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右）跟江青在一起。（网络图片）
中共特务头子康生，一生大搞逼供信，迫害无数人。仅在1943年，康生在陕甘宁边区就以逼供信卑鄙残酷手段抓出“特务、叛徒、内奸”1.5万人。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68年，台湾国民党情报局放出康生曾经被捕叛变的消息，让这个迫害狂心惊胆颤，恼怒非常。为了掩盖真相，他勾结中共公安部长谢富治，下令上海市公安局立即处决此案主要当事证人卢福坦，并迫害被牵连的知情人。
据王学亮在《党史纵横》上披露，1969年11月，由北京公安部派出的一行人神色匆匆地出现在上海市公安局。来人向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了一份“秘密”文件：一封有康生亲笔签字和谢富治批准的处决命令。
这封“来头”相当大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近30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的。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北京方面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然而，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公安局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公安部的代表还对上海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即在处死“犯人”之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言，能不能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卢福坦已经老迈年高，体弱不堪。最后上海公安局采取的办法是，以吃饭为名“请”卢福坦“喝酒”，把他灌醉后再执行枪决。
死去的这位老人名叫卢福坦，山东泰安人，曾是中共“五大”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1932年12月被捕叛变，后成为国民党中统特务。1950年5月被共产党抓捕后，一直秘密关押在上海。
1932年12月，卢福坦被英国巡捕抓获，随即被递解到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关押。根据后来警察局的资料显示，卢福坦被捕后迅速叛变，其速度比之前的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还要快，并成国民党中统调查室的候补特务。卢福坦曾经向国民党交待了一位中共要员康生在1930年被捕叛变的秘密。
康生当年被捕入狱，后来是通过国民党中央要员丁惟汾的疏通才得以出狱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少人知道的。1949年，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在被接手时有一部分丢失了，还有一部分被转移到了台湾。所以康生被捕后的具体细节只有在卢福坦给国民党交待事实时被提及过。而中共党内当时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陈赓一人。陈赓对这件事始终没有和其他人提及，直到1955年批判“高饶集团”时，陈赓才顺便提了一句。
后来知道康生这件致命丑闻的人是曾任中共华东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的饶漱石。饶漱石曾专门派人到上海市公安局调查康生在上海的背景，所以最早看到卢福坦这份报告。饶漱石看完报告后，将报告的内容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听完汇报后并没有立即答复，这件事就被搁置下来。
60年代，谢富治奉命去上海公安局调阅了饶漱石当年看到的这份档案的原件，并且做了相关的记录。对调阅卢福坦的交代材料这件事情，康生本人并不知道，他唯一知道的是饶漱石在背后搞他的黑材料，而对谢富治后来的调查，康生不知情。康生更不知道卢福坦在1950年5月被捕，一直被秘密关押在上海一处不为人知的地方。
1968年，台湾情报当局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北京，首先被红卫兵头目蒯大富等人获悉，随后报告给了江青和康生。康生这时才知道卢福坦的事情。最让康生恼火的是，因为红卫兵的冲击，上海市方面没有做到足够的保密，卢福坦居然和造反派组织的几名头子在提审时谈到了一些30年代的内容，居然还上了简报。
康生通过江青等人公开宣扬自己从没有被捕，他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康生还找到谢富治质问这件事情的来由，并问谢富治，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谢富治要康生签字，说只要他签字就可以生效。就这样，康生和谢富治先后签署了立即处决卢福坦的命令。
看似事情就此了结，但是康生没有想到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这个影印件到了文革结束后，被当时审查干部的中纪委发现，中共内部有人准备据此定论康生是叛徒。然而，主要当事人卢福坦已经不在了，所以中共当局到最后还是没有形成结论。最后一个知道康生这件事的饶漱石也在“文革”中病故，康生因为这件事曾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密调工作，被牵连的一些知情人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
不过，康生急于处死卢福坦并要求“封嘴”这一举动，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的迫害狂自己就是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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