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高科技!收听敌台“美国之音”(组图)


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网络图片)

反右开始,贴在会议大厅正门右墙的两张大字报,映入眼帘,如雷轰顶,顿时头晕目眩,两腿软得要瘫下来。我强作镇定,抬头望墙。这两张大字报都可致人于死地。

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几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恶毒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接着打四个惊叹号。另一张是漫画,标题“何日君再来”。在画中,一个贼一样的人把耳朵贴近收音机,喇叭放出的音波上,写的“美国之音”“敌台广播”。“贼一样的人”不用问,写的鄙人大名。此画构思不错,不过字和画,不敢恭维,小学水准。

我的这部五灯“上海”牌收音机,曾经是家中的闪亮景点。如今成了惹祸根苗。


我们这一家为了和它拍照,不知摆弄多少姿势、浪费多少表情,在暗室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图片:作者提供)

我结婚所化的费用总共才六十几元,以后为这过于节俭的婚事心存歉疚,决定买个像样的东西补偿。收音机托人从乌鲁木齐买来,放在五屉柜上。我们这一家为了和它拍照,不知摆弄多少姿势、浪费多少表情,在暗室熬过多少不眠的夜晚(我的照片都是自己冲洗放大)。

但是从收音机的性能来说,它根本收不了几个台。说我收听敌台广播,实在不敢当,高抬了这个“宝贝”。

[五八年春,斗完了,戴上帽,我把这个惹祸的“宝贝”——上海牌五灯收音机卖了。又从邻居黑耶洛夫(锡伯族)那里买了一台苏制的七灯“顿涅茨”收音机,这是当时最好的收音机。我作这个决定,基于这样心态:帽子戴头,背了“收听美国之音”的黑锅,美国之音却一次没有听过。为了弥补遗憾,决定买个好的来听听。事实上,这个高灵敏度的收音机照样听不到美国之音。我们生活的可可托海,处于四面环山的谷地,东面山头终年积雪,又是金属矿区,远方的无线电波有多少也被吸干净了。我劳教后,妻子将这台收音机卖给了王仲林。“卓尔基3”照相机卖给了大水电站的王机长。猎枪姓了孙。我这个“资产阶级大少爷”告别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开始了二十二年当牛作马苦力干活的改造生涯。]!

“这回你就不要耍赖了,是我亲耳听到的。”书记孙宝珠说:“你的胆也真够大!收听敌台竟然把音量扭得老大,我们在门外都听得清清楚楚。本想敲你的门,小周叫我不敲。你把机子一关又不认帐。”

“既然音量好大,还听得清清楚楚,请问二位,我听的是哪个敌台?是什么内容?”

两人面面相觑,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我可以正告各位,我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事隔五十多年,那晚的事清晰得“仿佛就在昨天”,因为我曾无数次在大会上解释那天晚上所发生的一切。那是五七年我们和收不了几个台的“宝贝”浪费感情九月还是十月的一个晚上,不是星期六就是星期天,其它日子我在野外。妻子说要给孩子洗澡,身上有臭味。我倒觉得孩子身上有股奶香。五十年代的男人,都是“听老婆的话,跟党走”的好汉,二话不说,就在六平米的厨房忙碌起来;抱来柴火,生燃炉子,灌满热水、烤暖房间,搬来收音机,然后坐在温暖如春的厨房,我一面听收音机,一面看妻子给满身是肉的儿子洗澡。我陶醉在天伦之乐中,没想到被人暗中监视。

我那天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故事,讲的是一个德国母亲回忆她的儿子、一个被打死了的纳粹士兵的成长故事;怎样从天真无邪的孩子、到勤奋好学的青年、到狂热的国家主义者、到坚定的法西斯分子、到绝灭人性的杀人狂。故事叫“伊斯堪德尔”,也就是这个青年的名字。母亲的叙述很哀伤,不像平时新闻广播那么振振有词,这就是他们断定“美国之音”的唯一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若有播音的档案记录,在五七年九、十月晚上播出的节日中一定可以查到这个故事)。

在百般解说都无效的情况下,有天晚上我把收音机抱进会场。我把天线拖出窗外,拧在晒衣服的铁丝上,另一根地线缠于水管。

“哪位能调出‘美国之音’,马上给我戴右派帽子,外加反革命!”我把收音机打开,请他们亲自调试。

谁也没有本领从这里拧出“美国之音”或“敌台广播”。

第二回合又没有把我揪住,没有被揪住并不是我有什么本领。应该感谢的是国营无线电厂,幸亏没有造出高灵敏度的产品,否则纵有百口亦难辩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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