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牛棚亲见红卫兵治死产妇(图)

前言:一天,产房出现一个第二胎分娩的产妇,因子宫颈裂伤大出血,平时遇到这种病例,应立即缝合止血。但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卫兵干将赵湍慧不会做缝合术,产妇因失血过多死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和出生三个多小时的儿子。尸体送往太平间时,产妇的母亲、丈夫等十几人哭得声嘶力竭……当时我被关在牛棚,隔着窗户看的很清楚,事后当时在现场的助产士、护士也告诉我说:“能救活的产妇死了,真令人痛心”。

中国共产党党内人士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实不然,其结果适得其反。

由以毛泽东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统治阶级,自上而下动员成千上万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的全方位的阶级斗争,其实是派系斗争、失去人性的斗争、破坏性的斗争、无耻的斗争。在此期间普遍的批斗、游街、抄家、破坏古物,破坏了生产,经济损失很大,同时也毁坏了历史等文化遗产,使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与人伦道德遭受严重损失,亦有数不清文物惨遭蹂躏。

诗云:我生之初尚无庸,我生之后逢此百凶。

请看下文是多么凶恶,不是百凶,而是千凶万凶!

一、失去人性的凶恶

前文叙述了“牛鬼蛇神”游街、批斗等情况,很多情况令人惊心动魄,这是在第一阶段的最初行动,是社会大乱的开始,从此毁坏了道德、灭绝了人性,凶恶的世人罕见,伤天害理史无前例。

1966年8月26日,游街后我服毒自杀未遂,遗留下药物性肝炎;我遭受过批斗和抄家之苦。更可悲的是家属受到连累,我唯一的儿子1955年10月19日出生,1968年11月22日被军代表栽赃、逼供以现反革命进入冤狱,开封第一监狱;儿子三年冤狱刑满,直至1974年才彻底平反。因儿子的冤案、我上访北京多次,莫名其妙地被送入劳动教养所。因是虚造罪名,我丈夫上告北京,于1974年才得以平反。以上四件灾难性悲剧,接蹱而至,我在《高洁的灵魂》一书中作了详细的叙述,并附有我两人的判决证书、平反证书、各级消毒证书等照片,此处不再赘述。

抄家是一波跟着一波,全国无处不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

有文献记载:有的人因为有亲戚在国外,被红卫兵以有“海外关系”等罪名批斗抄家,反动权威人士也难免被抄家。8月与9月,北京市共有33695户家庭被红卫兵或自称红卫兵的人员抄家。红卫兵在一个多月内获得了十万三千两(约5.7吨)黄金、三十四万五千二百两白银、5500余万人民币现金,以及613,600件古玩玉器等。在上海,仅8月23日至9月8日期间就有84,222户家庭被抄家,其中1,231户为教师或知识分子,红卫兵除获得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外,还获得了334万元美金、价值330万元人民币的其它外币、240万民国银元,以及3.7亿元的人民币现金或凭证。据1966年10月的党中央工作会议文件称,至此全国的红卫兵仅黄金就获得了一百一十八万余两(约65吨),并将这称为充公“剥削阶级”的不义之财。其实这些财物多数进入了红卫兵的个人腰包。

二、无辜进入劳动教养所

1973年7月我被判三年劳动教养。我医院革命委员会通过外科李护士长的丈夫张立顺的后门,将我送到劳动教养所径山石料场,没有宣布我的罪名,当然我也不知我犯了何罪。我被抓走之后,我丈夫四处找人了解情况。他还要每月去劳动教养所看我,那里不通汽车,他要步行十几里路,若遇到凶恶的女人周敬宜值班,她会不让我丈夫见我,而带来的食物也让女流氓们抢吃了。

我在劳教所和其他人员住在一起。这个地方关押着36个女犯人,其中多是青年女人,有34个人是因为卖淫、偷盗罪关进的,只有一个姓张的中老年女人是因言获罪,她骂厂长、书记是恶霸被定罪“反党”。一天,李风华(工人乱搞男女关系)小声告诉我说:“劳动教养,是最高的行政处分,还有公民权,只是暂时被剥夺,你让家人给干部送点礼,她就会对你好些”。

这里在押的女流氓,举止轻浮,袒胸露乳,说下流的话;可是主管女号最凶恶的干部周敬宜,却偏爱那些女流氓们。女流氓陈爱莲是给周敬宜送礼换来的大红人,她在女号中称王称霸,夺取她人的食物是经常发生的事。我们出工是砸石块,一次下工时,我饿得走不动,行动慢了,陈爱莲用砸石头的铁锤在我头上打了个疙瘩,至今我左鬓上还留有杏核大—块骨质增生的结节。

住处是很长的四间房,睡的是一个大土坑,每个人都头向外,占地面积仅能容下一人平卧,灯光暗夜间不熄,对面白墙上写着大黑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固到底,死路一条。

生活每天三顿饭,每人吃玉米面馍,一点白菜或萝卜,看不到一点油星。每十天半月或节日改善生活时,也仅是在菜碗里多了三、四片猪肉。那些女流氓们抢着吃,我拿着馍之后,先分下半块放在衣兜里、留着夜间锇了吃,也免得被她们抢走了。

我在劳动教养所径山石料劳教场那里住了13个月后,医院把我接回去了,革命委员会什么也没谈,要我正常上班,我没有同意。我去公安局问个说法,为什么判我劳动教养三年,才知道原来是因为给未婚女人打胎(当时各医院都设有计划生育门诊,有专人主管人工流产,说明人流合法化了)。公安局给我一个证明上面写着“打胎构不成违法”。不久后,在我整理退回告状的材料时,见周恩来办公室批示说:“这位妇产科大夫如果是女性,放人”,这时我才明白,医院军代表抓我的报告写的是:“我强奸妇女致怀孕,人工流产消灭罪证”。

我是个女人,怎么可能强奸妇女致怀孕?这个罪名太荒唐了,肯定是有坏人造谣。从此我天天找公安局张局长说理,要求处理造谣人,一天他拍着桌子说:“这个军代表无端的找麻烦,让公安局为难……”因此事无法处理,很快我被调到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要我1974年4月上班,接管妇科病区。那里没有产科,我也不想干产科,因为妇产科太容易被捏造事故,风险太大,我决定改行治疗妇女生殖细胞癌,走上了一条坦荡的道路。


高耀洁从劳教场回家后与丈夫合影

三、如狼似虎的两个队

1968年秋,工人宣传队进驻我们医院,欢迎大会要求全体职工参加,革委会主任谢梦谦(在文革深挖阶级敌人时期,他卧轨自杀身亡)和工宣队负责人(我已记不清他的姓名)在大会上大讲毛泽东比爹娘还亲,歌唱毛泽东,“只有共产党给我们希望……”。

大会开了一个多小时,临散会时,工宣队员李修武扬起皮鞭在我身上毒打,美其名曰给“牛鬼蛇神”一个眼色看,把我打翻在地。皮鞭把我的衣服打烂了多处,在我背上、臀部、大腿多处留下一条又一条的青紫血状癍痕……这是我永生难以忘记的事件。

医院工宣队由郑州市纺织机械设备厂的工人组成,是一群耀武扬威、无知、无法、缺德的无赖,他们只知道为个人谋利益,把他们的关系人(农村的助产士)调到大学附属医院当大夫。这些人没有中专文化,却胆敢对中医学院工农兵大学生胡说八道地讲课。

例如,有一次学生张学友问我:“高老师,妇女带避孕环怀孕,生下的婴儿发现避孕环长在小孩的腿上……”一会她又说:“避孕环如果长在脸上更麻烦了”。我听了很奇怪,我问她谁告诉你的。张学友说:“田大夫在讲课时说的,她说‘这个事例是她处理的’”。我们同学们听了觉得很可怕,今后我们工作了,要遇见这样的病例怎么办呢?

我听了之后哭笑不得,这真是无知者在开玩笑、说笑话。

我立即告诉同学们,妇女怀孕早期,胎儿从三个胚层开始发育,如果在子宫腔内接触了避孕环、即造成自然流产,避孕环不可能进入胎包内,绝不会长在胎儿身上;若避孕环体积小或位置不正,有的妇女带避孕环怀孕,分娩时避孕环会随胎盘排出,这是科学,你们放心吧!你们永远也不可能遇到你问的这样的病例。

更可悲的是军宣队进驻我们医院。他们是支左派的主力军,他们狠抓政治思想,从军宣队入驻医院后,每晚政治学习开始必须先唱毛主席的赞歌,例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千好万好没有社会主义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是中国的大救星”、“毛主席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等歌曲。

医疗业务上搞的一塌糊涂。许多护士改职为大夫,给她处方权。他们没有医疗知识技术,完全是应付病人,医疗质量严重地降低,大小医疗事故多不胜数……

一天,产房出现一个第二胎分娩的产妇,因子宫颈裂伤大出血,平时遇到这种病例,应立即缝合止血。但在这个非常时期,红卫兵干将赵湍慧不会做缝合术,产妇因失血过多死亡,留下一岁多的女儿和出生三个多小时的儿子。尸体送往太平间时,产妇的母亲、丈夫等十几人哭得声嘶力竭……当时我被关在牛棚,隔着窗户看的很清楚,事后当时在现场的助产士、护士也告诉我说:“能救活的产妇死了,真令人痛心”。次日军宣队负责人姓龙的还表扬妇产科抢救产妇及时,很辛苦。真是没有人性!

1966年12月,毛泽东又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上山下乡,从此知识青年下乡的运动开始,又毁怀了一批青年人的前途。

四、史无前例的红卫兵

有文献记载:由于得到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支持,之前各级政府党委试图控制局面的措施反而可能被视为镇压革命,于是对于红卫兵的管制全面撤销。有大量“革命师生”从红卫兵身份从各地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闹“革命”。

8月18日至11月期间,毛泽东、林彪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共8次,总计超过1100万红卫兵,并且由红卫兵代表为其佩戴红色袖章,成为全面支持红卫兵活动的最有力表示。从此全国彻底进入混乱状态,红卫兵四处串联并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标语,开会演说辩论。还出现两派红卫兵的斗争,由文斗变成武斗,双方都出现人身伤害,甚至致人死亡。

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外地师生来京观摩文革运动者,交通费与生活费由中央财政补助,此前就已经开始的大串联达到高潮。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同时进入武斗高潮。红卫兵具体死了多少人无文字记载,中国红卫兵墓园很多,只有重庆红卫兵墓园保存完好。

红卫兵不但在国内四处流窜,扰乱社会稳定,有些年轻的红卫兵还跑出国外。2007年3月我来美国领奖时,遇到一个的士司机。他是河南开封人,我问他你几时来到美国。司机说:“1967年10月红卫兵串连时,我们在北京受到毛泽东等接见。我们十几个人回家时走错了路,本来应该乘向南开的火车,我们坐上向北的火车,等现时己到外蒙古国了”。

“我们这伙人全是初中生,最大的15岁、最小的12岁,我13岁。因言语不通,天气很冷,我们进入了运货的火车内避寒,后来全睡着了。待醒来时发现已到苏联,我们怕当地抓人,于是四处躲藏。这时,我们自带的干粮也吃完了,也没钱买回家的车票。我们开始流浪乞食、偷食,成了难民,到处流浪。很多人因此生病、死亡,经过阿富汗等国到加拿大时,只剩下5个人还活着。那时我己17岁,为了吃饭我给停车场洗车。后来我学会开车,赚了钱我买了的士,自己经营赚钱多了,娶了个中国妻子。她是不识字的难民,生了两个孩子,现在大儿子己大学毕业了,现在我家的生活还不错。”

这个例子说明当年红卫兵的乱跑造成很多悲剧。这个司机有幸生存下来了,而他的多数同伴在这次行动中已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事实是非常悲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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