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未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
日军日记和战报中的国军将士
“从日军留下的尸体搜到的日记里,日寇官兵都惊叹:‘没想到中国兵会这样顽强。’‘我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一直没见到有一个中国兵投降。’‘大本营的将军们灭亡中国的设想,只能是可笑的幻梦。’‘中国这个民族绝对不可能征服。’‘我们回国的希望十分渺茫。’”(《在宋美龄身边的日子》P121)
(编按:田家镇要塞之战)武汉的第三道防线的标志点是黄石和九江之间的田家镇。……日军以海陆空向其猛攻,每日以飞机投弹千枚以上,炮击五百余次。田家镇坚如磐石……日军苦攻田家镇二十八个昼夜,死伤近万人。打到9月28日,日军拼上了性命,海、陆、空主力全出,飞机投重磅炸弹数千枚,国民党军的海军工事和炮兵阵地全毁。日军仍空炸不停,弹如雨下。日军多路进攻,国民党军无论官兵无一退却,直至全部战死。其壮烈情景,连日军战报也载:“全部守军顽强抵抗到最后,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为敌人,睹其惨烈之状也将为之感叹。曾使翻译劝其投降,应者绝无。”(《二十世纪中国纪实》)
无法忘却的徐蚌会战
宝善十八岁读高中时,日本人已经快要打到广州了,不顾父亲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报考中央陆军官校,考取了,跟其他几个同学从广州沿着溪谷,翻山越岭,一路徒步,足足走了两个多月,走到贵州独山。到了独山之后,这满腔报国热情的青年人才发现,报国的开始就是在荒山里建营房。上山伐木,从山上把巨大的木头扛下来,盖教室、宿舍。没有米,他们就走三十公里的山路,去扛米,如同劳役营一样的艰苦。一九四二年,坚持下来的宝善成为正式的军校十七期毕业生。蒋委员长发给每一个毕业生一把剑,上面写着“成功成仁”四个字。
陈宝善开始和日军作战,在枪林弹雨中实践他的爱国抱负。抗日战争之后,国共内战爆发,他从山东的战场打到徐蚌会战。碾庄被包围时,天寒地冻,伤兵遍野,他自己也受伤了。
这就是五十五万国军被“歼灭”的战役。陈宝善带着伤,辗转到南京,然后是广州,最后是香港。在调景岭,那么多年之后,他还会跟你说: 这几十年来,我一幕幕回想,真是作梦也没想到,我们会落败到这种程度!我们在徐蚌会战以前一直都没打败仗的……他们的训练不如我们,补给也不好。我轻视他们,我会以一个营打他们的一个兵团二万多人……我们仗打得很好,为什么会跑到香港来呢?(《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78)
草席裹尸酹壮志 黄埔毕业生的遗书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一日,解放军的士兵踩着大步进入沈阳。三年前苏军当众奸杀妇人的沈阳火车站前,几乎是同一个地点,现在地上有一个草席盖着的尸体,尸体旁地面上草草写着一片白色粉笔字: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这次战役,我没有看见一个高级将领殉职,我相信杜聿明一直在东北,局面不会搞得如此糟。陈诚在沈阳,也不会弃城逃走。所以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2)
我是军校十七期毕业生,祖籍湖南,姓王……现在我要自杀,给沈阳市民看,给共产党看,国军中仍有忠烈之士。
整编七十四师孟良崮之殇
国军中,当然有“忠烈之士”。譬如说,抗日战争中几乎没有一场重大战役没有打过的“王牌将军”张灵甫,一九四七年被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是的,台北有临沂街,它跟济南路交叉。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美式的火炮钢管发烫,需水冷却,才能发射,士兵试图以自己的尿水来浇,但是严重脱水,人已经无尿。伤亡殆尽,在最后的时刻里,张灵甫给妻子写下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3)
整编七十四师深陷于荒凉的石头山洞中,粮食断绝,滴水不存。
绞心的疑问:仗,是不是都白打了?
国军经过的村落,多半是空城,人民全部“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十八军军长杨柏涛被俘虏后,在被押往后方的路上,看见一个不可思议的景象。同样的路,他曾经带领大军经过,那时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路上空无一人,荒凉而肃杀。这时却见炊烟处处、人声鼎沸,大卡车呼啸而过,满载宰好的猪,显然是去慰劳前线共军的。他很震撼:
通过村庄看见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有的在一堆聊天说笑,有的围着一个锅台烧饭,有的同槽喂牲口,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我们这些国民党将领,只有当了俘虏,才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场面。
连长林精武在负伤逃亡的路上,看见几百辆独轮车,民工推着走,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穷人要翻身,解放军胜利了就可以分到田。很多农民带着对土地的渴望,加入战争。
被俘的军长和逃亡的连长,一路上看在眼里的是国军弟兄无人慰藉、无人收拾的尸体。两人心中有一样的绞心的疑问: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前线士兵再怎么英勇,仗,是不是都白打了?(《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39)
拦车边流泪边骂的国军军官
傅作义守卫北平的国军,放下了武器。
十天后,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城。街上满满的群众,夹道两旁。这群众,大多数是梁实秋笔下的“北平人”,也有很多溃散了的国军官兵。柏杨、聂华苓这样的人,冷冷地看着历史的舞台,心中充满不安。年轻的大学生却以“壶浆箪食,以迎王师”的青春喜悦欢迎解放,乘着还没来得及涂掉国徽的国军十轮大卡车,在解放军车队里放开喉咙唱歌。
突然有个国军少校军官冲出群众的行列,拦下卡车,一把抓住驾驶座上的两个大学生,边骂边泪流满面:“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大学生,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当我们在战地吃杂粮的时候,你们吃什么?雪白的大米、雪白的面粉、肥肉。可是,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今天还这个样子忘恩负义,上天会报应的,不要认为会放过你们。”(《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46)
叫化子军?从血河里爬出的七十军
和七十军肩负同样的任务,走过同样的八年血战、南奔北走,穿着同样的国军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样在横空巨浪里翻越险恶的台湾海峡,五十二军的士兵,却是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刘玉章的回忆录里:
船过台湾海峡时,风急浪大,官兵多数晕船,甚至有晕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师祈祷,举行海葬礼……
忆前在越南接收时,因战争影响,工厂关闭,无数工人失业,无以为生,曾有数百人投效本师。是以越南终年炎热,人民从未受过严寒之苦。本师开往东北,时已入冬,御寒服装未备,又在日益寒冷之前进途中,致越籍兵士,冻死者竟达十数人之多,心中虽感不忍,亦只徒唤奈何。
刘玉章充满不忍的文字告诉我的是,啊,原来习惯在陆地上作战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数会晕船,而且晕船严重时,也许原有的疾病并发,是可以致死的;原来一个一个的士兵,各自来自东西南北,水土不服,严寒或酷暑,都可能将他们折磨到死。(《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79)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以上皆为网络图片)
“林先生,”我问,“台湾现在一提到七十军,就说他们穿草鞋、背雨伞、破烂不堪,是乞丐军──您怎么说?”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头挺胸,眼睛坦荡荡地看着我,“我们看起来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时候,我们的棉衣里还满满是蝨子,头发里也是。”
我也看着他,这个十八岁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经八十三岁,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特别直率的“正气”。
“我们是叫化子军,”他说,“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七十军,在到达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从血河里爬出来的?你知不知道,我们从宁波出发前,才在战火中急行军了好几百公里,穿着磨破了的草鞋?”(《大江大河一九四九》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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