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敬佩的老师是国军军官 看到台湾战友他……(组图)


1949年,国民党海军最大巡洋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率众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洁的老师海瑛。(网络图片)

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开始把人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三六九等,即“阶级”。这个标准不是年龄性别,不是地理地区,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家庭出身和成分,把人分成5个类别:1、革命干部;2、工人、贫农、雇农、下中农;3、中农;4、富农、地主、资本家;5、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国民党军官、右派分子、坏分子。这就是“成分论”,从1至5,性质由“好”至“坏”。“成分论”决定人们所能接受的教育,能做的工作,甚至结婚对象,无形中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上世纪30年代,父亲一家是山东曹县当地的望族,拥有田地70顷,佃户众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主。1938年共产党八路进入山东曹县地区,将父亲的家抢劫一空。全家人被迫迁至开封。父亲在1949年9月17日因胃癌去世,之后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含辛茹苦。兄弟姐妹八人中我排行第七,上有四位姐姐、两位兄长,下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记得,1954年9月1号那天,母亲带着七岁的我来到北门大街小学办理入学手续。第一次走进校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那时的我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音乐课多是学习红色歌曲,至今记忆犹新,《东方红》的歌词中写道:“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

大家都被歌词深深感染,对毛泽东个人无比的感激和崇拜,对他拯救千万苦难同胞于水火热深信不疑。

如今回望过去的70年,我的经历,周围人的遭遇,以及那些死于他手下的千千万万冤魂,中华民族经历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他真的是“救星”?还是“灾星”?

另一首刚“解放”时期流行的歌曲《我爱我的台湾》也成功的洗脑了不知多少人,其中唱道:

“我爱我的台湾,台湾是我家乡,

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

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老师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同学们唱完歌曲后心潮澎湃,当下感到解放台湾的任务责无旁贷。

二十几年后的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前夕,我去辽宁抚顺华峰化工厂修机器,那里看到一部介绍台湾的宣传片(这是这间国有工厂的内部资料),美丽的自然风光,干净的城市街道,百姓的闲适生活,幸福满足的表情,震撼了我。恍然大悟,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不是歌曲中所唱的台湾同胞。

洗脑教育,掩盖事实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想到10多年前河南当局将爱滋病“血祸”嫁祸于性传播和吸毒传播,而并非卖血、输血,以此混淆大众视听、造成社会上的“恐爱症”。这与当年的红色歌曲宣传如出一辙。


1949年,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官兵在上海吴淞口投共,其中包括本文作者高世洁的老师海瑛。(网络图片)

初中三年,我最敬佩的师长是毕业那年的班主任海老师,他原是国民党重庆号军舰上的领航员,大约1947年前后,舰长决定“起义”投靠共产党,许多意见分歧者下船去了台湾。

海瑛在1951年国共内战结束后复员当起老师。他谈吐不凡,性格刚直坚毅,又写得一手好字、吟诗作对、吹箫、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位国民党军官的风度,钦佩不已。

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后,原重庆号军舰上没有投靠共产党的国民党战友从台湾来大陆拜访。他看到同是晚年,自己和撤退台湾的战友的生活处境,精神面貌相差之大,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深感不值,失望与绝望并存,最后在自家洗手间上吊自杀。

我深深地为老师感到惋惜,人生道路,一念之差,成就天壤之别。

2016年1月6日

(原文有删节,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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