，一度很是潦倒。但也在这个时候，司马相如凭满腹锦绣文章，一把绿绮之琴，与才女卓文君结下良缘，成就一段千古佳话。
虽然，此时的司马相如甚是落魄，但临邛县令王吉颇通相术，他见司马相如雍容闲雅，器宇非凡，认定他的才华不会就此埋没，日后必定有大作为。
长卿之赋天上来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武帝即位。汉武帝爱好文学辞赋，甫一即位就诏令各地举荐贤良文学之士。一天，汉武帝读到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竟以为出自古人，感而叹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得知《子虚赋》为蜀郡人司马相如所作后，武帝大悦其才，于是诏见司马相如，问起《子虚赋》，司马相如却说，《子虚赋》所写只是诸侯之事，不足一观，于是为汉武帝写了更为宏大的《上林赋》。
长卿之赋，辞藻华丽，词气纵横，他描写游猎场面的盛大与豪奢，最终落笔为劝人君节俭。汉武帝大悦，于是将司马相如留在宫中做郎官。
司马相如再次回到汉宫后，与当年在汉景帝身边时大不相同。景帝不好辞赋，武帝却好文学。司马相如的才华终于有了施展之地。当时，淮南王刘安也好辞赋，汉武帝每次给淮南王的赐书，都要让司马相如看过草稿，给出意见，之后才发出。司马相如也常上书劝谏帝王。如他写过谏猎赋，劝谏天子不要沉湎于游猎。那时，每有郊祀，巡狩，祥瑞等大事发生，包括宫中的日常活动，汉武帝经常命辞臣做赋，于是大至宫观山泽，小至射驭蹵鞠，在汉代大赋中可谓靡不毕集。
武帝左右的辞臣中，枚乘之子枚皋文思最敏，援笔立成，司马相如为文迟，但文章写的最好。西汉末年的大辞赋家杨雄如此评论枚皋与司马相如说：“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
《西京杂记》中还记载着一则轶事，说一次司马相如要献赋，却不知写什么。在梦中，一位黄衣仙翁告诉他，可以写《大人赋》，于是，司马相如写下了著名的《大人赋》，言神仙之事。赋奏，汉武帝大悦，飘然有凌云之意，恍若神游天地之间。想来，杨雄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这话，当不只是一句感慨，正所谓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境界高远的文字本就是与天地相通的，所谓灵犀与巧思，无不是这天地间的造化与用意深长。
飞檄拓宇，开通西夷
司马相如在朝中辅佐武帝，不仅于文章上纵横铺张，写出大汉气象，在开通西南诸夷，推进大一统方面，亦功不可没。
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汉通南夷，设犍为郡。之后命唐蒙发巴蜀之卒修南夷道。
唐蒙在巴蜀修南夷道数年，动用数万人，又启动战时法来管理吏卒，巴蜀之民大为惊恐。汉武帝听说后，派司马相如赴巴蜀问责唐蒙，司马相如写《谕巴蜀檄》，告谕巴蜀之民这些并非天子本意，同时也阐明朝廷交通西南夷之大义。
当时，邛，莋等西夷的君长们听说南夷与汉朝往来，得到了丰厚的赏赐，于是纷纷表示希望内属，向汉朝称臣。汉武帝问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说：邛、莋、冉、駹与蜀地很近，道路易于开通。秦时就已经在其地置郡县，等到汉朝建立后又将其废弃了，如果在那里设县，会比在南夷设郡县条件更为成熟。
于是汉武帝拜司马相如为中郎将，持符节赴西夷。当时，蜀地长老与一些大臣都认为通西南夷是无用之事。于是司马相如写下《难蜀父老》，说明天子远服四夷的意义。司马相如写道：夷狄地处辽远偏僻之地，与中国风俗不同，天子政教不行。如果接纳他们，他们却在边境之地做一些违背礼义的事；如果与他们断绝往来弃之不管，他们内部又会作乱不止，君臣易位，尊卑失序，无辜的人被杀害，儿童沦为奴仆。那里的人向慕中国而心生哀怨的说，中国之地实行仁德之政，那里的人们都能各得其所，上天为何偏偏将我们遗弃。四夷之人向慕中国，如久旱时渴望下雨。所以天子向北征讨匈奴，向南问责东粤，教化四方，正是为了确立道德，宣扬仁义，最终偃甲息兵，中外太平，天下安康。
司马相如等人的出使很成功，邛、莋、冉、駹、斯榆等诸夷君长都请求向汉称臣，各地拆除了边境的关塞，汉朝在西南夷设置了都尉，十几个县。于是汉朝西南境更为广大，西边可以达到沫水，若水，南边达到牂柯江。昔日的蛮夷之地从此尊奉汉朝法令教化。可以说司马相如飞檄而晓谕父老，奋笔以开拓西南，其功之伟不啻于千军万马。
后来，司马相如因病辞官，晚年在茂陵度过。这段时间，他曾写下一份遗札，言天子封禅之事。司马相如去世后，这份遗札被呈到武帝案前，八年后，汉武帝封泰山，禅肃然。
汉赋大音，遗响千载
《汉书》有云“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赋是古诗之流裔，诗是用于言志的，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赋也是言志的。登高能赋的人，必然是对世界有感触，对社会有体悟，对人生有洞见的人，这样的人，在古时可以为卿大夫。而他们的歌诗互答中，从其人之器识，到其世之盛衰，都可体现出来。
司马相如生逢大汉全盛之世，他的汉大赋，亦是气势宏大，吞吐万有。对于赋，司马相如有这样一番心得：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也真是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才会有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以至千载之下，我们依然能够领略到汉赋的大音澎湃，正如长卿笔下所描摹的：撞千石之钟，立万石之虡，建翠华之旗，树灵鼍之鼓，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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