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早就宣告了自己“坐稳奴才位置”。（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1月4日讯】本文所指的政商勾结，并非一般的官商勾结，政，是指政权，这里当然是指中共的红色政权。
近日，从广州开始，中共公安与腾讯等单位签发了中国首张微信身份证，官方声称，有了微信身份证后，用“网证”即可办理政务、住宿、车票等业务。预计今年1月，微信身份证将推向全国。
身份证要出网络版，确是前所未有，特别是监控本已无所不在的中国大陆，办理业务的“方便”功能只是表面，真实目的当然是中共当局要利用最新数字技术对国民进行更严厉的监控。事实上，这是一场不同寻常的“政商”勾结。不但谋财，而且害命。
我们先看看最近再次备受关注的微信审查和监控争议。
大陆汽车业巨子李书福，在2018年首日公开质疑：“马化腾肯定天天在看我们的微信”，腾讯随后否认。对此，网民自有话说，没有人会相信腾讯说的。因为众所周知，中共网络审查机构时刻都能在幕后监看每位微信用户的私人讯息。
举个例子，据自由亚洲1月3日的报导，中共当局针对网络信息的审查监控日趋升级。上海维权人士陈建芳上周连续3天申请4个微信新号，但均遭“阵亡”。最短记录，帐号只“存活”了约两小时。另一上海维权人士徐佩玲对记者表示，当地警方曾声称，对他们这些“重点人物”进行“全程监控”：微信上面随便发什么东西，发每一条信息他们都清清楚楚。
多年来，中国网民一直批评腾讯和中共合作出卖许多民主及维权人士、法轮功学员。腾讯所有破坏言论自由的案子，都涉及向中共国安出卖用户数据，监控用户对话。从QQ到后来的微信，上边保留的聊天记录均被作为定性判罪的依据。
不少坚守国内的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被抓捕、关押，在黑窝里饱受摧残甚至伤病至死，电话、QQ、微信等遭监控，或是直接被腾讯主动报告当局，是其中一个原因。
公开报导显示，早在2011年7月19日，当时控制国安和政法系统的周永康曾亲自到访腾讯，要求加强管理网络。中共国安随即迅速介入腾讯公司通讯数据业务，进行数据过滤和监控。周永康之后，只要还是中共在，网络监控只有更厉害，恶政只有更恶。
有人认为，在中共当局的淫威下，腾讯为了生存才会“配合”当局打压正义民众。但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配合”的问题。
早有消息说，腾讯的QQ、微信系统前身最早是由中共国安系统开发的，其后作为一盘生意转给了腾讯的马化腾。该套系统开发的源代码本身就被国安系统掌握。
笔者去年在一篇文章（〈陈葵任命被质疑引发的内幕思考〉）中披露，中共国内国外的各类企业中，不少高管本身就兼有总参、国安或公安情报人员隐秘身份，这类人一日进入狼窝，终生会是中共的内线。腾讯的高层到底是什么人，不得而知。
一般人都知道，腾讯这样的民营互联网科技公司与中共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即便其股权构成变化，成为所谓“外企”。从当局可以将身份证网络版这类业务交付腾讯，两者的关系可见一斑。
2016年5月3日，本人曾在《看中国》发表过一篇文章（〈中共计划入股腾讯的非一般内情〉），质疑中共计划入股腾讯别有内情。
当时据《华尔街日报》消息，指负责中共互联网及传媒的监管机构，将会透过购入“特别管理层持股”，令政府可以委派代表进入主要网络公司担任董事，以更直接影响互联网审查。据说，中共中央已计划购入腾讯、百度及网易等主要互联网公司约1%的股权。
在该文中，笔者曾批评腾讯是“帮凶”，在配合中共打压人权中冲在前线。文章提到腾讯的“奴才价值观”，即：绝不触犯企业高压线。说明腾讯在其立企之本中就宣告了“坐稳奴才位置”。
文章还对2014年起喧嚣一时的中共国企搞“混合所有制经济”，腾讯能获准介入首宗交易表示不解。当年5月21日，中共国资委批准首宗“混合制”——中国四维向腾讯公司转让股权，腾讯以民资入股四维图新成为第二大股东。
当时我就质疑当中涉及利益输送或政治配合。
腾讯过去就曝出与权贵的利益输送丑闻。与周永康有淫乱关系的“公共情妇”汤灿，由周亲自介绍，并经江泽民的侄女从中牵线，于2011年4月与马化腾见面，之后汤灿就被腾讯慈善基金会聘为形象代言人，年代言费3,000万元。这一合作在2011年8月8日由中共喉舌《新华网》高调发布，直到汤灿“失踪”才尴尬收场。
现在从与当局合作搞微信身份证这一敏感业务看来，腾讯，并非只是中共权贵的“钱袋”和棋子这么简单，可能本身就与中共一脉相承，是暗里的一只迫害人权的黑手。故此，它才不但会谋大众的财，还会害敢于冲破中共网络封锁的正义民众的命。
（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完这篇文章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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