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曾给彭四个字“傲上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都占全了。（网络图片）
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诲，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最最有名的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你彭老总啊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都占全了，能有好下场吗？
李钟奇中将殴打彭德怀是事出有因。他在1958年彭所领导的军中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吃了不少苦头，被降级降职，文革中，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报仇。
王紫峰中将则是因为在“抗美援朝”期间，由于部队行动迟缓延误战机而遭到彭的严厉斥责。彭德怀当时就认出了这个王紫峰，骂道：
“我认得你，你在朝鲜战场上是个怕死鬼，我是差点没有枪毙你，我当年应该毙了你！”
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些纠结，有的有是非对错之分，有的也很难说谁对谁错。但在政治运动中所产生的“纠结”就不能轻飘飘地说是“纠结”，或是“梁子”了，那关系到身家性命，甚至子孙后代，所以只能说是“恩仇”，不是“快意江湖恩仇”，而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恩仇”，很少有人能潇洒得起来。
建国后的无数的政治运动在无数人与人之间播下了无数的恩仇。“仇恨在心要发芽”，下一次运动一来就发芽了。即使下一次不发芽，只要政治运动不死绝，也总有一天要发芽的。
也并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由老人家直接发动的，也有许多是单位的、部门的、地方的运动。当年彭德怀在军内大反教条主义的运动，当然先是有老人家的先导因素在内，他要彭德怀注意苏联发生的朱可夫事件，彭德怀会错了表情，发动了军内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彭在运动中的主导与原创的成分也很不小。
李钟奇在那次运动中挨处分、降级，也肯定是蒙冤受屈了。除了李外，遭受打击迫害的也数以千计，军队高层中如刘伯承元帅、粟裕大将、萧克上将、李达上将、郭天民上将等。特别一提的是蔡铁根大校，他才是挨整最惨的，李钟奇远不是最惨的。但李中将在文革中受到重用，而其它的人几乎都没有当过文革积极份子。
王紫峰这件事就更难说得清了。也许他真是一个逃兵、一个怕死鬼，也许他并不是，而是彭总误会了，或是苛厉了，彭总犯了官僚主义了。这件事我们说不清，但总有人说得清。
彭在得势时，对上级不买账，对同僚和下级都很凶。林彪曾给他四个字“傲上慢下”，可谓确评。
当年的三国英豪中，关公傲上却不慢下；张飞慢下却不傲上。关公傲上，不听诸葛亮的教诲，结果败走麦城，被孙权割了脑袋；张飞慢下，随意鞭打士卒，结果被部将割了脑袋。这两个三国最最有名的名将的结局都是由于他们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你说你彭老总啊既傲上，又慢下，为将的两个致命缺点都占全了，能有好下场吗？
文革给无数“挟仇寻衅”的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所谓“动员群众”，一部分“群众”就是这样被动员起来的。其实也不用动员，他们自己就起来了。所以这个文革才热闹、才诡异、才无道理，所以才是“浩劫”，才是“绞肉机”。
文革给无数人创造了一个寻衅闹事、挟嫌报仇的机会。（网络图片）
在李中将与王中将看来，当年挨批评时不是不报，是时候不到；今日不报，更待何时。于是他们就大打出手了。
许光达至所以被整得最惨，也是因为专案组的那几个人都曾经是他的手下，又都挨过他的批。专案组组长，就是装甲兵保卫部的一位副部长，往日没少挨批。在审讯时捏紧拳头带头朝许光达当胸一拳。专案组那个姓都的，姓党的，都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大块头，边打边骂：“你过去说我是小贝利亚，老子今天就打你这个老家伙！”
也不知道这又是怎样的一段是非恩怨了。都、党二人轮番作战，直打得许光达口中的鲜血顺着嘴角往外流。他们享受了“报仇雪恨”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对敌斗争坚决的赞誉，后来还都升了官。
所以有人分析，文革是官民矛盾的爆发，毛泽东是站在小官、小民的立场上带领他们去发动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
老实说，这样说法等同于放屁。
当年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知道什么是官僚主义吗，他们知道蒋南翔、刘冰、艾知生——有多少官僚主义吗？可是他们一轰而起。
李钟奇、王紫峰、姓都的，姓党的，都不是小官，都是大官，但是他们比起彭德怀、许光达来当然是小官，他们可能知道彭、许有官僚主义，可是他们反对的也并不是彭、许的官僚主义，他们是奔着报仇雪恨去的。
于是真诚纯洁且幼稚天真的大学生与中学生，与姓李的姓王的姓都的姓党的，都一起被利用了，一齐起来紧跟伟大领袖搞文化大革命了。
这里能有什么“反对官僚主义”的合理内核？你根本就找不到。
编后：这是共产党残暴杀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讲义气的又一例证.....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