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疫苗之殇》

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传出假疫苗丑闻（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7月31日讯】吉林“长春长生”生物科技公司疫苗事件引发民怨沸腾，主管媒体的中共中宣部下达“停止炒作疫苗”的通知。目前，网上大部分疫苗报道已经被撤下。民间流传“长春长生”董事长高俊芳后台为江泽民和张徳江等吉林帮。

陆媒记者郭现中深度采访纪录短片《疫苗之殇》再次引起大陆民众聚焦和争相转发。该深度报道记者写作历时3年时间，走遍了全国各地，采访了无数因问题疫苗导致家破人亡的案例而成稿。每个案例都是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你的孩子也中招了吗？

高俊芳和江泽民在长春长生合影，事发后被删除（图片来源：长春长生官网）

引子

焦素芳是我在河南商报工作时的同事，同时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

那时，她负责一个专门写情感倾诉的专栏，每天打开报纸都可以看到一段或缠绵悱恻或惊心动魄的感情故事。文笔就像是她的人一样，细腻而温婉。

她的家庭也一直是我们暗暗羡慕的，除了她自己工作稳定，那个老是被她亲切地叫为“小陈”的老公，憨厚而低调，做一点煤炭生意，早早就买了车买了楼。

2008年我离开郑州进入南都工作，生活的交集少了，共同话题也就少了。我慢慢淡出了那个圈子，虽然心里依旧留恋，但也仅剩下网上遇见时的简单问候。后来听说她老公开了家很大的饭店，不久后我出差路过郑州，我还特意去了。嘈杂的大厅里，从夫妻俩的脸上，我看到了明媚的希望。

2010年下半年，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看到她在网上出现，不过奔忙中的我也没有过多在意。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的一个好友悄悄告诉我，“焦姐出事了，她孩子打疫苗病重，现在北京住院”。“什么什么，打疫苗住院？”我闻所未闻。一个月之后，我正好有机会出差到北京，在空军医院的重症病房里，我看到了以泪洗面的焦素芳，以及她因为服用大量激素而全身浮肿变形的儿子陈逸卓。

为了给孩子治疗，那时他们已盘出饭店，“不够就再卖房子，我只要孩子”。我找不出更多的词汇，只能附和着，说是的，孩子在，希望就在。但仅一个月之后，就传来了孩子去世的消息。我震惊了，脑海里忽然想起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她无意间说的一句话：这些病房里还有好几个因为打疫苗住院的孩子。

假疫苗受害孩童有的失明有的瘫痪（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庞大机器

一想到一对四十来岁的父母失去养到13岁的儿子，作为旁观者，我的心都痛到痉挛。我想要一个答案。我想知道到底陈逸卓是孤例，还是真的有那么多孩子也正被疫苗的异常反应折磨。如果是后者，概率有多大？有没可能避免？出事了能否赔偿，找谁赔？我必须要知道，因为，我也会做父亲的。

我首先从导致陈逸卓殒命的甲流疫苗开始调查。从卫生部的网站上，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2009年）6月初，我国各家甲型H1N1流感疫苗生产企业从WHO获得可直接用于疫苗生产用毒种，按照季节性流感疫苗的生产工艺经过研制、生产出临床试验用疫苗，7月22日开始临床试验，经过现场检查、注册检验、审评审批等各个过程，从9月初开始陆续有8家企业通过了甲型H1N1流感疫苗的生产注册申请。

仅仅不到90天，一支用于上亿人注射的疫苗就高效率地走完了从立项、临床试验到上市的全过程，对比西方几大疫苗巨头即便坐拥雄厚的研发实力和领先多年的生产工艺，要推出一种疫苗也需要短则半年、长则几年的时间，这种做法形同儿戏。也正因为如此，甲流疫苗从上市就一直伴随着非议，而且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市场上销声匿迹，好像从来没出现过一样，除了留下一些或死或残的孩子。

郑州北郊的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患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张俊龙已经这样一动不动躺了三年。

注射强化麻疹疫苗之后，孙舒晴就患上了血小板减少性紫癜，长期大剂量的激素治疗虽然暂时保住了命，但是却让她的身体停止了生长，六岁的孩子还停留在打疫苗前的身高。

假疫苗受害孩童有的失明有的瘫痪（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三年求解

之后的三年我开始利用其它采访的间隙暗暗寻访那些疑似的疫苗伤害病例，没有什么捷径，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一家一家地走访，前后就这样

走访了60多家，足迹遍及全国。每一个案例都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巨大悲剧，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但是在采访中，我还是不时地提醒自己避免被这种悲伤的情绪左右，从而成为疫苗受害者的代言人。我不想做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要的是一个真相。查看病历，求教专家，对家长的述说小心求证，找相关病例相互印证，在案例不断的重叠后，答案慢慢浮现了出来。

原来疫苗问题不仅仅是涉及某一种疫苗，也不仅仅是某一个地方，它远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简单，这是一个结构性的，体制性的问题，从生产、监管、冷链运输到伤残鉴定，再到赔偿，漏洞百出，积弊深重且持续多年，可以说是天灾加人祸。所谓天灾，就是主管部门政策层面的拍脑袋，不做调查研究就一刀切运动式地强制免疫；生产厂家垄断经营，不思进取，在一个被呵护的温柔乡里用三五十年前的技术安然生产今天的疫苗，导致我国的疫苗质量和安全性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人祸，就是运输保存环节冷链系统的巨大漏洞和管理缺失，以及医务人员在操作时不能根据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不加甄别的注射。

“我祈祷奇迹在儿子身上出现,让一切的痛苦都离我们远去,回到以前的幸福平静的生活中去,让时间倒流到2010年3月16日,把儿子身上的那针药水取回……”李宝向在申诉书里这样写道。那一天,他八岁的儿子李致康打完甲流疫苗,表现得没精打采,之后的两三天,孩子一直气息奄奄。辗转多地最终来到北京，在北京儿童医院ICU,四个月的治疗花去了三十万元,耗尽积蓄，但换来的确是“植物人”状态的孩子。

余荣辉在打疫苗之前获得过江门市第一届五年级作文大王比赛的一等奖，他写作的题目是《拯救地球》。他最终也没有完成梦想，他甚至连自己都拯救不了，注射疫苗后导致智力低下，喜怒无常，无力面对多舛的世界。

风险依旧

恐慌来源于无知。疫苗的风险公众多年来一直被有意无意地蒙蔽着，几乎一无所知。

2013年春天，H7N9汹汹而来，一时人心惶惶，在钟南山院士表态说暂时不需要研制相关疫苗后，网络上一片叫骂之声。在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忧虑，对环境破坏的担心，甚至连对最基本的水和空气都忧心忡忡之后，不断累积的不安全感表现在对孩子上，便是把疫苗当营养品，恨不得给他打上全部的疫苗，好让自己的孩子在多舛的时代里刀枪不入。于是，每一种新疫苗都是在一种众望所归、翘首以盼的氛围中问世的。

此时我觉得，这篇长达3年的调查到了该问世的时候了。

我无意制造噱头骇人听闻，也无意以这些受害家庭的苦难换取同情的泪水，这篇《疫苗之殇》旨在提醒家长们风险的存在，以及推动完善伤害之后的鉴定与赔偿机制，让那些已经失去健康的孩子和未来希望的家庭，能稍稍好过一些。因为他们不是小数点，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梁嘉怡已经12岁了，却还是只有一捧大，智力为零。2001年,梁永立的小女儿梁嘉怡出生,健康可爱。2003年8月,梁永立带小嘉怡到会城卫生院一门诊打第二支乙型脑炎预防针。次日凌晨,小嘉怡发起了高烧，住院治疗，出院确诊为“重症病毒性脑炎”。转眼近10年过去了,梁嘉怡已经接近植物人的状态,四肢萎缩,只有几十斤重,每日饮食都要靠豆浆机打成汁状喂下去。为了讨说法，父亲梁永立曾历时35天骑自行车到北京上访。

2013年清明节，夫妻俩回了老家给去世已经三年的孩子的坟头立了块碑，并冲洗了和孩子等大的照片，就像孩子还活着。2009年,女儿费晶铭正值花季,天生一副好嗓子学美声,梦想考上解放军艺术学院。同年11月打了甲流疫苗,之后被诊断为“急性重症再生障碍性贫血”。晶晶在入院到去世前,三个月的时间里做了四次骨髓穿刺。在最后一次穿刺中生命体征恶化，最终离开人世。

2012年4月23日,龚建的妻子抱着孩子去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疫苗接种后孩子身体出现异常，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发现血小板竟然只剩下11个(人体正常值是100~300),孩子连夜住进了ICU。医院连下了几次病危通知书,并很快在5月8日做了第一次骨髓穿刺。在一次次的骨髓穿刺中,这个一岁半的孩子受尽了折磨,妈妈精神也接近崩溃。可最终还是没能停住死神的脚步，2013年4月22日凌晨,龚子崇因血小板过低导致的颅内出血去世。

后记

7月20日，北京地区新确诊一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22日，二级市场生物疫苗概念股集体大涨，至收盘，多支涉生物疫苗概念的股票涨停。而达安基因申报的H7N9检测试剂盒已获国家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