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节忆台湾与日本的恩人，蒋中正与麦克阿瑟。（图片来源：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
二战时期，日本多次妄图置蒋公和麦帅于死地，没想到，两位英雄在战后都成了日本永世难忘的恩人。“日本将永远难忘蒋总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给予日本的大恩大德。”“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造福谋利的成就堪称名垂青史的奇迹。”
精神人格 感人落泪
历史上让无数人追随的豪杰英主，除了过人的胆识勇略，其精神人格往往感人落泪。蒋公与麦帅的这种精神特质，是他们长存于历史，为人所铭记的一个原因。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追随领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受。陈诚说：“委员长每次受挫复而再起，以一身击天下之重，宵旰忧勤，日理万机，竟能抽出时间来以手翰相诫勉，……当时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将领，奉到委员长的手翰，当然认为是一种殊荣，而有知遇之感。‘士为知己者死’，是中国士人的一种传统观念。我既蒙此殊荣，能不感激图报，继之以死吗？”
陈诚说：“当时像我这样一个青年将领，奉到委员长的手翰，当然认为是一种殊荣，而有知遇之感。”（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1958年，张学良在台湾大溪见蒋公。张泪涌，蒋湿眶。张回忆说，当时对蒋公讲：“我先前一直存着一个幻想，误认共产党也是爱国分子，希望国共合作来救中国。数年来共匪的作风，使我觉醒，我是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总统未作答，只说‘西安事变，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
除了军界，在学界，也有不少著名学者对蒋公由衷的感佩。林语堂写下：“他（蒋公）是一个严以律己的人，既不吸烟，也不喝酒，连茶也不喝。他光干不说，召集会议时自己不发言，静静地听别人讲，把他们送走后，自己再作决定。他可以站在夏日之下，给下级军官接连演讲几小时。他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
林语堂写下：“他（蒋公）很少顾忌个人安危，一旦需要，他就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前沿阵地上……”（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秦孝仪在怀念蒋公时写道：“民国五十五年，孝仪曾辑印‘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祝公八十纯嘏，距今已十八年，而公之升遐，亦近十年矣。羹墙如见，謦欬莫闻，每展遗编，怆然涕下！”
同样，麦克阿瑟将军也给很多人留下难忘的回忆。他的一位士兵多年后回忆说：“他是士兵之魂，尽管他要求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拿出士兵的样子来，但他不做作，很友善。他总是首先考虑士兵，收集给养，检查脚冻伤和战壕足，把热饭给他们送到前线，妥善安排一切事情。我在他身边呆了一年半，作为军人他从未出过错。”
在一战中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传令兵埃廷格受命给麦克阿瑟送去一些文件。在黑暗泥泞的道路上，他十几次跳下驾驶的车，以避免和载重卡车、行军士兵相撞。当他来到麦克阿瑟面前时，除了一身烂泥，军服也被撕破了十几处，身体到处是流血的伤口，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麦克阿瑟谢谢埃廷格送来文件，一只手握住他的手，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说：“埃廷格，你是个好兵。”全身湿漉的士兵差点哭出声来。
麦克阿瑟转身对一名军士说：“去把我的厨师找来，让埃廷格冲个澡，吃顿热饭。要丰盛些。然后叫负责给养的军士给他一套新军服，为他找张床歇一晚上，天亮后再让他返回团部，而且要天气好转以后。”
厚德远略 防日赤化
对于普通民众不理解的战后对日战略，1952年，蒋公说：“当时我已料到大战后的俄帝东侵的危机，要保持战后日本免除赤化的忧虑，所以在开罗会议中，力主日本人民有选择他自己国体的权利；……不仅提早了日本的投降，并且保持了战后日本国家的完整。直到今天，东西德的分立，使中欧成为今日欧洲的火药库，而完整的民主日本却成为太平洋对俄防线的中心基地之一。这是我们稍感欣慰的一件事。”
在防日赤化这一点上，蒋公与麦帅有着高度的共识。蒋纬国在自传中谈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获得了艰苦的胜利，他（父亲）为了弥补西方人在雅尔达会议中所显现的自私，提出了以德报怨的方法。本来父亲的观念是世界性的，不但是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同时也要求欧美同盟国对德国、意大利以德报怨。他的目的就是要将共产势力阻绝在亚洲北大陆间，不让共产势力蔓延至太平洋。他也呼吁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注意共产主义的发展。欧陆各国曾经做了一些措施，而亚洲则在欧洲人的自私下形成了大乱。麦帅接到了父亲的通知之后，相当注意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产主义不至于在战后立即弥漫于日本；另一方面，由美国独家派遣占领军，其他的参与国派遣象征性的行政部队，使苏俄的军队无法进入日本本土。”
蒋纬国：“麦帅接到了父亲的通知之后，相当注意防止共产主义的扩散，诸如保持日本天皇的制度，使共产主义不至于在战后立即弥漫于日本。”（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麦克阿瑟曾在东京对一位从美国来的客人说：“美国的前线在亚洲。我们不能像把欧洲扔给共产主义那样，再把亚洲抛弃给共产主义。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一样，我们也应在两个前线同时作战。不管在中国发生了什么，我们在亚洲还有机会，我们拥有惟一的机会是使日本人民进入到一个好的社会。亚洲有个俗话——日本是亚洲的未来。亚洲接下来的百年历史，乃至接下来的千年历史，可能要在日本这里得到确定……”
日本恩人 永世不忘
二战时期，日本多次妄图置蒋公和麦帅于死地，战后，他们成了日本民族的保护神。蒋公逝世后，日本爱知县设立“中正神社”表达感恩之情。碑文写道：“本社是为了纪念中华民国前总统蒋中正而建立的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当日，蒋公曰：‘与人为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由此，才有如今日本之兴旺。想来对于战败国，这种宽容是各国领导人所未见的。大恩无以为报，特立斯社于此，以表诚挚感谢，永世不忘。”
日本爱知县的“中正神社”。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在台北逝世，日本政府发唁电称：“蒋总统是再造日本的大恩人，蒋中正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加速了日本战后重建与复兴。蒋总统的逝世对日本国民有如晴天霹雳，有良知的日本国民莫不悲痛万分。”
蒋公逝世的消息一经传出，日本媒体纷纷报导：“蒋先生有恩于日本，举国哀悼之。”《朝日新闻》社论说：“蒋中正的光荣在领导八年对日战争取得胜利时达到高峰，使鸦片战争以来遭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的中国，一跃与美、英、法、俄并列五强之一。反对废止日本天皇制度、反对分割占领日本，并以德报怨，其宽大胸怀，使我们铭感五内。”
再说麦克阿瑟。二战进行到1942年，日军向巴丹大规模增兵，同时宣布，若能生擒麦克阿瑟，将在东京帝国广场绞死他。
1945年8月起，作为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统筹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到1951年4月，麦克阿瑟收到解除其联军指挥权的命令时，日本已对麦克阿瑟感念至深。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说：“正是他（麦克阿瑟）的军事天才赢得了对日战争。正是他的政治家才能消除了日本人民固有的敌意。”
1951年，在即将回国的路上，约25万日本人站列在使馆通往机场的道路两侧，很多人低头流泪，这是在表达日本人对麦克阿瑟，在战后担任驻日盟军总司令期间，对保存日本传统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感恩。
日本首相吉田茂：“麦克阿瑟将军为我国造福谋利的成就堪称名垂青史的奇迹。是他把我国从投降后的混乱和衰败之中挽救过来，引上恢复和重建的道路。是他将民主深深植根于我们社会的各个阶层。是他为和平解决方案铺平了进路。他自然受到了我国全体民众最深切的尊敬和爱戴。我国对他的难舍之情我已无法言表。”
麦克阿瑟与日本裕仁天皇。（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战后建设 台湾日本
战后，蒋公在台湾、麦帅在日本，确立了两地的政治制度，他们倾力所做的改革和建设，开创了两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蒋公在台湾从经济、政治、物质、心理、社会、民生等多方面进行建设。蒋公推行孙中山先生礼运的经济理想，“西洋的经济学说，以欲望尤其是个人小己的欲望——私欲为出发点，充其所至，生产技术与国防技术，不独不能为民生服务，反而役使民生，甚至于毁灭人性。中国的经济学说与此不同，我们的经济学说以人性为出发点，以民生为目地，一切经济制度与政策，都要顺应人性，服务民生。”
在土地政策方面，蒋公讲道：“民生主义的另一要义是平均地权。这就是要解决土地问题。……土地问题不能够用暴力来解决，凡以暴力或强制方法来解决者，必立即归于失败。……但是用暴力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纵令可以平均分配，很短时间以后，便会再起不均的现象。今天贫农杀富农，明天贫农有了一点积蓄，岂不又成了富农？”
日据时期台湾的学校禁读中国史，光复以后，蒋公把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教育的重点，坚持“民族教育”和“道德教育”并重，重视国文和历史教育。文化复兴运动草创之初，蒋公事必躬亲，在他的督导下，整理了大量古籍，向年轻一代普及中华文化传统精华。
同时，蒋公在台湾保障信仰自由。台湾最大的宗教是佛教与道教，其他门类信仰也各行其道，相安无事。
在蒋公的主导下，在战后，台湾出现了经济奇迹。（nicholashan/Adobe Stock）
在战后的日本，麦克阿瑟拥有绝对的权威，他所想所做的一切，在历史上留下了垂范后世的功绩。麦克阿瑟写道：“占领政府的运作模式在现代史上是仅有的。作为职业军人，我却承担民事职责，对将近8000万人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我将一直保有这一大权，直到日本能够向世界证明这个国家已经准备好、有意愿并且有能力成为所有自由国家大家庭中负责任的一员。”
“我深谙日本政府的治理方式及其优劣所在，因此认为自己计划中的改革应该同时带给日本现代的进步思想与实践。去军事化是第一要务，接下来的任务包括惩治战犯、建立议会制政府雏形、对宪法进行现代化改造、推行自由普选、赋予女性选举权、释放政治犯、解放农民、建立自由劳工运动、鼓励自由经济、废除军警镇压的做法、营造自由而负责的媒体氛围、教育自由化、分化中央集权、实行政教分离等等。”
“这些任务占据了我接下来5年以上的时间。尽管其中有些做起来相对容易，有些遭遇困难，但所有任务最终均告完成。随着改革的推进，在逐步得到更多自由的同时，日本民众与我这个驻日盟军最高司令之间还建立起了一种独有的互信关系。我一直致力于为日本民族争取公正的对待，甚至不惜违背我所代表的那些大国的意志，当日本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后，他们就不再视我为一个征服者，而是开始将我当作日本的保护者看待了。”
“由于被赋予如此巨大的权力，我面临着一生中最艰难的处境。权力是一回事，如何运用则另当别论。军事知识帮不上忙，我必须成为经济学家、政治家、工程师、生产主管和教师，某种程度上我还得成为神学家。我必须重建这个几乎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国家。无论我早年接受的是怎样的伦理教育抑或天性如何、灵魂深处对人类这一概念的理解如何，我都必须用荣誉、公正和同情来填补日本在政治、经济、精神层面的空虚。将日本民族从军事极权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政府内部推进自由化。在这一过程当中，日本俨然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实验场。盟国的初衷是摧毁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惩罚战犯。然而日本的实验必须走得比这更远，对此我心知肚明。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现代企图通过军事占领来征服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麦帅的主导下，日本从废墟中建立起经济强国。（rabbit75_fot/Adobe Stock）
在蒋公与麦帅的主导下，台湾和日本在战后出现了经济奇迹。日本从废墟中建立了经济强国。到1975年蒋公逝世时，台湾人均年收入达697美元，仅次于日本，为亚洲第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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