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10月2日讯】1901年初春，27岁的梁启超在流亡东瀛之时，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
因为“长子”的夭折，这个儿子被重点看护起来。为了让他茁壮成长，崇尚科学的梁启超听从了圆梦先生的建议，令全家改唤他为“二哥”。他就是梁家的长子梁思成。
家学不治顽皮，幼年时期的梁思成是个货真价实的“二哥”。
梁启超称他为“不甚宝贝”的“淘气精”，屡屡在家书中叮嘱“大宝贝”长女梁思顺督促他练字、读书。他既是屁颠颠跟在姐姐身后的乖小孩，还是会往妹妹思庄的饭盒里放毛毛虫的淘气蛋。
就连康有为庄重万分的剪辫仪式，他也要放鞭炮掺和一脚，吓他一吓。
当时康有为流亡日本多年，还留着大清的长辫子。周围的人纷纷劝他剪掉，后来他自己也觉得被日本人取笑太多，终于同意剪掉。剪辫子的那一天，他像举行大典礼一样，朝北京的方向摆了香案，宣读了奏文，再三跪九叩之后，理发师终于拿起剪刀。此时，忽然鞭炮齐鸣，把理发师手上的剪子都吓掉了。众人受惊之下追问，才发现原来是“二哥”梁思成带头闹的事。
但作为长子，梁思成无疑被父亲寄予了极高的期望。事实上，他的人生之路，其主干道基本上是由梁启超规划的。
1915年，他将长子送进清华学校接受西式教育。随后，在他的有意安排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的书房中初次相识。后来按照他的建议，梁林携手共赴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学习。两人毕业后，他还为梁林规划了欧洲古建筑之旅，并为梁思成选定东北大学任职，让他去“吃苦”。
在梁任公的盛名之下，名门之后梁思成面包一直不缺，爱情有了，爱人还是万里挑一的，事业有了，而且是独一份的，任谁看来，他都是一个再好命不过的幸运儿。只不过，一切才刚刚开始。
病痛的宠儿
梁思成生来便是个残疾。
襁褓时期，他的两条腿夸张地向外撇开，比所谓的内八字要严重得多。梁启超请来外科医生扳正，再用缠带缠紧他的小脚，然后放进一个特制的木盒里，矫正一个多月后才好转过来。
这还不算，这个生就残疾的婴儿还体弱多病，吃药打针如同家常便饭。要不是家境还算优渥，恐怕他也和自己的“长兄”一样早早夭折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驾着去年大姐赠送的新摩托，赶赴天安门参加“国耻日”集会活动，车辆驶过南长街口进入主道时，被疾驰而过的陆军部次长坐骑撞翻。
后座的梁思永当场被撞飞出去，满脸鲜血直流，不过只是皮外伤，梁思成则被重重压在车下，造成右腿骨折，脊椎受伤。而肇事者只从车窗掷出一张名片，便绝尘而去。
如果被撞的人不是梁任公家的公子，恐怕这一场车祸会跟夏日的阵雨一般稀松平常，迅速雨过天晴。可惜，肇事者只是小小的陆军部次长，比起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实在不足道哉。
梁家得到了诚恳的道歉和应有的赔偿，车祸结束了，可梁思成的伤痛才刚刚开始，这些伤痛死皮赖脸地纠缠了他一生。
最初，医院给梁思成的伤情诊断是轻伤，并声明不需要动手术，严重延误了有效治疗时间。后来虽然连动三次手术，但梁思成的腿骨依然没能接好，也永远不可能接好了。在后来的年月中，他的右腿始终比左腿短一厘米。梁家的长子还是没能逃过最初的命运，成了瘸子。
而脊椎受伤所留下来的病痛则折磨了他的一生，使他后来在外出调查古建筑的过程中吃尽了苦头。
1937年，在逃离北平前，梁思成被诊断出患有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不得不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子，穿在衬衣里面以支撑他受损的脊骨。
蛰居李庄期间，为了给脆弱的脊骨减压，梁思成甚至不得不把下巴靠在花瓶上，以支撑自己“沉重”的头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1938年春，梁思成一家五口经过四个多月的颠沛流离，终于抵达西南大后方昆明，一家人正打算大松一口气时，男主人又病倒了。
这一次是因为扁桃体脓毒，不仅使他受伤的脊背再次疼痛难耐，还引发了牙周炎，他不得不将满口牙齿全部拔掉。为了避免因大量服用止痛药而中毒，他只能日夜半躺在一张帆布椅子上。为了分散注意力，他还学会了缝补破旧的袜子自遣。
大半生病痛缠身，命运未免也太凄惨了些。可你若以为他的性情也一样阴郁消沉，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内心总是满怀期望的。
日本学者断言中国找不到唐代古建筑时，他默默翻遍半个中国，把它找了出来；
抗战才开始，他撤离时却是抱着必胜的心走的；他既不肯去台湾，也不愿避居美国，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相信“前途满是光明”。
他习惯以君子之心度人之腹，用友善的目光看待一切。你可以说他天真，我更愿意称之为赤诚。
他的内心也是幽默有趣的。
梁思成夫妇的美国好友费慰梅说，“这个沉默寡言的人，在饭桌上可是才华横溢的。我们吃饭的时候，总是欢闹声喧。”
梁再冰回忆，蛰居四川李庄期间，“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
49年后，有一次，梁思成向林洙调侃，自己还有一个两个头衔——瘦协和废协的副主席。
“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45公斤，一个47公斤。我们三个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握杆。而废协嘛，是废话协会。”
有一天，梁思成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
“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
梁思成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得快：
“只有二两油（三年困难时期，每人每月供应二两油），不够抹的。”
华罗庚也凑趣道：“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
后来他总结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老舍是废协主席，他和华罗庚是副主席。说完还自得其乐。
疾病缠身却天真乐观，沉默寡言又风趣幽默，梁思成就像一个复杂的多面体，而大多数人只看到其中的一二面，便妄下定论。
梁思成手稿（网络图片）
娶妻当娶林徽因
今人提起林徽因的名字，大多爱把她跟金岳霖和徐志摩扯在一起，所谓扯谈，大概就是这种情形。而她的丈夫梁思成却很少被人提起，即使提到，大多时候，也是以一种沉默寡言的炮灰形象出现在调侃中。
民国以降，拿“太太的客厅”开涮的大有人在。脑补女主人谈笑风生、男主人端茶倒水的画面，总能满足一些人或恶俗或卑劣的趣味。殊不知，梁思成绝非籍籍无名之辈，更不是木讷无趣的呆头鹅，只用“好男人”概括他也显得太过苍白。
1962年6月，已是花甲之年的梁思成再婚了，对象是比他小近三十岁的资料室管理员林洙。这桩婚姻，遭到梁思成生活圈子内各方面的激烈反对。
当年，梁思成亲自为程应铨和林洙做主婚人，而如今，程应铨的师长却娶学生的妻子为妻，这几乎超越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底线。偏偏这位学生又曾为师长的不公遭遇仗义执言而蒙冤。
梁思成的弟妹们联名给他写了一封抗议信。梁思成与林徽因多年的好友张奚若，曾对梁声称，若执意与林洙结婚便与梁绝交，并果然从此不与梁来往。
就连梁思成昔年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密友刘敦桢，也给他寄了一封信，上面既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只有四字：多此一举。一向与他亲近的女儿梁再冰，还因此与他冷战了三年之久。
即使是现在，一厢情愿认为他娶林洙是自降身价、人生污点的，依然大有人在。
且不论林洙的人品如何，在以上种种看法下，梁思成无疑是作为林徽因的附属品存在的。为了维护亡妻的声誉和地位，晚景凄凉的他似乎不应该拥有婚姻自由。
一代才女，当年是“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谁能想到后来会招来这样的无妄之灾。
梁思成与友人（网络图片）
古建筑迷弟
没有人知道林徽因的最爱是谁，但梁思成的最爱，恐怕非古建筑莫属。
根据父亲的规划，梁思成本应从事美术行业，今后在“我国美术界作李、杜”。而他自己最初的愿望是成为一名雕塑家。最后，他却径自跑去学了新潮的建筑学，一头扎进中国古建筑里再没有出来过。
1937年6月，夕阳西下，五台山台外豆村旁，佛光真容禅寺正沐浴在斜阳的余辉之中。一千年的时光倏忽而过，屋脊和门板上布满了它们的斑驳印记，却依然掩不住山门的恢宏气势。那是来自大唐的气势。
此时，中国营造学社的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就在禅寺的大殿内。他正趴在脚手架上，一下下擦拭积满灰尘的大梁，以辨认因年代久远而暗淡模糊的墨迹。当最后一行墨迹重见天日，梁思成带着一身尘土笑得像个孩子。
此前数年，他已经辗转了半个中国，考察了不计其数的古建筑，但最开心还是这一天的发现。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一天。
他找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建于875年，即唐大中十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
当时夕阳映得整个庭院都放出光芒，佛光寺出檐深远，斗拱宏大，衬上美极了的远山，于他有如人间天堂。当晚，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从事古建筑调查以来最快乐的一天。
当梁思成还沉浸在发现佛光寺的巨大喜悦中时，抗日战争爆发了。
战事急转直下，他不得不扶老携幼逃离京城，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流亡生涯。战乱中，他和家人流离，病倒，穷困，再病倒……无论是身体条件、工作环境还是生活水平，无一例外都在走下坡路。
但他依然一心扑在中国古建筑的研究上。一面像“乞丐”一样四处讨要经费和生活用品，一面注释《营造法式》；一面操持家人的一日三餐，一面编写《中国建筑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古建筑是他的精神支柱。
而他对古建筑的爱是不分国界的，即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夏，梁思成在盟军的军事地图上，特意标出了日本古都京都和奈良的位置，使得保有大量唐风古建文物的两大古都幸免于难。
49年初，他和陈占祥联合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被否决了。在他眼里，“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北京城，即将迎来分崩离析的命运。
在北京市对街道的拆改扩建过程中，梁思成和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上，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吴晗急了站起来指责梁思成说：
“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
气得梁思成当场痛哭失声。势单力薄，但他还是坚持己见。周恩来不得不亲自出面，找他做工作。两人恳谈了几乎两个小时，梁思成还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斜照，渐落西山时的美丽景象。周恩来最后只回了一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不难想象他当时的无奈心伤。他说：“每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每剥去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这样的痛苦，与精神凌迟何异？！
当时他能够支撑下来，恐怕要归功于他心中的另一个挚爱——爱国。至于幸与不幸，很难评说。
当然，还有他的心肝宝贝北京城要顾好。他约上陈占祥做出了“梁陈方案”，并自信满满地把它呈了上去。
可惜，他迎来的是一波接一波的古建拆除运动。拆完城墙拆城楼，拆了城楼拆牌楼……
既然北京城的破坏在所难免，好，那他就退而求其次，总有一些古建文物是拆不得的！比如故宫，比如北海团城，比如东、西四牌楼……直到目睹一座座古建倒在他脚下，他才忍无可忍，痛心疾首地甩下一句话：
“五十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如今，再看新永定门和雄安新区，不得不承认，他确实是对的。
无法磨灭的地位
49年后，梁思成在古建筑保护上屡屡受挫。学术上，他的理论和主张也多次受到不公的批判。
先是建筑工程部开的头，拉开了批判“大屋顶”（即仿古建筑）运动的序幕，梁思成被列为头号对象。
批判中，颐和园畅观堂专门成立了一个批判梁思成的写作班子，参加的人有各部委的，包括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等。在压力下，清华建筑系的师生们，也开始撰写文章批判系主任梁思成。
实际上，梁思成对那种简单模仿宫殿建筑的“大屋顶”建筑并不满意，更没有设计过一座大屋顶的建筑。甚至仿古建筑他也只设计过一个，即扬州市的鉴真纪念堂。
而且那时“复古主义”风格，也是拜苏联老大哥之赐。即所谓“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都是在苏联专家倡导之下流行的。当初大家都接受这个理论，到头来却把主要矛头指向梁思成，怎么也说不通。
不久后，他撰文喊冤：直到今天，我还搞不清楚“大屋顶”的定义是什么！《营造法式》和《清式营造则例》虽然是我整理的，但你看上面写着“随宜加减”，我没有要建筑师把它当公式，生搬硬套啊！有人责备我是复古主义者，我不能接受。
后来这场批判及时刹车，被定性为学术领域的问题。使得梁思成没有像胡适、胡风及梁漱溟一样被划为“右派”。
但在随后的文革中，他就没那么幸运了。
文革一开始，梁思成就被揪了出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他必须每天挂着巨大的黑牌子出门，到大字报栏学习、反思，然后再一遍遍地写检查。出席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和不定时的抄家更是家常便饭。
清华两派斗得最狠的时候，全校员工的工资停发，梁思成还被狠狠敲诈了一回。当时几个自称是“井冈山”总部的人，带着手枪和匕首冲进梁家。为首的一个指着梁思成问：“现在全清华的革命群众都在挨饿，你知不知道？”
“我……我听说停发工资了。”梁思成低声道。无休止的批斗和病弱的身躯过多得消磨了他的信念和意志。
“你打算怎么办？现在是看你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我……我愿尽我的力量，我们的家务是林洙管，我不知道家里有没有钱。”
“放屁！你没有钱，谁有钱？你每月三四百元的收入，全是人民的血汗钱，你知道吗？现在你哭他妈的什么穷？你对革命群众是什么感情！”他抬起手给了思成一个耳光。
梁思成晃了一下几乎摔倒。此时的他，如同一个行将就木、胆小怕事的市井小老头，无论是意志上还是体力上，都失去了反抗的能力。
在他生命最后的那几年，除了躺在北京医院的病床上休养外，他做的最多的就是写检查，偶尔回首往事。
后来，他努力地追赶形势，急剧改造自己，“只因唯恐落后，所以拼命向前”。眼看自己坚持的建筑理想已经被现实全面打倒，而他的学术立场也如同在流沙上，游移不定。
回顾他的一生，前半叶是在父亲的盛名之下徐徐展开的，中途追求建筑理想并收获学术成果，后半叶则被政治运动所累。建筑学既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也给他的晚年招致了无边的政治风波。他在政治漩涡中，一步步妥协，一步步改变自己的建筑理念，一步步推翻自己的学术立场，一步步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最终在无休止的摇摆中迷失了方向。
但好在没人能够夺走他的学术地位，即使是他自己也不行。要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开山人物，古建筑保护的第一人，除了他，我保证你再找不出第二个。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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