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疾人总数8千5百万,大街上为何少见到(图)


2015年,上海街道上一位出行的残疾人士。(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7年12月12日讯】根据中国残联的推算,截止2010年底,中国残疾人总人数8502万人。

数量如此庞大,为什么在我们的大街上,很少看到残疾人?

他们;;“不适合;;”出门

2015年,英国青年詹姆斯・巴拉迪决定来中国旅行。巴拉迪虽然一直坐轮椅,但之前的环球旅行都很顺利,直到他来了中国。

在前往北京的通宵火车上,詹姆斯很兴奋,一眼望去全是平原,不用整天爬上爬下。而当他真的下了车,走进中国的大城市里,才发现这里的无障碍设施基本都是花架子,极不便利。

比如,街道两旁都竖着防止攀爬的铁柱子,只有走天桥和地下通道,而詹姆斯只遇到两种升降梯:一种是完全坏的,另一种根本找不到打开的钥匙。是花45分钟绕远路,还是跟着人群闯过马路,无奈詹姆斯只能选择后者——在匆匆人流中一边疯狂地转动车轮,一边躲避行人的胳膊肘。

不要说大马路,即便是医院这样的特殊场所,无障碍设施也令人堪忧。

2015年,在一线城市深圳,当地一家公益机构做了份《深圳市福田区医院无障碍环境调查报告》,发现深圳福田区19家医院的无障碍设施没有一家是合格的。

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发达,公共设施也建了,但实用性依然低,根本不能全面地照顾到残疾人。

2001年,全国才开始大面积地铺设盲道。如今看来,这盲道堪比通关游戏,什么关卡都有,燃气管道、路牌标语和掀开的井盖,电话亭、路墩子和机动车,就是没有见过1730万盲人中的一个。

黄色的瓷砖和凸起的纹路,变成了盲道设计师眼里的一种装饰。他们忘了,多拐一个弯,对盲人来说却有可能变成迷宫;坡道角度只增大了五六度,但对坐轮椅的肢残人来说,可能变成高墙。

很多人说,盲道不行,不还有导盲犬

按国际导盲犬联盟制定的标准,每100个视障人士就应配备一只导盲犬。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应该有近17万只导盲犬供盲人使用。但过去12年,累计只培训出100多只导盲犬,数量甚至远低于国宝大熊猫。因为导盲犬的培养成本非常高,培养一只导盲犬至少需要18个月,花费近12万元。

但好消息是,是导盲犬培训机构是完全的社会公益机构,视障人士申领导盲犬在中国是免费的,除了来往导盲犬基地的交通费、导盲鞍等器具费之外,不用任何费用。导盲犬是公益组织是昂贵的爱心,而便宜实用的盲道才是更好的选择。

即便是千辛万苦领养了导盲犬,现实也会给你迎头一击。想必你一定看过公交、地铁不让导盲犬上车的新闻,很多人担心早高峰人流大、公共交通内部空间狭小,很可能会因为狗的天性,对周围的乘客发起攻击。导盲犬真的危险吗?

导盲犬是工作犬中要求最高的,同为工作犬,挑选时导盲犬是第一位,之后再是警犬、搜救犬等等。最常见的品种为拉布拉多、黄金猎犬或是有计划育种而交配的,如导盲犬;;“黄金拉不拉多;;”。导盲犬的来源绝大多数为导盲犬学校出生,有优良血统的幼犬,无任何遗传疾病,其八代之内不能有攻击人类的记录,因为他们是工作犬,为人类安全及训练成本考量。

导盲犬曾经是可以上地铁的。2008年残奥会期间,为保证外国运动员携带的导盲犬可以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专门出台了一份公告,允许导盲犬随盲人出入所有比赛场馆、竞赛场和公共场所。

那时候,盲人运动员的导盲犬都会领一张;;“临时身份证;;”,上地铁公交。2008年后,;;“临时身份证;;”失效了,有证,也不一定能上地铁。

2014年,盲人调音师陈燕在微博曝光了自己的遭遇。她有残疾人证,她的导盲犬;;“珍妮;;”有动检证和工作证,证件这么齐全,成都地铁依然要求她出示;;“导盲犬出生证、领养证以及驯养证;;”,和珍妮生活了3年的陈燕压根就没听说过这些证件,地铁最终以;;“禁止猫狗宠物;;”的理由拒载了她。

盲人乘坐公交和地铁是免费的,但这个福利享受起来并不舒服,;;“导盲犬遭拒;;”依然不断出现在我们的新闻中,与此同时,更多的盲人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

因残疾致穷

在大街上,其实你也可以见到残疾人,多数是乞讨的人。

残疾人更容易深陷贫穷,这点在逻辑上并不难理解。因为身体上的缺陷,找工作明显处于劣势,能选择的往往是一些低薪且无保障的工作。

贫穷不只是残疾的结果,也可能是残疾的原因。

从致残原因来看,中国的交通事故估计造成了超过150万成年人残疾,其中更多的是低学历者、低技术岗位从业者、低收入者。其中,有46%的人文化程度没有超过小学,家庭成员人均年收入不过4390元。

虽然生活在城市里的有钱人相对穷人来说面临车祸的风险更大,但后者却在车祸后有着更高的致残率。

这种反差并不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穷人在马路上有可能是路人、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的人。同时,本身经济能力有限,交通事故后也更不太可能接受高质量的治疗和恢复训练,很可能造成后续的永久性伤害,无法胜任普通人的工作。

这就形成了一个贫穷与残疾的恶性循环。

虽然我们有医保,对残疾人有补助,也有像新农合一样专门针对农村人口的补贴,但这些都实在是太少了,既不能帮助他们付完医药费、减轻债务负担,也不能弥补他们残疾带来的收入损失。

2013年,城镇地区,没有工作的残疾人41.6%靠家里人养活,其次是领取政府补助的基本生活费,有28.2%。而在农村,靠家庭供养的占68.5%,领低保的只占到15.3%。

虽然中国能够在残奥会勇夺头筹,但落后的残障服务设施却让人很难骄傲地说,这个社会对残疾人是友好的。从全国平均水平看,很少甚至从不参加社区文化、体育活动的残疾人占到了91.9%。

除了身体的康复,残疾人要想尽可能回归正常生活,还需要接受多方面的心理治疗。不能重新开始正常的社会生活,还有很大程度上的原因来自社会歧视和自卑抑郁造成的心理问题。

但是中国残疾人中,75%生活在贫穷的农村地区,在这里,医疗资源贫乏,更不用说还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心理治疗了。2013年,残疾人接受康复治疗服务的比例仅为58.3%,在农村这个比例只有56.1%。接受了心理疏导的残疾人比例只有13.9%。

即使想治疗,但有囿于眼界与生活环境,他们也不知道自己该选择什么样的康复器材和心理咨询服务。没有社会主动积极的帮助,仅仅是经济的困窘,就足以把他们的生活压垮了。

统计数据的秘密

1987年冬天的一个清晨,站在北京街头的马纯(音)崩溃了。因为一次工作失误,她失去了右脚的脚趾,从此走路困难。工厂裁员时,厂领导告诉她,如果她能拿到残疾人证就不会下岗。

然而当地的残联机构却告诉她:根据国家标准,切掉一个右脚脚趾并不算残疾。

因为按1987年出台的五类《残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保留足跟而失去足的前半部者;;”不属于肢体残疾范围。2011年出台的《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也明文规定;;“双脚前掌缺失;;”才属于肢体残疾。

最终失去工作的马纯愤怒又无奈,她无法理解的是,在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残疾标准;;”关乎着全中国残疾人总数量,因此它不仅仅是一个生理学问题,更掺杂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脸面。

1981年,国际康复协会的诺曼・艾顿在一次演讲中公开提出的:残疾人占世界人口的10%。

6年后,中国启动了第一次残疾人调查,被艾顿这个;;“10%;;”折腾坏了。1987年的《残疾标准》是和第一次全国规模的残疾人口抽查配套实施的,也就是说,《标准》既随着抽查数据而调整,又用来指导抽查的进行。

你也许会问:为什么标准要随着数据而调整?难道不是划定好标准之后才能进行严谨统计吗?

为了让中国人看起来更;;“健康;;”,更符合国际卫生组织的预期,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在正式的大规模抽查之前,调查组做了一次试点,结果得到了13%的数据,足足高出了3个百分点。因此,在正式调查中,调查组决定让各级公立医院的医生护士都参与到其中,而且把试点所使用的调查问卷做了更为严密的扩充、限定,以提高统计的;;“科学性;;”。

最终的正式结果更让人不安:4.9%。调查组只好又想了一个办法:请了几位外国专家来检查调查的方法和过程。直到2006年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得出了一个;;“符合国际普遍规律;;”的数字——6.34%。

无语的是,后来诺曼・艾顿也承认了,他的;;“10%残疾人;;”并不是一个准确的统计结果,在他眼里,这么高的比例,才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艾顿的任性,害苦了调查小组,更害惨了中国的残疾人。

2014年中国教育部曾发布了一项计划,到2016年底至少确保90%视觉、听觉有障碍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同时高校不得因为残疾拒绝他们进入校园。但偏偏在2016年7月,在河南洛阳,有位叫宋奕辰的考生因高考体检出;;“轻度视觉异常;;”(俗称色弱),而被天津中医药大学退档。

宋奕辰视力只有0.04,被判定为视力残疾三级。但色弱检测表并不适用于0.15以下的视力,平时他需要借助灯光和放大镜看书,但辨别色彩并没有问题。

最终因为高考体检报告标准的疏漏,只是重度近视的宋奕辰变成了;;“色弱;;”。而天津中医药大学抠着体检报告的字眼说,我们不是歧视残疾人,但宋奕辰是色弱,不符合招生标准,最终将之拒之门外。

高等教育对残疾人的歧视只是冰山一角,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们就开始了超级hard模式。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统计,截止2012年,超过9万残疾儿童上不了学,2008年至2012年间,仅有35000名残疾人进入高等院校,占普通大学生比例0.5%不到。

在大街上看不到残疾人,是因为他们还生活在无边的黑夜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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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丹迪,庄帆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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