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禁区》：不当选用的科学方法

进化论的科学性，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才有说服力。但是，由于进化论的支持者们急于证实自己的理论，在使用科学方法时，只求结果符合预期设想，而往往忽略了这些科学方法使用时的界定范围，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更有甚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意选用能推出预想结果的方法，这种做法就更不科学了。

1、用C14进行断代

19世纪80年代，在意大利的Castenedolo，地质学家G.Ragazzoni在三、四百万年前的上新世岩层中发现了几个现代人的骨化石。对此，评论家们典型的论调就是：这些骨头一定是现代人出丧时埋在了上新世的岩层带。Ragazzoni也曾特别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因此，他仔细检查了这些层层叠在一起的地层。他发现，这些层之间层次分明，未被动过，也丝毫没有埋葬的迹象。

现代科学家们使用放射性元素及化学方法，对Castenedolo骨骼以及其它年代异常的骨骼进行断代实验，结果给它们都安上了一个近期的年龄。但是，这些实验是不可靠的。对于已在博物馆里摆放了多年的骨骼，如Castenedolo骨骼，C14实验的测定结果尤其不可靠。因为在博物馆里，骨骼暴露在空气污染物中，往往会造成C14实验的骨骼监定结果异常年轻。所以，监定时首先需要用严格的纯化技术除去这些污染。而1969年，科学家在给Castenedolo骨骼进行C14监定时，并没有使用这种技术，最终的监定结论是：年龄不超过一千年。

尽管对Castenedolo骨骼的C14断代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它仍然被当作了相关的证据。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地层学证据显然更具决断权，但是，地质学家Ragazzoni的原始地层观察报告并未被提及。

在理论界，反对上新世存在人类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884年，在谈到Castenedolo发现和其他类似古代遗物时，意大利科学家G.Sergi写道：“由于某种专制的科学偏见，不管你称之为什么，每一个有关人类在上新世存在的发现都无法获得认同。”

2、钾－氩法断代

让我们再看看由G.H.R.von Koenigswald和其他研究者写的有关发现爪哇直立人的情况。几乎所有的爪哇直立人都是在表层发现的，人们不知道它们的真实年龄。然而，科学家们采用钾－氩方法，认为它们属于更新世的中期或早期。这种钾－氩方法通常被用于测定火山岩的年龄，而不是用来测定骨骼年龄。由于爪哇直立人的化石是在表层获得的，并不是在火山岩层的下面，所以，用这种方法来推断爪哇人化石的年龄是不合适的。

3、主观的形态学方法：根据拟定的进化顺序来确定年代

在中国，除了著名的北京人以外，还发现了许多类人类。据中国的研究者说，这其中包括更新纪灵长动物、不同阶段的直立人、类尼安德特人、早期现代人以及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智人。我们注意到：为了确定这些类人类遗迹的年代，科学家们习惯性的使用了形态学方法（所谓形态学是生物学一个分支，以有机体的形式和结构为研究对像，而不考虑其功能）。

举例说明一下：在中国南方的Tongzi，现代人的化石是和哺乳类动物化石同时被发现的。这些动物群暗示着一个中上期更新世的脉络，但是考古学证据显示，这些现代人化石属于早更新世。这时，研究者就运用形态学的逻辑，确定这些人类化石属于早更新世。但是，实际上中期更新世的结论更为合适。因为，对Tongzi动物群遗址的检查显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更新世中期结束时灭绝的。

这种用形态学确定年代的方法，实质上打乱了类人类的化石记录。实际上，科学家们是在根据一个有利的进化体系来安排类人类的化石记录的，尽管附加的动物群化石证据无法体现这种安排。仔细看看中国类人类真实的年代排列，就会发现，各个时期的直立人以及各种早期现代人（包括类尼安德特人）是和具有现代解剖结构的人实际上是共存于中期更新世的，也就是周口店直立人活动的时期。

我们已经清楚的看到，形态学方法在这里的运用是不合适的，实际上体现出很强的主观倾向。

4.建立在错误统计结果上的结论

1983年，吴汝康和林圣龙（音译）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直立人占据周口店山洞的23万年中，其大脑尺寸在逐步的随着演化而增长。但实际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头盖骨测量的错误的统计结果上的。（《考古学禁区》一书对此做了详细的说明）。

5.蛮横的巴尼斯理论

20世纪早期，英国皇家人类学院院士、（兼）东英格兰史前学会主席莫尔（J.Reid Moir），在英格兰红峭壁地带，发现了一些原石器以及更先进的石器，这些工具已有200万年－250万年的历史了。一还有部分莫尔工具是在红峭壁下面的砂砾层中发现的，这些工具的年龄在250万年－5500万年之间。1923年，一个国际科学家小组去了英格兰，对莫尔的主要发现进行了调查，随后宣布这些发现是真实可信的。

但是，1939年，巴尼斯（A.S.Barnes）发表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他提出了一种分析原石器的方法：通过观察刃片的角度，来辨别这些原石器是人造的，还是自然力量造就的。用这一方法，他把自己研究所涉及的所有原石器（包括莫尔的）都归为自然力量的产物。从那时起，科学家们就开始运用巴尼斯的理论，来否定其它一些关于人造石制工具的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从非洲发现的石器，如那些从Olduvai大峡谷较低层发现的石器，看上去与那些被抛弃的欧洲原石器一样，却得到了科学界普遍的接受。这大概是因为这些发现符合、甚至有力的支持了传统的关于人类进化的时空模式。

近年来，巴尼斯的理论及其蛮横的应用遭到许多石制工具权威的质疑，如George F.Carter,Leland W.Patterson以及A.L.Bryan等。的确，一个相当主观的方法被当作科学方法来否定另类证据，恐怕有病急乱投医之嫌。

进化论的“科学性”到此已经一览无余了，我们看到他的许多卫士们，为求证据，几乎不择手段。实际上，进化论的许多证据就是在这种“科学精神”下获得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