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一国两制白皮书”公布后,中共不断加以诠释“一国对港全面管治权”,并藉多次释法宣示权力。图为2017年香港反释法游行。(摄影:李嘉懿)
【看中国2017年10月25日讯】(看中国记者钟灵综合报导)中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名单出炉,不见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及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踪影,而港澳办主任张晓明、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及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则升任中央委员。港媒分析认为负责港澳事务的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或将换班,张德江及李源潮或不再任港澳协调小组,而从另3人“升官”情况反映,北京将对十九大报告中的“牢牢掌握港澳全面管治权”作出实际行动,“升格”要求中央委员执行对港管治事务。
《苹果日报》报导,成立于2003年香港七一大游行后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是北京处理港澳事务的最高协调机构。昨日公布的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港澳协调小组中的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国务委员杨洁篪、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及中联办主任王志民等均升任中委。
港媒分析指,张、王、郑3人成为同级,同任中央委员,意味着港澳办、香港中联办及澳门中联办地位成为对等,而主管港澳事务的机构的地位亦再次提升,而3人任中央委员亦方便了就港澳事务向中央报告和问责。
中共官媒昨发文诠释“全面管治权”,指非十九大首创,而是在2014年国务院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中已表明中央对港澳有直接行使权力,包括“授权”香港高度自治,而对香港自治权,中央有“监督权力”。文章指中央“拥有创制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释法、修法的权力”,并指香港人自主权移交后“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存在‘过高想像’”,批评香港人认识“肤浅”,并指人大主动多次释法及“打压港独”正是为了体现“全面管治权的力量”。
然而,香港社会质疑,如果中央早就认为“对港有全面管治权”,为何在主权移交至2014年“白皮书”公布之前,都不直接提出有关论述。
港媒分析指,2014年正值香港“一国两制”关键期,因为《基本法》和《宪法》明文规定把“行政管理权、立法权、司法权和终审权等治权交由港府直接行使”,而当时梁振英政府在香港“明目张胆勾结黑帮势力,煽动‘港独’思潮”,其实就是为了中共能有公布“白皮书”、借机“诠释中央对港管治权及诠释‘一国两制’”的空间、以及《基本法》起草时对“剩余权力”的解释。此后中共对“一国两制”的诠释,就变为“基于中共有绝对的‘全面管治权’的前提下授权香港自治权”。
港媒指出,中共近年来不断强调“一国”对港拥有的“全面管治权”,依靠“白皮书”和人大多次释法,“名为厘清、实为扩权”,不断削弱两制差异及其作用,反而导致中港矛盾加剧,无助改善民生。中共多次强调“维护、坚持贯彻一国两制”,但其仅落于“一国”的基点上,不断藉对“一国两制”的诠释加大和确立中共对港的管治权力,并藉梁振英政府一手创下的“港独”向香港加大统战力度。但“港独”是中共及梁振英一手创造的,其证据为,“以往大型游行中,往往高举“港独”旗帜的人仅有不到10个,他们多以口罩帽子蒙脸,走在游行队伍的外围,因为他们是受到广大市民普遍的排斥的。”
资深中港时政评论员刘锐绍认为,港澳协调小组班底变动并非重点,关键是所有官员都将听从中共高层指挥,以“牢牢掌握港澳全面管治权”为根本,任何人任小组组长,也只是执行高层决定,而此次任命反映,中共推翻以往“多说少做”的对港澳工作态度,将“全面管治权”化为实际行动,以后港澳事务执行官员都是中央委员,亦反映了中共对港澳政策表现得更加重视。但刘亦指出,中共在“集中精力”处理港澳事务的同时,也须处理大陆内部问题,而有需要的情况下,习近平亦有可能亲自出任小组组长。
港区人大代表田北辰亦指出,习近平以前亦曾出任港澳协调小组组长,并指习一向有透过渠道了解香港情况,认为即使小组有人事变动,但中央对港政策亦会有延续性。
民主党议员林卓廷表示,人事变动对中共治港政策不会有明显调整,“因为中共本质就是独裁,这一点不会变”。林又形容,相对内地极权管治,香港拥有的较多自由,对中共来说是“如骨在喉”,因此会从多方面在香港“宣示全面管治权力”,预料一贯对港的强硬手段不会因此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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