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民主墙 (网络图片)
1978年至1979年间出现的西单民主墙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其宣传民主化的短暂自由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1979年，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点名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随即被捕，判刑15年，西单民主墙亦遭取缔。前《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2006年撰写的《人民日报，叫一声同志太沉重》系列报史札记，叙述了西单民主墙的由来，以及中共高层对西单民主墙的分歧。叶剑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说“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胡耀邦认为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新的觉醒”，邓小平则斥责西单民主墙“搞乱中国”。
作家章华在海外中文媒体发表文章 “西单民主墙”前后的邓小平中 写道：中共总喜欢玩“先给人点甜头，再让人吃尽苦头”的伎俩，邓小平是这方面的高手，玩得炉火纯青。
当邓在中共内部权斗中立足未稳，需要利用民间力量打击政敌的时候，他就打扮成开明、民主的形象，放任、鼓励西单民主墙的发展。一旦把华国锋赶下台，他立刻卸磨杀驴，对参与西单民主墙运动的民众大开杀戒，关的关，判的判，将反对中共极权统治、争取自由人权的声音压制下去。
“西单民主墙”的兴起
毛泽东死后不久，文革结束，中国出现了一个民间自由思想的短暂活跃期，史称“北京之春”。它发端于西单民主墙。
1978年至1979年，华国锋身兼党主席、政府总理、中央军委主席数职，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这是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不能接受的。他们利用民意，向汪东兴、华国锋等施加压力，为倒华夺权造舆论。另一方面，十年文革使中国社会濒临崩溃，民怨沸腾，中共为了度过执政危机，也需要在政治上给中国人松松绑，扩大一点自由度，以赚取民心。在这个背景下，西单民主墙应运而生。
它位于北京城西单东北角，是一道200米的灰色矮墙。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复刊号刊登了四五运动的报导和诗选，被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封。有人将该杂志一页页撕开贴到西单墙上，吸引了很多人围观。此后，大字报、小字报不断，几百米的灰墙全被贴满，层层覆盖，围观者里三层外三层，有时多达四五千人。站在里面的人高声念，外边的人边听边点头附和、议论、记笔记、照相。外国记者夹杂在人群中，忙着摄像、与中国人随意交谈。这里通宵达旦，人流不息，一时间成了全国的舆论中心。西单民主墙就这样发展起来了。
打造开明形象，利用民意倒华
一开始，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邓颖超、康克清等都对西单民主墙表示了支持。
邓小平趁着当时主管外事工作，有意为自己打造了一付“开明、民主”的形象。他针对华国锋，在讲话中总是反对权力过于集中，强调分散权力。1978年11月26日他对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1）11月27日，在会见《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时，邓小平明确表示：“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2）
消息传到西单民主墙，大约七千人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下举行庆祝集会。新华社将邓小平讲话的摘要，刊登在第二天的全国各大报刊上。据说，中共元老们还派出卫戌部队，日夜守护民主墙。一时间，出现了中共高层“倒华派”和民间自由民主派上下呼应的“蜜月期”，这在中共建政以来是少有的。
社会上有人开始称邓小平“邓大人”、“邓青天”；他作为1978年度世界风云人物，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们以为中国自由民主的春天真的来了。
昙花一现的“北京之春”
西单民主墙很快就越过了就事论事批评华国锋的范围，向反思中共历史、现状和意识形态的纵深发展，开始有了真正独立思考的声音，而不是被官方操纵和煽动的政治派系的论战。内容涉及：评价毛泽东的功过，要求言论自由，保护人权，反对独裁腐败，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呼吁警惕出现“新的独裁”等。一些外地访民甚至在街头发表演讲，申诉自己的冤情。在靠近毛泽东纪念堂的栅栏上，还出现了要求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文革的大标语。
1978年12月5日，出现了一张题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的小字报，署名“金生”，作者是北京电工魏京生。文章大胆指出，毛泽东三十年来实行的是独裁统治，人民仍然没有民主、自由。“中共在全世界建立了最美好的制度”是谎言。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途的判断是错误的。文章引起强烈关注和共鸣。
民主墙催生了民间刊物的诞生。如当时华北最有影响的《四五论坛》，青年诗人北岛、芒克等合作创办的诗刊《今天》，由一群“四五运动”受迫害者创办的《北京之春》，魏京生等人主办的《探索》等等。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全国各地至少有26个城市出版了127种民刊或大学生刊物。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子们争相传阅。
民主墙还引发了自由结社、自由集会。如，1979年1月1日，任畹町等人发起成立“中国人权同盟”，举行上万人集会，宣读、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
这些针对中共专制极权的批评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活动，引起了邓小平等中共权贵的戒惧，邓开始收敛支持民主派的言论，对于体制内和知识份子中的政治改革言论，也表现出越来越不耐烦，甚至深恶痛绝。
卸磨杀驴，“他开始了自己的独裁时代”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无论对于邓个人还是中共来说，这次会议都是重要的转折点。邓扳倒了华国锋，确立了他在中共的中心地位，他感到自己和中共已度过了危机。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对争取自由的民众变脸，重新回到政治极权、定于一尊的老路。
1979年1月18日，女工傅月华因在民主墙张贴大字报，并组织“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示威游行，被捕入狱。
3月29日，北京市发布《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告》，明令禁止言论自由。当日，魏京生等人因“反革命罪”被捕。
逮捕魏京生的第二天，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题的长篇讲话。他指责争取民主权利是“少数坏分子闹事”，是“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他斩钉截铁地宣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四项基本原则。
讲话传达到社会上，人们私下议论：邓小平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他自己的独裁时代。
不久前还被邓大力支持的民主墙和“四大”，成了大开杀戒的目标。
1979年11月，中共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
1980年9月，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取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中规定的公民拥有“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四大”权利。
紧接着，几百人奉命上街洗刷所有的大字报、小字报；上千人遭拘审、逮捕。昙花一现的“北京之春”瞬间被扼杀了。
结语
若干年后有网民评论说：“民主是邓手里的武器。他要打倒华就拿起这个武器。等华倒台了，他就又取缔了这个武器，因为他发自内心地害怕别人或人民用这个武器把他打倒。”
无数次历史教训表明，善良人向中共要自由、要人权，无异于与虎谋皮。每当中共高唱民主的时候，都是在算计着骗取民众信任，达到它自己的目的。如，延安整风、五七年“反右”是为了“引蛇出洞”，“西单民主墙”是为了铲除党内高层异己。中共的本性是不会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主动放弃专制极权的。
注释：
（1）《邓小平年谱》，第436-437页。
（2）《邓小平年谱》，第437-439页。
参考文献：
1.198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邓小平时代》（2012香港版）傅高义、冯克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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