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入死为中共 地下党秘密骨干被摧残一生(图)
中共发动的批斗会。(网络图片)
一九四九年前,他出生入死为中共,冒死越狱逃出国民党的监狱。四九年后,他为了党,忍痛接受被划为“右派”劳改。文革被定叛徒,越狱逃跑,八年乞讨求生。文革后获平反,已浑身是病。
赵宏才(1923~2003),河南洛阳人(本名赵洛生),中共南京地下党学生党员。一九四五年考入中央大学社会系,一直担任中央大学地下党秘密组织“新青社”领导骨干。一九四七年六月,南京学运高潮中加入中共,次年任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一九四八年南京易手前两次被捕,险些丢命,冒死越狱逃脱。
真正的苦难是“解放后”
可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难是“解放后”,五七年“划右”,二十一年非人生活,文革再陷囹圄,两次越狱,挣扎于死亡线,八年乞讨打工,直至毛去世才回家。此时,他鬓毛摧枯,浑身是病:萎缩性胃炎、肺气肿、关节炎,最后是心脏病,肺癌,心脏搭桥,但他完成了二十万字的回忆录《劫后余声》。
五七年为了党 忍痛接受划右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地下党派赵宏才前往江北赤区,专跑与红区的交通,负责将地下党员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区”。多次遇险,被吊打、压杠、假枪毙,手下交通员被处决。一夜吊打,悬绳三断,冒死脱逃,冬泅冰河,回来后却遭一年审查,经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后任上海市长)批准,恢复党籍。可这段被捕经历,只是他一生苦难的开始。
一九五七年,赵宏才供职中苏友协,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机关二把手林朗命他写壁报文章,将毛泽东动员鸣放的话用他的名义写出,以动员大家积极鸣放。赵宏才写了三篇〈闲话〉,“提倡说心里话”⋯⋯便成为单位“右派”头目——都是你鼓动“右派”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尽管三篇《闲话》全是毛的三次讲话,林朗的解释是:毛主席讲,是左派立场,你讲,是右派立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划成右派后,只有一条路:真诚认罪。赵宏才以“真正党员”自居,为维护“党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人格,承担反党罪责。划右结论,经层层拔高后才获上峰批准。
中苏友协一把手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印尼归侨廖经天,抗战爆发后赴延安,与林朗乃多年老战友。反右开始,上级指示林朗揪出廖经天,林朗实在下不了手,“舍车保帅”推出赵宏才。廖经天不明就里,党组会上为赵宏才辩护,说赵是十分忠诚的党员。最后,不仅廖划了右,林朗也划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反右正酣,林朗发现患癌,他忍痛接受批判、检举他人。不久,林朗去世。
第一、二把手先后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赵宏才的工作:“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赵宏才晚年说,这位领导诱导他“心服”的话,他记了一辈子,每个字都像火红冒烟的烙铁哧啦啦烫着他的心。为了“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服。廖经天不服,一九六二年后多次从流放地贵州铜梁返京闹翻案,一再碰钉子。
和北京文化部右派一起劳改
赵妻年纪比丈夫小,党龄却比他长。为免株连妻儿,赵宏才提出离婚,赵妻不耐烦了:“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性格倔强的她,平日三天两头跟男人吵架,此时特别温柔,不再跟他吵了。她在学校工作,因她不肯揭发丈夫的反动言行,有人侮辱她与“老虎”睡觉。他们被赶出机关宿舍,搬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破旧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阴冷潮湿的地上。
严冬季节,赵宏才发配渤海滩唐山柏各庄农场,中宣部系统的下放右派有廖经天、萧乾、陈企霞、钟惦棐、蓝翎,《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新四军出身的记者季音,还有一位部长(抗战前泰共华侨)。这些人心甘情愿被骂“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
一位农村工匠与赵宏才告别时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实在太古怪。”赵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之所以这样说,乃是赵不希望对方认为自己对党有看法。直到晚年,他才意识到这是真正的愚昧。
文革打成叛徒 逃跑乞讨为生
一九五九年河北省委正式下文,为赵宏才摘帽,回原单位听候分配,他的反应是:“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他被分配至徽州专区农校,任副校长。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俞时模,右派摘帽后,也发配歙县师校任副校长。这位老干部,文革时押入黑牢,活活整死。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斗争,赵宏才四处逃躲,有家归不得。徽州农校成立革委会,他以为局面安定了,回到学校,不料两派头面人物“大联合”搞阶级斗争,专斗黑五类。他被关入楼梯下面的小黑房,仅一个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审讯,踢打逼供。俞时模此时也关在农场黑牢,惨遭刑讯批斗。俞曾越狱,可惜失败,死于非命。死前,耳朵已被耗子咬烂。赵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演昔日越狱故事,逃出囚禁,有家不敢回,流浪皖北巢湖一带乞讨,夜宿废弃的瓦窑场。
一位地主成分的农村小学教师,受不了批斗自杀。造反派念着毛语录将尸体抬上台,两个戴口罩的造反派将死尸竖立台前,一批人挥着小红书进行“尸斗”,台下一片寂声。赵宏才看得连忙转身离去。
乞讨中,他得了伤寒,差点死在“旅途”。后见报纸上说“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他回到学校。这次不再打骂关押,但经地委批准,大会宣布他是叛徒,交原单位监督劳改,剥夺人身自由。他每月向地区革委会递交申诉,要求平反。
不久,上面来了两位专案人员,说是定他叛徒没错,但可以不作为叛徒,宽大处理,解除劳改。赵宏才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于是继续当叛徒、继续劳改。
劫后余声:留下一部回忆录
多年劳改,这位革命青年逐渐衰老,头发花白,百病缠身,正不知所以,“忽传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新任地委书记正是一九四九年审查他越狱者,递呈一纸申诉,问题迎刃而解,解除劳改,恢复自由。同时,中宣部也来函,要他申请复审其右派问题,右派问题也获改正,“俱往矣”。
复得自由,赴宁见妻,夫妻相拥,泪流千行。回忆录至此戛然而止,二○○三年十二月七日,这位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用生命最后六年完成的《劫后余声》。
他说最后心里长出一个“肿癌”——惦着“指出马恩一些根本性哲学观点之错误,指出毛遵循马恩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也摧残了无数无辜。”
密友穆广仁评价《劫后余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份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
赵宏才回忆录超越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找赤灾成因,能溯源至马恩,相当不易。
延安一代“两头真”的悲剧
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是最后还在坚持赤说,还以“真正马列信徒”自居,还认为“经是好经,只是和尚念歪了”,他们已不可能认识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那个似乎绝对神圣的革命目标,才将中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从争取民主自由到为毛独裁专权而狂热欢呼。
至于他们个人的命运,当然只能“共沉浮”。很简单,若无这面“走向天堂”的旗帜,一切左灾如何起步?如何发动?“伟光正”的党又怎么会集体认同公然违反一系列基本人文原则的反右与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