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五大“支柱”及其危机(图)
中共气数已尽（图片来源：Getty Image）
【看中国2017年8月12日讯】民主国家的支柱是宪法，宪法是本国历史经验教训的积累，加人类文明的成果，加制宪年代人民的意愿，是一国公民的最大共识。执政党和官员可以走马灯似的不断轮换，惟有宪法不可轻易修改。对宪法的任何修改，都必须经过专门的修宪公投，通常需要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民众支持。国家有专门负责维护宪法权威的最高法院或宪法法院等权力建制，裁决涉宪纠纷。任何人违反宪法，都会受到追责。
共产党也有宪法，但基本上是一张纸，任何一级的任何党员干部都可随时随地违反宪法，一个小小的派出所所长，都能把行使言论自由或集会自由这些宪法权利的公民给抓起来，判个五年十年的。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来，有违反党章政纪遭到惩罚的，却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因违反宪法受到过追究。相反，倒是不断传出有维护宪法的、坚持按宪法规定行事的公民或官员，丢掉饭碗，失去政治前途，遭到逮捕判刑。这是个违宪有功，护宪有罪的奇葩国家。
共产党国家没有宪法，并不说明共产党没有支柱。没有宪法的共产党有五大支柱。
共产党最大的支柱是它的高度组织化。
在组织内形成严密的分工合作体系。这套组织体系，主要表现为党章，但党章与宪法差不多，并不具有最高效力。典型的如毛泽东的一生行事就经常无视党章，再如邓小平以军委主席废除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任总书记，都没把党章当回事。
共产党的这套组织系统主要表现为事实形态，即权力机关网络。如同渔网需要经线和纬线才能编织成网，这个权力机关网络包括纵的和横的两个层面，纵横交织，整个中国都在网里。纵的层面，从总书记，经省、市、县、镇，直到最基层的村级党支部，一级管一级，形成一套严丝合缝的“命令－服从”体系。横的层面，在每一级内部，又有横向的分工合作，书记居中协调，党委成员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纪委、地方军队、党委办、组织、宣传，和各政府部门，各守一路，可把一省一县管得严严实实，在最佳状态下，这个权力网络能及时有效地实现对民众和社会事务的全面管控，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管着你的。
严密的组织化是共产党最大的最根本的本钱。
第二大支柱是它的意识形态。
如果把一级管一级的有分工有合作的组织机构比作硬件，意识形态就是它的软件，是驱动硬件运转的程序。尽管马列主义在其发源地和世界范围内已被证明不是什么真理，更不是宇宙真理，但中共仍然将这种学说奉为党的指导思想，原因一是马列主义是共产党取得和维持一党垄断执政权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源泉。否定它，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自身，所以必须咬牙死守，鸭子死了嘴巴还得硬着；二是共产党一整套组织架构在开始就是用马列软件量身定制的，它只适应这套程序，离开了这套程序，就无法运转，就可能解体。
第三大支柱是军警暴力。
共产党以暴力起家，靠暴力发家，也靠暴力护家，离开了暴力机器，靠讲理执政，就随时会输。暴力是共产党的底牌和后盾。
第四大支柱是它的新陈代谢系统。
这种系统包括两大子系统，一是新老党员的与时更替，也就是负责纳新的机关工委、党校和后备队伍共青团，负责退出的老干局、离退休干部养老医疗加纪委的组织惩诫等一套进入与退出机制。这套机制承担着共产党内部的特权分配、秩序维持、新陈代谢和组织扩张；另一个方面是以组织部为主要职能机构的干部选拔考核机制。没有这套机制，共产党就成为死水一潭。
第五大支柱是财政。
共产党据国家为己有，党在国上，党领导一切，拥有一切，就是通常所说的“一切都是党的”，“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管。”国库党库不分，每年十余万亿的国家财政收入，是共产党这套机器得以运转所必不可少的动力系统，同时也是上级用来购买下级忠诚、购买社会支持、以维系各级和社会对上级党领导效忠必不可少的能量来源。
上面这五大支柱，无一不是共产党维持统治地位的命根所在。六十多年来，共产党主要就靠这五根支柱维持着，至今还未倒。
但是，在经过六十八年的风雨侵蚀之后，共产党的这五大支柱都出现了裂缝。
首先，在组织化方面，
纵的层面出现了上级意志难以下达，下级不服上级、贿赂上级、欺蒙上级的问题，导致政令难出中南海和腐败公行；横的层面，则出现了部门间的争权夺利和效能低下，普遍出现分工重叠，合作困难，相互扯掣推诿。但最要命的问题还不在这些，而在最高层，在最高层的组织化失灵。
这种组织化失灵在毛泽东年代就出现过。毛泽东作为中共的党主席，既依赖组织，又时常抛开组织，搞一言堂，专制独裁，文革中发展到踢开党委干革命的地步，借助于造反派的力量，既打乱了纵的一级管一级的命令服从体系，也打乱了横的分工合作体系。
邓小平为纠此弊，想通过恢复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搞集体领导，他以为集体领导才是让共产党这套严密的组织有效运转的最佳程序。只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就能既避免一把手一言堂的弊端，又能保证党机器正常运转。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恢复共产党从延安到文革前期的严密组织体系，结果证明这套时灵时不灵。1989年时不得不用枪杆子解决问题，对江泽民的接班人不得不自己隔代指定个胡锦涛。邓小平以一人之权，隔代指定接班人就是对民主集中制的嘲讽。然而这还不是民主集中制遇到的最大问题。
最大问题出现在胡锦涛担任一把手的年代，政治局常委会内部是九龙治水，九个执政，各管一摊，互相不服，互不合作，胡锦涛的总书记有名无实，重大决定必须由常委会外部、退了的前任“核心”江泽民拍板才能算数。组织丧失了分工合作的优势，权力间无法协调，相互打架，争权夺利，高度腐化堕落，滑向崩溃的边缘。正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失灵。
习近平先生上台后，才重新向毛泽东的统治方式回摆，强调核心。为什么要重树核心？树核心是不是习近平个人的意志，我们不知道，但共产党这套机制需要一个核心，才能把分散的权力团结起来，避免散架。
只要共产党存在一天，核心与集体领导之间的这对矛盾就会存在，不可克服，是共产党这种组织之癌。这个癌从制度层面看，其实是没有宪法，缺乏制衡机制，各大权力机关缺乏有清晰边界的分工基础上的合作所导致的，它是从前苏联学来的常委制、党委制自身的缺陷。从权力的结构和功能层面看，它是立法决策权与执行权不分造成的。
立法和决策以追求公平正义为原则，需要会集众智，需要吸纳民意，顺应民心，不能搞一个人说了算，必须规避公权力沦为少数人或集团谋利的工具。执行需要效率，需要一个人负责，如果是七个人负责，就会丧失效率，相互掣肘。常委全面负责制（地方是党委全面负责制），集立法决策和执行于一身，就把两种相互存在冲突的职能集于一身。所以，这种体制永远无法克服这对矛盾。只要继续实行常委制、党委制，国家就将既不可能实现公平正义，也不可能获得高效率。此外，大陆现在至少从正当性层面看，国体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在人民共和国里，民权才是核心，每个公民理当是自由平等的，没有谁是核心，谁是外皮。核心也许有助于解决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协调问题，但解决不了民众对权力来源是否正当的认同问题。
其次，意识形态出现了大麻烦。
马克思主义是产生于十九世纪的学说，是马克思坐在大英博物馆里凭空臆想出来的，其学说在其祖国德意志和学术的发源地英格兰，都被边缘化了，说白一点，这种西方的学说在西方已经破产了。列宁主义在俄国被否定得更厉害，据说现在俄罗斯都把列宁定为俄奸，已经是反面角色，有害的东西。马克思列宁既不是中国人，也从未来过中国，怎么能够为中国量身定做一套理论刚好可以指导中国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是西方的，马列主义也是西方的，共产党反西化，怎么就不反马列主义？马列在其祖国都被视为祸害，你们还把他们当宝贝供着，自由民主在全世界都被视为治国、强国和富民的良方，反而当祸害时刻提防，世上有这么愚蠢的吗？现在共产党坚持以马列主义为中国的指导原则，在逻辑上已经说服不了中国人，在世界上也不可能找到真正的知音和朋友。可以说，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共产党现在遇到的挫败最为强烈，而且不可恢复。它恢复马列地位的所有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又无法否定马列，也不可能重新创造一套学说取代马列。意识形态这根支柱是已经从中心烂了，目前仅仅只是在靠宣传机器舞枪弄棒勉为支撑。
其三，军警也出现了大麻烦。
习近平上任后，花巨大力气搞军事改革，对军队原有的番号全部打乱，重新编组，政治部降级，原因就是郭伯熊徐才厚领军期间的军官几乎都是用钱买的，据说连义务兵都是买的，他们只对其恩主效忠，当兵的目的不是为国效忠，而是升官发财，玩弄美女，战斗力基本上是个笑话，负责军队人事考核任命的政治部成为买官卖官的军官批发部。因此，不改不行。这种改革前景如何，目前尚难断定。但有些副作用现在就可以看得到。一个副作用是改变番号和重新编组后，过去的所谓军史、战史基本作废（退伍军人、异议人士任铭先生语），各部队的荣誉史得从零开始；另一个副作用将在五年后集中体现出来，习近平军委主席任命了一大批高级将官，这批将官现在肯定积极为提拔自己的领袖效忠，只是，在习近平任期届满，新的军委主席上任后，怎么办？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军队以领袖为效忠对象，而非以国家为效忠对象不可避免的问题。
习近平先生就任总书记后，首先要解决来自党内高层政治对手的威胁和可能来自军队的威胁，就需要强力部门的配合，没有嫡系兄弟卖力效忠，就是光杆司令，什么也做不成。他需要借力才能打力，他借的这个力，一个是中纪委，一个就是警察。通过雷洋案和709案，可以看到，警察成为习总书记的坚定支持力量后，出现了滥用权力的问题。警察滥用权力，执法违法，也许还有尾大不掉，已经成为在国内给共产党制造敌人、激化矛盾、在国际上影响声誉的一支重要力量。
其四，新陈代谢系统是共产党面临的最为严重且不可克服的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丧失了真理地位，新入党的青年基本上不可能是冲着什么理想信念来的，更多的是冲着升官发财和地位荣耀才入党。通过令计划案，可以看到团派精英腐败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其实共青团名为共产党的后备力量，不满一党专政的干部并不少，1957年反右中共青团高级干部反对一党专政的就颇不乏人。讲台上、课堂上、教科书里理想信念的高调，与现实的腐烂和领导的傲慢，会促使所有良知未泯的青年深刻反思体制之弊。来自于人性的自觉，与党性的反人性要求，这之间有极其巨大的反差，会将共青团里真正的精英推向反面，这是仅凭说教和权钱收买所解决不了的。
新陈代谢系统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干部的选拔机制。由于拒绝自下而上的公平竞争，实行自上而下的选拔，任何一个官员被选上总书记、书记等位置，都难以服众。这正是薄熙来的“为什么是他，不是我”之问。这样的疑问存在于千百万干部心中。
反民主的干部选拔制度有两个问题永远无法解决：
一是每次总书记一职的轮替，都可能爆发宫廷政变甚至战争。我们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之所以现在能有14亿人口，都与从周朝开始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的共识有关系，这也是周边没有能够确立嫡长子继承制的蛮夷戎狄的文明一直逊于汉族的原因。这种制度尽管不能避免一切权力争斗，但在大多数年代确实减少了潜在的统治集团内讧导致的内战发生的频率，从而给文明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和平环境。战争则只会毁灭文明。美国选举制度的优越性之一，就是很好地解决了权力的代际交接和承续问题。共产党拒绝自由选举，实行小圈子选择继承人，很难给予新的最高领导人以真正的权威和声望，无法提供民众对新任国家领导人的认同，也无法保障新任领导人忠于人民和国家，无法规避其只忠于权贵小集团。
二是地方官员的轮替，也面临同样的困境。选谁，不选谁？到底有什么标准？谁也说不清道不白。谁上谁下，凭的是领导赏识。官员进步只能拼表现，拼名，拼媚，拼钱，拼爹，拼学历，甚至拼床上功夫，这样选拔上去的干部，没几个有民意支持，也没几个会对民众负责，更谈不上什么威望。没有公开公平的竞争，官员之间的竞争就只剩下尔虞我诈和行贿受贿。
其五，财政危机随时可能爆发。
信念不起作用后，官员忠诚和社会支持便只能通过钱来购买，对钱的需要便会不断增加。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特点，尽管从毛泽东年代就不断叫嚷“精兵简政”，但到现在，中国大陆财政供养人数占国民总数的比例，已经远远超过历朝历代，也远远超过欧美日台。共产党越壮大，官员队伍就会越强大，对民间财富的需索也就必定增加。不断增加的税收需索，本来需要税收基础也不断增长，方可持续。但过高的税收，必定伤害民众扩大生产的潜力，导致税基萎缩。现在地方财政的70%左右用来养人，无法回馈社会以增殖新的财富，部分地方政府举债度日，中央政府也有印钞救急之嫌，这些都将破坏资源的增长潜力。同时，贪官和国企抽逃资金，财富二次分配不公，维稳经费和军费增长，养老基金透支，通货膨胀，国际汇市波动，股市楼市跳水，等等，都可能发生，都能造成金融危机，都可能危及财政这根支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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