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档案（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6月9日讯】1949年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开始把人按一定的标准划分成三六九等，即“阶级”。这个标准不是年龄性别，不是地理地区，也不是教育水平，而是家庭出身和成分，把人分成5个类别：1、革命干部；2、工人、贫农、雇农、下中农；3、中农；4、富农、地主、资本家；5、反革命分子（美蒋特务）、国民党军官、右派分子、坏分子。这就是“成分论”，从1至5，性质由“好”至“坏”。“成分论”决定人们所能接受的教育，能做的工作，甚至结婚对象，无形中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上世纪30年代，父亲一家是山东曹县当地的望族，拥有田地70顷，佃户众多，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地主。1938年共产党八路进入山东曹县地区，将父亲的家抢劫一空。全家人被迫迁至开封。父亲在1949年9月17日因胃癌去世，之后母亲独自抚养我们，含辛茹苦。兄弟姐妹八人中我排行第七，上有四位姐姐、两位兄长，下有一个小两岁的弟弟。大姐高耀洁长我17岁，1954年我七岁入小学时，她已在河南大学医学院毕业、分配在郑州市、河南省立第二人民医院任妇产科医师。二姐明瑜也已参加工作，其余兄弟姐妹均在学校读书。
我开始进入小学读书
至今我仍然清晰的记得，1954年9月1号那天，母亲带着七岁的我来到北门大街小学办理入学手续。第一次走进校园，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我被编到二班，全班有三十几个同学，班主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老师，姓郭。至今我仍记得第一节语文课《开学了》，那时中国大陆使用繁体字，“学”字难写，总是写不好，但我感到很兴奋，对学校生活充满期待。
一年后，因小学入学制度变更为“就近入学”，我被转入卷棚庙街小学升入二年级。课程设置简单，有语文，算术，音乐，体育和手工劳动。下午的课外活动，同学们在操场上做各种游戏，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那时的我如何也想不到等待我的将是什么。音乐课多是学习红色歌曲，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是那首《东方红》，大家都被歌词深深感染，对毛泽东个人无比的感激和崇拜，对他拯救千万苦难同胞于水火热深信不疑。如今回望过去的70年，我的经历，周围人的遭遇，以及那些死于他手下的千千万万冤魂，中华民族经历了不可挽回的灾难。他真的是“救星”？还是“灾星”？（编者：当然是灾星）
另一首刚解放时期流行的歌曲《我爱我的台湾》也成功的洗脑了不知多少人，其中唱道：
我爱我的台湾，台湾是我家乡，
过去的日子不自由，如今更苦愁，
我们要回到祖国的怀抱，
兄弟们呀姐妹们，不能再等待。
老师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需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同学们唱完歌曲后心潮澎湃，当下感到解放台湾的任务责无旁贷。
二十几年后的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前夕，我去辽宁抚顺华峰化工厂修机器，那里看到一部介绍台湾的宣传片（这是这间国有工厂的内部资料），美丽的自然风光，干净的城市街道，百姓的闲适生活，幸福满足的表情，震撼了我。恍然大悟，原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是我们，不是歌曲中所唱的台湾同胞。
洗脑教育，掩盖事实是毛泽东的一贯作风，想到10多年前河南当局将艾滋病“血祸”嫁祸于性传播和吸毒传播，而并非卖血、输血，以此混淆大众视听、造成社会上的“恐艾症”。这与当年的红色歌曲宣传如出一辙。
四年级开学不久的一天，老师要求每位同学填写履历表，自此我的环境完全变了模样。履历表上除“姓名”、“性别”等内容之外，还有一项“家庭出身”。同学们不理解此项的含义，老师解释说：解放前（1949年6月国共内战结束）你爷爷和爸爸做什么就填什么，如实填写，不准隐瞒。听到后如五雷轰顶，自小我就知道祖父和父亲都是大地主，也从课文中了解到地主和资本家的丑恶行径，如何专横跋扈，作恶多端，如何剥削劳苦大众（当时“劳苦大众”被定义为工人和农民）。
我自觉低人一等，在愤恨自己的父亲为何是地主的同时，想尽量隐瞒这个事实，希望同学不要以异样的眼光看我。面对眼前的履历表，我不得不在“家庭出身”一栏填入“地主”。很快，班上的同学们都熟悉了彼此的家庭背景，不知其他同样出身的同学是何感想，我羞愧地抬不起头。随后老师的话，又给了我希望。她说：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不要背思想包袱，“毛主席”说过：“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听了之后大受鼓舞，“毛主席”给我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心中牢牢记住了“重在政治表现”，暗自下决心积极要求进步，帮助同学和老师，以行动证明自己。当天下午，我递交了加入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儿童共产主义先锋组织，成立于1949年10月。加入少先队是成为共产党员的第一步，是证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第一步。）的申请书。
以后的日子里，我参加了教自然的王老师成立的科学实验小组，每天帮助老师种菜，浇水和锄草。班里有两位家庭出身好的同学，付兴家和闫成祥，总是学不好汉语拼音。于是我主动把汉字课文译成汉语拼音，让他们多加练习，很快成绩就有了进步。我们三人都受到班主任孙老师的表扬，来自老师的肯定让我更加坚信“毛主席”的话—重在政治表现。由于我的积极表现，终于在小学毕业前加入了“少年先锋队”，感到自己离不好的家庭出身越来越远，离党更近了一步，心中无比“荣耀”。
我的初中时代
1960年至1963年，我就读于开封市第七中学初中部。开学第一天的上课内容又是填写履历表，当然其中包括“家庭出身”。我依然积极的向出身好的同学靠拢，因为我察觉到差别待遇，老师说出身不好的同学犯错误是因为阶级本质，意思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60年代初期，“毛主席党中央”提倡与苏联的友好往来，初一开始就有俄语课，学校还被安排了对口的苏联初中，我们与苏联学生用俄语通信交流。一封信的邮费是25分钱，我自然负担不起，所以从未写信给分配于我的苏联学生。时任开封市市长的谭枝生的儿子谭和平与我同班，仰仗他父亲的官衔，频频出位，老师却不敢对他严词管教。谭和平要给苏联学生写信，俄语又不好，找我和代汴生这两个俄语好的同学帮他读信和写信，持续一年多。直到1962年底，中苏关系极速恶化，通信停止，谭和平的俄语也没半点进步。当年我和代汴生积极帮助谭和平，是为了表明坚定的政治立场，向家庭出身好的同学靠拢。
代汴生的家庭出身属于“成分论”中的第五类—–国民党残余人员，比我这个地主后代还不如。因为他的父亲是国民党“三青团”（相当于中共的共青团）团员。1949年后，他的父亲留在了大陆。这位老代先生一生坎坷，经历传奇，现在仍然健在，已99岁高龄。2015年5月我去海口看他，他还为我高唱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自小学以来我在班级里积极表现，升初中后我成为了班长，成为了老师口中，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的榜样，地主出身的孩子当上班长，表明“毛主席”“重在政治表现”的高度实践性。初中二年级时加入共青团，高中一年级进入学校的团委，三年间我积极要求“进步”，帮助他人，曾经被评为“雷锋标兵”。对团委工作兢兢业业，生活中做人处处小心，却在1966年5月26号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日，被免去所有职务，原因就是地主出身。详述请见《文化大革命》一文。
初中三年，我最敬佩的师长是毕业那年的班主任海老师，他原是国民党重庆号军舰上的领航员，大约1947年前后，舰长决定投靠共产党，许多意见分歧者下船去了台湾，海瑛在1951年解放战争（国共内战）结束后复员当起老师。他谈吐不凡，性格刚直坚毅，又写得一手好字、吟诗作对、吹箫、拉小提琴，几乎样样精通。我第一次见识到一位国民党军官的风度，钦佩不已。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后，原重庆号军舰上没有投共的国民党战友从台湾来大陆拜访，他看到同是晚年，自己和撤退台湾的战友的生活处境，精神面貌相差之大，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深感不值，失望与绝望并存，最后在自家洗手间上吊自杀。我深深地为老师感到惋惜，人生道路，一念之差，成就天壤之别。
高中成分论更可怕
当年每一所高中都有一个结构复杂的政治管理部门，叫做团委。校团委书记由政治可靠的老师担任，每个年级段设立一位宣传委员和一位组织委员，每个班级设立一个团支部。三个管理层职务分明，权限呈阶梯形。班级团支部书记负责本班团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每班每周开一次团支部会，团员们在会上做相互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个年级的宣传委员和组织委员负责各班的团支部书记的联系工作，宣传委员负责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团员的思想动态，组织委员负责发展新团员，将入团申请书和申请入团的同学的近期政治思想和具体表现收集整理，上报给校团委书记。校团委书记在每周一次的校团委会上，传递共产党的新政治思想给三个年级的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我作为本年级段的组织委员，每周也要参加校团委会。高一后半期时，从每次校团委会，团委书记王老师的讲话中，我感到阶级路线越来越被重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这些同学申请加入共青团，在其后的政治考查日子里表现的也非常好，但申请始终未被校团委书记批准。我知道自己出身同样不好，不敢提出异议，只有继续认真负责地执行校团委书记的指示，积极做好政治表现。内心深处，越来越担忧自己的将来。我的人生会走向哪里？我该怎么办？
年级组织委员的工作让我接触到很多不同年级段不同班的同学，他们家庭出身各不同，有几位与我成为了挚友。尹流柱，张时伟和张一贵，这三位1965年毕业的学长令我记忆尤为深刻。
尹流柱是个大个子，1米8的个头，身体非常健壮。他父亲早年去世，母亲带着年幼的他逃荒，一路要饭来到开封投靠亲友，之后他的母亲独立抚养他成人。逃荒到开封，这就是家庭出身好的象征。虽然他的学习成绩平平，但是好出身带给了他更多更好的人生机遇。
张时伟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标准的好学生。他的父亲张逐山先生是解放前的留美学者，精通世界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和许多海外赤子一样，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怀着满腔热情回到祖国，准备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不幸的是在1957年“反右运动”的高潮时期，被抓做典型，打为“右派分子”并开除公职，生活极其困难，所有行动都受到地方派出所的管制，要求他平日活动范围不能走出方圆5公里的开封城，并且每周三、六需到派出所汇报近几天的行踪和政治思想。
张一贵的学习也很好，思维敏捷。他的父亲张炳青是我的高中生物老师，在1957年因为言语不当，被打成右派分子，留校改造、监督使用。
1965年的夏天，八月初，高考录取通知书陆续发出。尹流柱被南京军事工程学院录取。可是张时伟和张一贵一直等到了月初也没有等来任何大学的通知书。两人到高考招生办公室查分数的结果是，张时伟考了全开封市第一名，张一贵是第五名，分数都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录取分数线之上。这样的分数为什么没有大学录取？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二人的家庭出身全部都是右派分子。面对挚友所受的不公待遇，想到自己，不禁不寒而栗，我这个地主出身的明年高考会被怎样对待？毛泽东的那句“重在政治表现”还算数吗？如果明年我重蹈他们的覆辙，要如何是好？我还能去哪里，做什么？好一阵子，这些问题在我脑中徘徊。
不好的家庭出身像一座无形的巫山，压的我几乎精神崩溃。绝望中，我想到一条生存之路：学一技之长，如果我能成为一名电工，至少可以养活自己，不会成为家里的负担。高中的最后一年中，我拜学校的电工李耀先师傅为师，学习电工技术。记得第一次李师傅让我爬电线杆去排除线路故障，说这是当电工的几本技能。系好腰间的安全带，绑好工具包，两脚穿上登杆脚扣，抬头望着将近8米高的杉木杆子，顿时紧张起来，心咚咚跳个不停。想到自己的将来，深知我已别无选择，只得硬着头皮上阵了。开始时，脚扣老是不听使唤，不是卡不住杆子，就是两个脚扣卡在一起，冷汗一阵阵往外冒。我告诉自己，为了改变家庭出身不好的命运，必须比别人多付出，多学技能。听着李师傅的指挥，我一步步向上爬，终于到了顶端。电线杆随着风轻微晃动，紧张的我两腿却直发软，脑中一片空白。地面上，李师傅看出我的紧张，告诉我不要怕，镇定。固定好安全带扣，我稳定了一下呼吸，开始排除故障。等我再次退到地面时，由于高度紧张和高强度的操作，我的手臂和腿已经发软。这对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而已，实在不易，出身好的同学可以专心念书，而出身如我，只能另谋出路，我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
学电工的同时，我开始自学电子管收音机和扩音机，不懂的时候向物理老师任书元先生请教有关的无线电知识。任老师并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而心存偏见，反而很乐于在课外时间解答我的疑惑，带领我走上了一生的电子之路。教育之恩，我此生都心存感激。
1966年5月下旬，就在大家努力准备高考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突然到来，人们始料不及。在大家还不清楚状况的时候，造反派、红卫兵已经成立了革命造反队，“揪斗”反动技术权威、走资派。其实就是揪着学校里的领导和专业水平高的老师，让他们站在一个高台上，显眼的地方，接受批斗和谩骂。教学楼，图书馆，校长办公室接连被砸，学校顷刻间一片混乱，无人管理，不再是读书的地方。在档案室，我第一次看到每个同学的档案袋上面，除了名字，还有个醒目的数字，从“1”到“4”各不同。
大约两年后，我才了解到，这四个编号代表了政治审查的结果。政治审查的结果决定每一位学生能上什么大学，能不能上大学。而其审查依据并非个人表现或学习成绩，而是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来决定一个学生的前途。
档案袋上的数字（1），“可录取机密专业”，代表此人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类似如今的官二代），优先进入好的大学和国家安全机密单位。（2），“可录取一般专业”，表示工人，贫农和下中农，这些人可以进入普通单位和大学。而对于出身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学生，或者家长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或有海外关系，尤其是有港澳台关系的学生，基本上为（4），“不宜录取”或（3），降格录取”。张时伟和张一贵的档案袋上面都是“（4）”，所以，无论他们的成绩有多么优秀，也没有学校敢录取。这样的录取标准不仅在大学录取时采用，初中升高中也一样。从1958年“成分论”开始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8年期间，全国遭到“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初高中毕业生究竟有多少，实难想象。
文革开始，我被就地免去团内职务，并被限制参加红卫兵和革命造反队，一时间我也被划分到了父亲的阶级层面—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回想起十年来我在学校的积极表现，以为只要信守毛泽东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可以让我摆脱家庭出身的缺陷，但幻想终究化为泡影，如我这样被欺骗的人们还有千千万万，无法计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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