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红军强奸妇女 中共助纣为虐(组图)
1945年，占领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网络图片）
想起往事，心中就无比的疼痛与愤怒。日寇投降，你苏军为什么还要进入东北，给东北人民造成无比的深重灾难，还美其名说是为了帮助中国、解放东北人民。真是恬不知耻的谎言。当时我还是个孩子，见到了苏军的所作所为，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和无比的仇恨。这也决定了我人生的命运，在共产党监狱里度过十七年。
在沈阳市政保处，审讯员刘家玉对我解释说，苏联军队内有些是苏联犯人，在卫国战争时期他们提出要保卫国家，苏联政府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才有个别的违犯纪律的事发生。然而，真是像预审员说的那样吗？那怎么全东北这么大的地方，凡是苏军到过的地方，无论是苏联军官或士兵，奸淫烧杀，无恶不作。这怎么能说是个别现象呢？
还有苏联把东北的工厂机器全部拆走，预审员刘家玉说那是苏联怕国民党来用机器造出枪炮屠杀中国人民。苏联那么先进，稀罕要日本落后旧机器？预审员又说：“苏联把那些机器都埋山里了，以后都还给中国了。”这真是强词夺理的谎言！
那么苏军抢夺老百姓东西是为了什么呢？中国的牛羊猪等一切物资成天用火车往苏联运，这又是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而为外国人辩护，这些人素质该有多高？苏联军队给中国东北人民造成的灾难真是“罄竹难书”，是说不尽的。
我住的村庄是一个自然小村，在沈阳市西北郊，有一百多户人家。苏军所到之处无恶不作，我们村也不能幸免。王××（因其后代仍在原地居住，顾及子女的颜面，隐其真名）的妻子被苏军军官抓住，拽到砖厂空房内强奸，苏联士兵在外面站岗。高家十二岁小女孩也被苏军强奸了。还有谁家被苏联红军强奸的妇女，由于这事太耻辱了，家丑不可外扬，也就不说了。别人也就不得而知。
苏联红军在东北强奸妇女。（网络图片）
日本人拿中国人当牛马，而苏联红军拿中国人连牛马都不如，随便屠杀中国人。在沈阳市西北方向，有一个日本军用仓库，叫五八一仓库，里面藏有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各地掠夺的军用物质。在这地方苏军就杀死中国人上万人。这是日本人掠夺中国人的东西，也不是你苏联从家带来的，你苏联为什么杀中国人？你苏联不让中国人拿自己的东西，你苏联用火车天天往你苏联国运，这是帮助、还是侵略中国？杀死上万的中国人，沈阳人都知道，这也不是造谣，也不是对苏联红军的污蔑，这是事实存在的。
苏联红军在我们村，明目张胆杀人！徐树吉住在村东头，一天早晨，他怀里装着钱想买点便宜货。在沈阳西北郊有一个日本的军用仓库叫“581仓库”，日本投降，社会秩序大乱，有些人从五八一仓库抢军用品，如皮鞋、毛衣、被褥等物资，有时苏军也开汽车拉些军用物资来卖。徐树吉怀里装着钱在村西头两棵柳树下站着等买货，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兵，见着徐树吉就翻他身上，把他怀里揣的钱就翻着了，徐树吉就舍不得钱，往回夺，结果钱照样被抢走了。徐树吉心疼钱还生气，还站在柳树下。不一会儿，那个苏联兵又找来一个苏联兵，先前那个苏联兵用手指徐树吉，意思是说他往回夺钱，抢他钱还不满意。两个苏联兵走上前，抡起枪托搂头盖顶向徐树吉就砸，把徐树吉打得那惨叫声整个村子都听到。那时我十岁，那恐怖声吓得我心都要跳出来，非常害怕，也非常恨苏联，全村子没有一人敢上前拉（搭救）的，连他家人也不敢。一直有半个小时没有声音，两个大鼻子兵扬长而去了，村里的人才敢围过去，见徐树吉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早就死了。
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钱也抢去了，又回来把人活活打死，这就是（共产党）检察院所说的“苏联对中国巨大援助”的事实。
沈阳北郊有一条从东向西横穿的运河，现在沈阳市的人管它叫北运河，那时都管它叫二道沟，我们下坎子村人管它叫沙河沿，冬天枯水期河也冻上冰，人车为抄近都从冰上走。一九四五年冬，远屯有一辆胶皮轱轳大车路过我们村附近的二道沟，老汉赶车，车上坐着老汉的姑娘。这时来了一个苏联军官，把姑娘强奸了，完事还要扒大车的胶车轮胎。赶车的老汉连哭带诉：“给我们的姑娘给糟蹋了，还扒车带，这车还能走吗？怎么回家啊？我们受了小日本十四年的气，这又受苏联的，苏联比日本还厉害，连强奸姑娘带扒车带，中国警察看见也不敢管……”。正好有两个中国警察走到路旁，本来不想也不敢管，但听老汉的一番哭诉，其中一个叫徐敬一的警察激起义愤，就豁出去了，照那苏联军官腿就打了一枪。这个苏联军官挨了枪，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那种嚣张气焰立刻没有了，坐在地上，双手举过头顶，不住的拍手。另一个警察张玉清说：“你那能耐哪去了？真是太可恨了！”说着又给补了一枪，苏联军官就死了。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是罪有应得，更是大快人心。可是，共产党来了，一九五二年，把徐敬一、张玉清二人揪出来，拉到我们村野外的大台上，五花大绑，跪着，脖颈上挂着写有“杀人犯”三字的大牌子，严厉批判斗争，这两人以后再也没回来。
注释
艾青山，1934年生于辽宁下坎子，中共建政后进入沈阳112厂（飞机制造厂）当工人。1957年厂方保卫人员诱供，他讲了1945年在自己家乡所见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强抢财物等暴行，被扣上“反革命”帽子，判刑17年，在凌源监狱遭受长期苦役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