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没有“党领导一切”只有“人民最大”(图)

台湾自由广场(Adobe Stock)

【看中国2017年11月20日讯】宋楚瑜说，中华民国的理想就是“天大地大，人民最大”。大陆的歌唱到：“唱只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这显然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前者是蔚蓝色的文明价值观，后者是土黄色的丛林价值观。丛林价值观深藏在道家始祖老子的书中。郭店本《老子》和帛书《老子》都是是“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前三大都是虚的，唯有王大是实实在在的，尊君昭然。难怪帝王喜欢老子。在老子那里，民是“刍狗”贱货，上不了正席，不可能有民大！当然，古儒就在摆脱原始的丛林价值观，提出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民大”思想，只是这个“民大”没有具体的民主制方案，无法落实兑现。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今中国大陆竟然变成了“党酋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即：党最大，国家为轻，人民更轻；显然偏离了古儒路线，彻底回归了丛林价值观。茅于轼说：“国家的利益要服从人民的利益，绝不许叫人民为空洞的国家利益去牺牲。”人民最大，人民为重，国家为轻，政党更轻。假如连这最基本的顺序都弄颠倒了，还侈谈什么“建设现代化”！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民主必然代替专制，竞选必然代替指定，自由必然代替禁评，这是任何党酋都阻挡不了的！

一、中华民国的“人民最大”理念

民主的根本出发点是人人平等，因此，由人组成的各政党也是平等的。政党平等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政党是独立的社会团体法人，政党之间互不隶属，彼此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一个民主的政党，必然是一个接受公民选择与批判的政党，必然是一个平等对待其它政党而排除自己专政的政党。任何党派不得在宪法中规定本党对他党和对社会的领导权。

《中华民国宪法》是以人人平等的普世价值为基石的文明宪法。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无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民国宪法没有规定谁是领导党。太棒了！也就是说：民国宪法弘扬的是“主权在民”的人民最大原则和人人平等、阶级平等、党派平等的平等原则。政治权力产生于“平等”，只能以“平等的原则”平等地获得；暴力抢夺、霸占并以“宪法”的形式永久垄断权力则违背了“平等的原则”。1949后的宪法鼓吹是阶级特权——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党派特权——CCP领导人民，从而否定了主权在民的“人民最大”原则，导致“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马屁泛滥。所以，国人有必要了解“人民最大”原则。

“人民最大”原则的内容有：1。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享有国家的主权，人民通过其代表制定宪法和法律。2。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人民是至高无上的；所以，人民高于政府，高于任何党派。政府和党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不是目的，更不是神，不可能永远伟大光荣正确。人民有反政府权和更换政府的权利，人民有反党的权利，人民有选择、抛弃执政党的权利。

国民党政要吴敦义说，“我始终相信，人民最大”。2008年3月22日国民党主席吴伯雄说：“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只有人民手上的选票最大！”2008年5月27日吴伯雄率领国民党访问团在南京中山陵举行了谒陵仪式，随后挥毫题词：“天下为公，人民最大”。孙中山生前多次题词“天下为公”。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与美国林肯总统演说中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相通。孙中山曾解释道：“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可见，民主政治就是天下为公（即公平正义）、人民做主、人民优先的政治；就是让政治回归到最素朴的民主轨道——of people（权为民所有，人民主权），by people（权为民所授所免），for people（利为民所谋）。也就是说：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力的行使要经过人民的同意，政府要为人民服务。

二、自夸的“先进性”就是流氓霸道性

普世价值只承认人人平等，共党却将人类分裂为“优”、“劣”对立的等级制。共党霸道地自封为人类最优秀的“先锋队”，甚至是“大救星”、“党妈妈”，始终以自己“先进性”幌子，凌驾于人民性上。共裆吹嘘的所谓“先进性”，就是人为的制造“三六九等”的等级制，是为一小撮所谓的“具有先进性”的党棍独霸政权找借口！“先锋队”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和反大众的理论——这种打着无产阶级旗号的专制理论，实际上自相矛盾，却成了党魁实行残酷专政的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实际是古代“上智下愚”的升级版。他们常挂着民主招牌，实际上违背了民主的根本原则——人人平等。人人平等是人的“本性”平等，不得以智力或道德高低而区别对待。人的“本性”是天生独立、无差别的，从来就没有“先进”与“落后”、“代表”与“被代表”等属性。凭什么，共党就是“先锋队”、“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毫无道理！把自己吹成“先进”，违背了人类文化中的谦卑精神。

人民最大、人民高于党，这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常识。胡绩伟说：人民是党的母亲。人民是第一位的。人民在党之上，是理所当然的；把党凌驾于人民之上，是万万不能允许的。党必须服从人民的领导（中国人民领导权的体现是国会即“人大”，因此，党必须服从“人大”的领导），而不是人民（“人大”）服从党的领导，党领导一切不仅违反了宪法（现行宪法删除了党领导一切的荒谬观念），而且违反了人性违反了人权！

政党的先进性实质就是代表人民的广泛性及其对人权坚守性！党性是否正确（坚守人权），是否代表人民，只能由人民来检验。只有获得了人民多数票的党才能暂时称“代表了人民”；那些未获得多数票的党不能自称“代表了人民”，否则就是强奸民意。可见，“先进”要由大众的票决承认。如果不由群众来决定，那就根本谈不上民主政治。民主制度的前提是：统治者的权力并非出自某些更高的、人民所不能企及的品质，而是仅仅出自被统治者的委托和信任。在民主制度下，没有任何党派胆敢自封为“先进党”或“领导党”。你是不是领导、能不能执政，只能由选票来决定。

任何党派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票决。通过台湾的选举，我们看到，人民用手中的选票把不中意的执政党赶下台，也可将在野党扶上位。蔡英文说，做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知道权力不是天赋，而是向人民借来的，“如果做得不好，时间到的时候，人民就会把借给我的权力收回去。”从相互竞争的不同政党中，选择适合执政的政党，是人民行使主权的主要方式。任何党派上台执政的领导权都必须经过人民票决授予，凡是未经人民票决程序的所谓的领导权都是非法的、缺德的。依靠机枪坦克上台的政党都是反人类的流氓集团——1918年初列宁就用机枪扼杀了人民票决出的议会而开始了恐怖统治。蔡英文说：“当一个组织不允许你选择和罢免时，它一定会把谎言说成真理。当一个组织不允许你监督和质疑时，它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罪恶。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打压合理诉求时，它一定是强权流氓。”希特勒当年曾以“优等民族”理论要统治世界，给国际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共裆以“先进阶级”消灭“落后阶级”的运动，更是给人类造成了空前绝后的巨大灾难。74年后，苏联人实现了竞选，共党就在苏联东欧灭亡了。

可是，东亚的共党却霸道地宣称：党性高于人性，高于人民性，处于社会的顶峰地位。共党总是自称“先进性”，反复地强调：先进党注定要教育、领导落后的群众。这说明共裆一直以优秀自居，歧视侮辱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其他党派。共党自封的“领导权”充分暴露它是一种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的专制特权，对一切它不满意的异议、异动，都一律实行“专政”、暴力镇压直至整死异议者。它们的逻辑是：我是共党，因此我代表着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最高利益；你若反对我，你就是人民的敌人，因此是反动派，必须予以消灭；自由的人民因此沦为行尸走肉的奴隶！

古华人深信，党就是“结党营私”的黑社会，所以，反党就是天赋人权，是社会正义之必然。汉字的“党”贬义非常强，如“乱党”、“死党”、“结党营私”、“党同伐异”、“狐群狗党”等等都不是什么好词。可是，为了“伟光正”的神话，把党简写成党，也就是“特别喜欢给少儿洗脑”的意思，从而造就“红卫兵”似的脑残。

一切自我标榜为“先进分子”的人统统都是独夫民贼。正如奥巴马竞选总统连任演说时说道：“任何政布党都不具有先进性，都只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不受制约，他们一定会成为犯罪率最高的人群，会成为人民的敌人。”确实如此。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2/400。而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6/400。换言之，国家工作人员犯罪率比普通民众的犯罪率高一倍；而惩治犯罪的司法人员的犯罪率则是普通民众的6倍。可见，国家工作人员与司法人员是最需要防范的犯罪群体，还什么先进性可言？可见，“先锋队”理论是自欺欺人的“三垄断”极权理论。

共党的“领导”是反民主的，凡是它坚持“领导”（即控制）的领域，均与民主背道而驰。2007年12月26日胡锦涛要求法官、检察官“始终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贺卫方说：若“党的利益”、“人民利益”、“宪法法律”彼此不容，究竟以谁为“至上”？德国总统高克指出，权力决不应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高于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政党，法律以人的尊严为最高准则。共党国家，党高于法（1982年，有人问彭真，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他想了一会儿说：应该是党大），就是说共党国家是非法的国家。

三、反党是天赋人权，废除反党罪才能民主

常识告诉我们，政府不是国家，反对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是反对国家；恰恰相反，反对政府的非法政策正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反对是爱国的最高形式。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所说：“异议是爱国主义的最高形式（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因为：反对、异议是一个人的个性本质。你在反对、你有异议就说明你在思想，你活出了个体性的式样和价值。爱国主义不是爱任何领袖、政府和政党。正相反，对领袖、政府和政党发出异议才是爱国。这是因为：反对是说明你有主见，你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你还是一个负责任的人，你把你思考过的精彩之处贡献出来给人们分享。那些始终不知道反对为何物，不会有自己的观点、不懂得异议的人，只知道随大流、听话的人必然缺乏爱心和责任心。

民主的关键是反对的自由，正是反对的自由导致了不同的施政方案的涌现、导致了党派政策的不同，从而为人民自由选择代表民意的党奠定了基础。承认公民的反对权是民主政治的根本！民主制不但认可、包容反对行为，而且以合法化的反对为其制度框架。与专制体制不同，民主中的共识是由相互反对的竞争来达成的。民主的维持要求不能出现僵化的“多数专制”。假如反对活动是普遍的，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多数”局面。面对不同的政策选择，“多数”作为一种临时性同盟随时变化，两个人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可能相互反对，只存在就某个问题而言的多数，而不可能有一个在社会中居于永恒优势的多数。这样，实际上人人都是多数派，又是少数派（即反对派）。

反对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源，世界文明进步全靠反对。反对是很平常的事。辩论会上，有正方，就有反方；下象棋、围棋，打足球，对手就处处要与你反着来，这不就是反对吗？正是对手的反对促使你水平的提高！可以断言，消灭了反对就不可能进步，就只会停滞、倒退。美国政治制度彻底开放反对党空间，反对党成了社会变革的动力。纠纷与冲突，在美国就象棒球对垒与小城镇集会那样平常。每当尖锐抗衡时，美国的政治体系不是瘫痪，而是更有活力。1936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受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的猛烈攻击和漫骂，面对麦迪逊广场花园骚动的人群，他公然声明，“他们对我的憎恨，是无可非议的，我欢迎他们的怨恨！”2006年11月20日布什说：“人们举行抗议——这是好迹象，这是健康社会的迹象”。可以断言：没有反对党派，美国不可能变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反对与异议的前提是：人类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每一个人都仅仅掌握了部分真理，人的认知是不足的。拒绝反对，就是把自己看作为“伟、光、正”式的权威代表或终极真理的化身，属于“理性的自负”。柏杨说过：“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所谓的“不许妄议中央”之说，显然是基于党魁的优越感，容不得任何人批判当权者的错误，并让极权制度死灰复燃。所以，每当党魁的讲话发布后，各行各业就只有“学习”、“贯彻”的份！难道党魁就是万能的神？在中国，大多数人已习惯了“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把任何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反对意见一概视为“造反”，斥为“反动”。也就是说：不能反对政府，反对政府就是危害国家；就是制造不稳定；就是大逆不道；就是杀头的罪行。在这种观念占主流的形势下，就不可能有反对党和反对派，就不可能产生公平竞争的民主了。

从普世价值和法律上来说，公民都有结社自由权，党就是公民实现结社自由后的“一部分人”的组织而已。“一部分人”（政党）有权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却无权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强加给全体公民。任何政党都只是一个政治团体，每个人有参加与否的自由，当然也有赞同或不赞同之自由，拥党与反党也就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民主社会里，质疑、批评、反对任何党都是每个公民的天赋权利，没有哪个党不许他人怀疑和反对的。你的政策主张合人的意，人家就赞成；你的政策主张不合人的意，人家就反对。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说，“民主意味着人们能畅所欲言；能自由地教育儿女；能享有宗教自由；不会受到秘密警察动辄半夜三更来敲门骚扰，因为司法是独立的；民主还意味着，人们可以组成政治团体反对现行政府。这些便是民主的基本要素”。可见，民主社会反政府合法，反党就更合法无罪了。

民主社会，公民有结社自由，“反党”与“结党”都是天赋人权，是无罪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0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和平集会和结社的自由，任何人不得迫使隶属于某一团体”。只要不采取暴力形式，任何和平的、公开的对执政党的反对都是人民的天赋权利，是无罪的。所以，不许反党就是反人类，就是人类公敌！不能反对的政党是因为它垄断了政权，成了赤裸裸的暴力集团；不许反党只能证明生活在地狱，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在美国，民主党反对共和党，共和党反对民主党，是受法律保护的200多年来，也没听说有什么颠覆罪！马克思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成立了共党第一国际，更没有被西方国家判颠覆罪！在台湾，国民党反民进党、民进党反国民党，都是天经地义的。政党无权要求公民无条件地支持它，除非它是黑社会。惟有共裆政府有“反党”罪，可见，共裆就是黑社会。徐四民说：大陆中国多年来有一个“反党罪”的概念，这在海外是不容易理解的。黑社会定出的罪名，本来就是反人类的行为，人类岂能赞同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反党的确切涵义是反对某党的主义、主张、政策、措施及其党官腐败！反对某党的主义、主张正是公民的天赋人权！公民是主人，党是为公民服务的仆人；主人有100％的权利挑剔、批评公仆主义和政策。任何人和任何组织都不是神，不可能100％的正确。既然如此，人们反对某党的主义、主张、政策、措施及其党官腐败，就是天赋人权，何罪之有？反党是反对某党的消极面、错误面和腐败面，不是针对某个党员、某个具体的人，当然不会与每个党员过不去。今天的反对某党是在《世界人权宣言》基础上的反对，完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所以，必须踢走“反党”罪，否则就无民主。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