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隐忧与人民付出的代价(图)
妍丽担心工厂废气会影响到她的两个孩子。（图片来源：BBC中文网）
【看中国2017年10月20日讯】路旁的电动车厂不断传出恶臭，骆妍丽（译名，Luo Yanli）担心这些废气会影响到她的两个孩子。
余先生（译音，Yu）则担心中国政府将针对一些未能发展起来的国营企业，解雇数以百万计的员工，令他们被“抛弃”，就好像他十五年前所经历的一样。
马克‧温伯格（Mark Weinberger）担心中国堆积如山的国债有触发破产的可能性，影响其跨国企业下几千名在中国工作的员工。
三人分别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不约而同地称支持中国实行深化经济改革，但他们的故事揭露改革背后的忧虑以及可能引致的后果。
担心健康
艳丽住在中国南部的深圳市，初春的晚上仍然温暖湿润，但她在家里都不敢开窗，因为比亚迪电动车厂不断传来浓烈的气味。
“我们买这个单位时，发展商告诉我们这家工厂会搬到别处，但搬来后，情况迟迟未有改善。”她说。
连串示威后，这家工厂曾被彻查多次，工厂安装了一些密封不透气装置，防止气味扩散。当地人告诉我们，工厂部分生产线已经移至别处。
她说：“气味太浓烈，严重干扰我们的生活。”她手抱小儿子，女儿则在旁边玩弄胶叉。
他们和附近邻居也不知道这些气味会否带来危险，他们在家中安装空气净化机，期望吸走这些传入来的臭味。
这家工厂属于世界最大的电动车生产商——科技界龙头比亚迪。中国希望比亚迪在电动车及车辆电池方面，能够在市场抢占一大席位。
大力推动汽车电动化并不单纯是行业策略，也是试图应对中国严重的污染，当中最显著是空气污染问题。
鼓励基建、针对生产商-特别是外资企业的严厉配额需求。这些都是北京政府致力让国家经济减少依赖政府投资及廉价出口，而改为发展较先进、可持续发展为本、并且以消费带动的经济。
我问妍丽，用臭味和废气来换取发展值不值得？她认为值得。
可是，窗户牢牢地关闭着。
适者生存
在三千公里外的沈阳，出租车司机余先生载着我时，指向一处地方，说那儿以前有一家炼钢厂，他曾经在那儿工作。但炼钢厂早已变成汽车代理商和住宅大厦。他以前经常穿过的大闸，现在已经是用作销售凯迪拉克汽车。
十五年前的国家经济改革开放下，他被遣散，获赔约五千美元的一年工资。
我问他这城市有没有什么地方，和他在炼钢厂工作时期是一样的？时隔多年，提起这个，他亦显得有点激动。
他说他是被政府“抛弃”的人，除了赔偿之外，没有其他支援，也没有接受其他工作训练。
后来，他生了两个孩子和考了出租车牌照。
他深信改革可以为市场带来竞争。
“我认为这是适者生存的问题。”他说：“有些包袱是要放下来了，但问题是民众是否应该安置得更妥善？”
他们都听过沈阳工人“被安置”的消息。
辽宁省目前是中国表现最差的省分，曾经是生产重地，目前依靠煤矿和钢铁业支持国家的“铁锈地带”，去挽救城市经济，未来亦即将有第一间民营银行，名为“振兴”银行。
离开汽车代理商以及大型商场，我们来到沈阳的利生华园附近，这儿的大街堆满了胡乱丢弃食物和垃圾。
其中一座残破的住宅大厦底层的凸窗，有一个自制的鸽舍。那儿是附近煤矿工人的宿舍。
中国正面对传统产业长期产能过盛的问题之际，亦逐步弃用煤矿去暖家和支撑经济。许多煤矿已经封存。
一个公交司机在利生附近的医院外对我说，他过往一天驾驶公车来回矿场17次，现在仅余下7次。
“许多人都退休了，但企业无法聘请新员工，因为薪水太低，没有人想来这儿。”他说。
日落时，一个卖生果的女摊贩说，她的生意在过去两年下挫3成，称因为这附近的工人薪水愈来愈少。
市场老板说，过往客人每天都买猪肉，但现在每次买肉，都要分开两三天来吃。
在当地大部分人也不愿意走到咪高风前说话，包括一位退休矿工，他称有些人的收入已经跌了一半。
继续增长
余先生所提倡的适者生存，目前无迹象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意走到这一步。习近平政府几年前承诺提升市场力量，让市场力量起“决定性的角色”，但似乎这个承诺继续只是一个承诺。
数以千计的工厂被关闭，主因不一定是生产力欠效率，其中一些是因为其污染的效应。
中国的国营企业在多个行业中也进行了整合，银行（近乎全都是国营）亦会介入一些最受财困的企业，以股权协议借钱给它们抵债，近乎是出面救济。
不过，目前中国未出现倒闭潮，因为政府致力维持社会稳定。但集中性的失业潮，或许会引发更多示威，威胁社会安定。
2016年，中国低息贷款和政府支出上升，政府没有向那些低效率的国营机构开刀，它们是要更多低息贷款，但息口也是更低。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在增长，幅度羡煞许多已发展国家。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6.7%，增长速度放缓，预料会迎来平稳期。
债务泡沫？
不少人认为，负债和风险混合起来，会在中国触发一场经济灾难。
但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行政总裁马克‧温伯格（Mark Weinberger）不认同。安永是四大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之一。
“我未见到有迫在眉睫的灾难。”他在上海对我说：“中国的增长仍然足够抵债。”
也许是因为他能够向中国第二大城市的市长提供意见，所以如此乐观并不出奇。
但温伯格警告，没有人可以自满：“当债务愈滚愈大，成本之高，超逾经济增长，那就会衍生出问题。”
中国国债高企，目前约为每年经济产量的260%，预计会进一步上扬。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债务均由国营企业承担。
具风险的措施也在增加，特别是围绕“影子银行”的行业。北京亦留意到有关问题，所以早前打击保险市场，针对一些知名的私营企业，指它们筹集资金的方式风险太高。
纽约的华道夫——阿斯多里亚、德意志银行、地中海领乐部及伍尔弗汉普顿流浪足球会等等，如果公司持有或拥有上述公司股权，都是目标之一。
这些措施把船稳定了，但或许只是表象。
其他更重大的改革仍未发生，例如金融市场改革、偏远土地改革，以及户籍福利制度改革等等。
但明显有所改变是，在中国国企之上，进一步深化党的角色。近日有消息指，一些外国企业，或合资公司被要求在重大商业决定上，给予共产党平等话事权。
习近平即将展开第二届任期，面对着中国经济上许多挑战，而北京其中一个手段，就是要强化党在生产要素上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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